事实的真相，当然远非潘钜楹心中简单腹诽的“赶时髦”或“争宠”那般肤浅。
紧随广东之后，相继通电全国宣布向东北军“无条件投诚”的这两个省份。是四川与湖南。
它们处境与动机，远比地处南粤的广东更为复杂和急迫。
它们和广东一样，都是北洋集团抵御护国军北伐攻势的最前沿阵地。
但承受的压力与面临的危机，甚至比孤悬岭南的广东更加深重、更加迫在眉睫！
此时的北洋集团中枢，早已是一盘散沙，内斗不休，政令不出京城，军令难达四方。
无论是段祺瑞还是冯国璋，都忙于巩固自身权力、防备对手。
他根本无力也无意组织起强大的后续援军，去支援远在西南与中部的四川、湖南这两个战火纷飞的“前线”。
在护国军持续不断的猛烈进攻下，四川与湖南的北洋守军损失惨重，防线摇摇欲坠。
两省督军眼看着援军无望，败局似乎已定。
距离被护国军完全攻陷，或者被迫步某些南方省份后尘，宣布“独立”并最终加入护国军阵营的时间，似乎已进入倒计时。
四川督军陈宦，在政治立场上，与龙济光有相似之处，都属于北洋体系内较为坚定的“忠袁”派。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绝不愿意接受战败的命运，更不甘心屈身加入他视为“叛逆”的护国军阵营。
当然，支撑这份“忠诚”的基石，或许根本上还是不愿失去，他作为一省督军的赫赫权势与既得利益。
眼看着袁世凯这棵大树将倾，而北洋内部又无人施以援手，陈宦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与绝望之中。
湖南督军汤芗铭，此刻的处境则更为尴尬和危险。
他起初同样是打着“忠袁”旗号的地方实力派。
但在护国军凌厉的攻势下，湖南接连丢城失地，局势迅速恶化。
为了尽快停止这场似乎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战争，保住自己在湖南的统治地位。
汤芗铭病急乱投医，听信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的劝说或暗示。
参与了那份着名的“五将军密电”事件，间接向袁世凯施加了压力。
这一举动，使他陷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困境。
在袁世凯眼中，他已是不忠的附逆之徒，憎恶有加。
在北洋内部，段祺瑞虽可能暗许，但鞭长莫及，无法给予实质支持。
冯国璋则更多是冷眼旁观，甚至可能将其视为棋子。
汤芗铭发现自己正处于被各方嫌弃的孤立状态。
只能依靠手头日益衰弱的兵力，在护国军的猛攻下苦苦支撑，朝不保夕。
就在这山穷水尽、几乎无路可走的绝境时刻。
广东督军龙济光那份向东北军“投诚”的通电，如同黑暗中的一道闪电，为陈宦和汤芗铭照亮了另一条可能绝处逢生的道路！
……
龙济光“扯虎皮做大旗”的示范。
即通过宣布投靠正在“抵御外侮”的东北军，为自己披上“爱国御外”的正义外衣，从而在道义上束缚、迟滞护国军的进攻！
这让他们看到了保住现有权势的一线曙光！
于是，陈宦与汤芗铭几乎是争先恐后地“学习”并效仿了龙济光的做法。
他们相继向全国发表通电，高调宣布四川、湖南两省，也将“无条件”加入到“正在英勇抗击列强侵略”的东北军阵营之中！
他们同样在电文中恳请东北军政府“指导”、“接管”，并表示愿意“深造”，措辞与龙济光如出一辙！
陈宦和汤芗铭心中拨打的算盘，与龙济光几乎一模一样。
四川、湖南两省，与沈阳同样隔着千山万水，距离遥远。
等到东北军政府真有余力，并且决定派出军政人员跋山涉水前来实地“接管”时。
恐怕远东的战事早已尘埃落定，天下大局亦已明朗。
到那个时候，交不交权、如何安置，恐怕很大程度上已由不得他们这些小军阀自己做主。
而是由最终胜利者的意志和力量对比来决定。
而现在，他们迫切需要的是解决眼前的生存危机。
通过扯上东北军这张“抵御外侮”的“虎皮”，他们有可能立刻在舆论和道义上对护国军形成反制，吓阻或至少暂时迟滞其攻势。
护国军若继续猛攻，就要背负“不顾民族大义、攻击御外力量”的骂名。
这在以“爱国”为旗帜的护国军内部，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
