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杨大帅于沈阳那番石破天惊的宣告，连同新生的“中华民国临时国防军政府”成立及一系列震撼决策，以全国通电的形式传遍大江南北之时。
一石激起千层浪，瞬间在这古老而饱经忧患的国度掀起了轩然大波。
那些曾奔走呼号于街头、热血激昂于广场的爱国学子与市民，那些将救国希望寄托于东北军铁肩之上的仁人志士。
在乍闻通电内容之际，心头无不涌起一股近乎沸腾的狂喜。
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民气与公理的伟大胜利！
关内十三省区与特别区的“归附”，仿佛是为已然敢于独抗列强联军的东北巨人，披上了一副更为厚重坚实的铠甲。
东北军变成了“国防军”，这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更，更象征着一种力量的汇聚与升华。
从偏师精锐，一跃而成代表半壁江山的国家柱石。
在许多乐观者充满激情的想象图景中，这支得到关内“广泛支持”的崭新武装，实力必将空前雄厚。
那原本似乎孤悬关外、独木难支的抗敌伟业，骤然间显得前景光明了许多。
战胜远渡重洋而来的协约国干涉联军，似乎从一场悲壮的豪赌，变成了颇有胜算的较量。
四万万同胞挣脱百年枷锁、洗刷民族耻辱的曙光，仿佛已穿透阴霾，近在眼前。
一个真正独立强盛的中华民国之崛起，似乎已是指日可待！
这股乐观的情绪如野火般蔓延，感染了无数同样只窥见这宏大叙事表象的普罗大众。
街头巷尾，茶馆酒肆，充满了对“国防军”必胜信念的议论与期待。
然而，在这片几乎一边倒的激昂声浪之下，却潜藏着一股冷静乃至忧虑的暗流。
一些目光更为深邃、思虑更为周详的有识之士，并未被这表面的凯歌所迷惑。
他们逐字研读那份沉甸甸的通电，当目光落在最后那几行关于国防军“即日挥军入关”、“前往九省驻防换防”的明确报告示上时，心头不禁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云。
他们的忧虑，恰恰源于这看似增强实力的“联合”表象之下，可能隐藏的战略困境。
关内诸省区的加入，在法理与声势上固然壮大了“临时国防军政府”的规模。
但在这些清醒者眼中，这非但未必是即时的战力加成，反而可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个迫在眉睫的战略分散点！
那“即日入关换防”的命令，白纸黑字，公告天下。
这意味着，国防军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大军事动作，不是进一步向朝鲜半岛、黄海之滨集结精锐，以应对即将登陆的协约国联军主力。
而是要将一支主力集团军——第三集团军——调转兵锋，西进南下，深入关内各省。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些有识之士在心底无声地叩问：
强敌环伺于国门之外，大战一触即发。
此时正应攥紧拳头，集中所有精锐于一点，以求在决定国运的决战中争取一线胜机。
为何反而要在此紧要关头分兵？
入关换防，固然有整肃内部、巩固后方、展示权威的必要。
但所需耗费的时间、精力，以及最关键的——宝贵的、久经战阵的主力部队。
在当下这个节骨眼上，岂不是一种惊人的战略稀释？
敌人乃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军事同盟，挟工业革命之伟力，舰炮犀利，组织严密。
国防军本当以全力，甚至超常之力应对，岂可未战先分其势？
他们更看到那“即日”二字所蕴含的无可退却的刚性。
通电既已昭告天下，这便是国防军政府的权威基石，是向内外展示其言出必践、令行禁止的决心。
无论出于何种深层战略考量，此时绝无可能收回成命。
为了这新生的“中华民国临时国防军政府”不至于甫一成立便威信扫地，遣军入关已成必然之举。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可如此一来，那最关键的问题便如巨石般压在心头：
国防军，真的强大到足以同时应对两条战线了吗？
即对外迎击世界最强的军事联盟，对内完成对关内广袤区域的实质性控制与威慑。
国防军的高层们，究竟是如何权衡这其中的利弊？
难道他们看不出其中的风险？
还是说，他们看到了常人所未能窥见的更深层逻辑，或是拥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自信与底牌？
又或者，这入关之举本身，便是应对强敌之策的一部分，只是其脉络曲折隐晦，不为外人所知？
这些纷乱的思绪、深重的疑虑，在这些有识之士心中交织缠绕，令他们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他们预感到，这纸通电所带来的，远非简单的士气提振。
而是一场更为复杂、险峻的国运博弈的序幕。
然而，纵有千般忧虑，万种纠结，他们此刻也无力改变那已然从沈阳发出的、决定着千万人命运的铁一般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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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沈阳那汇聚了新旧思潮与焦灼期盼的城垣之内。
已然有不少心怀国运、目光深远的士绅、学者乃至退役将领。
怀揣着与那些远方忧心者同样的疑虑，亲身前往新成立的国防军政府办公处所，恳切陈词，直言进谏。
他们或引经据典，剖析中外战史，强调集中兵力之要。
或慷慨激昂，陈述当前危局，痛陈分兵可能带来的风险。
然而，无论是委婉的建议还是直率的警告，所得到的回应却几乎是整齐划一的、带着几分礼貌却不容置疑的疏离：
“此系军事最高机密，诸君美意心领。
请务必相信国防军政府统帅部的深远谋划与决断，请坚信国防军必将克服万难，赢得最终胜利！”
相信？
他们何尝不愿相信这面骤然树起、承载了太多人希望的新旗？
可理智冰冷地提醒着他们，即将面对的敌人，并非昔日某个单一的列强。
而是几乎囊括了此时世界所有顶级强权的协约国集团！
那是一个以工业实力、全球殖民网络和近代军事体系编织而成的庞然巨物。
任何与之对抗的力量，都需要倾尽所有，甚至需要奇迹。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看似分散兵力的举动，都难免被放大解读为致命的失误。
然而，面对那扇已然关闭的咨询之门和斩钉截铁的信心宣示。
这些满怀忧国之思的人们，最终也只能化作一声长叹，将满腹的疑虑与不安深埋心底，步履沉重地离去。
沈阳的天空下，国防军政府的意志如同一道坚固的闸门，将外界的纷扰与质疑隔绝。
只留下内部运转的、不为外人所知的巨大轰鸣。
与这些或激昂、或盲从、或忧思的“局外人”相比。
真正被那纸通电与沈阳会议决议深深搅动、乃至感到切肤之痛的，乃是关内那些拥兵自重、各怀机心的军阀势力。
他们的反应，远非简单的乐观或忧虑所能概括。
而是交织着算计、权衡、惊惧与不甘的复杂图景。
对于“中华民国临时国防军政府”的横空出世。
对于这个新政权以如此强硬姿态向整个协约国集团宣战。
乃至对于“东北军”更名为更具国家色彩的“国防军”。
这些在权力场中浸淫已久的督军、巡阅使们，其实并不感到过分的意外与突兀。
自“投诚”风潮借电波席卷南北之日起，稍有政治嗅觉的人便已预感到，东北方面绝不会仅仅满足于名义上的归附。
如此大张旗鼓地收揽旗帜，其背后必然伴随着一个更具统合性，也更加强势的新权力框架的构建。
因此，当这些消息正式公布时，他们大多只是心中了然。
暗道一声“果然来了”，甚至有些早已暗中调整了应对策略。
然而，通电与决议中另外两项内容，却像精准投入不同油锅的水滴，在他们中间激起了截然不同、却同样剧烈的反应。
其一，便是“陆海空三军大元帅”之职的设立，并由杨不凡亲任。
消息传开，无论是仍在勉力维持北洋门面、内部却已裂隙