如此一来，陈宦和汤芗铭便可能赢得宝贵的喘息时间，暂时稳住阵脚，保住督军的头衔和残存的权力基础。
同时，这也是一种为未来“买保险”的策略。
万一将来局势有变，例如东北军意外受挫，或出现其他新的强权。
他们因为今日这番“投诚”操作而争取到的时间，可以让他们有更长的缓冲期来观察风向、设整战略和重新准备应对之策。
这手“虎皮计”，对于身处绝境的川湘二督而言，既是一剂救命的强心针，也是一步预留退路的活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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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未必真的相信或指望东北军立刻前来。
但他们确信，这面借来的大旗，足以在当下这个混乱而危险的时刻，为他们提供最急需的庇护与喘息之机。
……
随着身处战争最前沿，正被护国军攻略的广东、四川、湖南三省督军，接连发表那份措辞“恳切”、宣布加入“正在抵御外侮”的东北军阵营的全国通电。
原本攻势如虹、志在必得的护国军，顿时有些“麻爪”了，前线部队集体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与混乱境地！
打，还是不打？
这突然变成了一个极其棘手的战略与道义难题。
消息传开，不仅护国军内部哗然，关内其他各派势力。
无论是北洋集团中的观望者，尚未卷入战火的中立省份督军，还是各种地方性政治经济团体，乃至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与普通民众。
在最初的惊愕之后，无不发出惊叹乃至略带讥讽的议论：
“这也太绝了吧？！居然能想出这种法子？
把向东北军‘投诚’，直接当成了一张可以免遭护国军攻击的‘护身符’、‘免死金牌’来用？”
龙济光、陈宦、汤芗铭这三人的操作，以其赤裸裸的功利性与狡黠，刷新了许多人对政治权谋认知的下限。
面对如此“无耻”且直接击中其政治软肋的对手，护国军究竟该如何应对？
是应该无视这份“投诚”声明的投机性质，继续坚持军事行动。
与正在逼近的协约国联军（至少在客观上）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去对付这些名义上是“自己人”（同为“民国”阵营）的省份？
还是真如龙、陈、汤三人所算计的那样。
在民族大义与“御外”的政治正确压力下，只能无可奈何地暂时罢兵，眼睁睁看着原本即将到手的胜利果实从指缝中溜走？
在后方大本营云南昆明，护国军总司令唐继尧最初的怒火与本能反应，是坚决否认这三份通电的有效性。
他主张立刻对外宣布：龙济光、陈宦、汤芗铭的宣言纯属“投机取巧”、“虚伪无效”！
理由听起来也很充分：这三个人，无论是此前还是发表通电之后，都未曾为“抵御外侮”出过哪怕“一分力”、流过“一滴血”！
他们只是利用东北军与协约国对抗的时机，行金蝉脱壳、保全自身之实，根本不配享有“御外”力量的道义庇护。
唐继尧认为，护国军应当继续执行原定军事计划，彻底消灭这些“伪投诚”者，以免养虎为患。
然而，这一次，身处前线、直接指挥大军，对战场态势与士兵情绪有最直观感受的两位重要将领。
即在四川前线指挥护国军第一军的蔡锷将军，以及在广西前线指挥部队即将踏入广东的李烈钧将军。
他们却提出了与唐继尧迥异的意见，且态度异常坚决。
他们的核心论点，直指护国军运动的立身之本：
“护国军的根本理念是什么？”
蔡锷的质问沉重而锐利，“是‘护国’！是扞卫这个国家，维护它的主权与尊严。
如果现在，有其他中华民国军队，哪怕只是名义上的，正在宣称或准备抵御外国侵略。
而我们护国军却继续从背后攻击他们，这叫什么行为？
这与我们所反对的‘卖国’、‘引狼入室’，在本质上又有何区别？
我们护国的旗帜，还如何能立得稳？
士兵们将为何而战？
民众将如何看待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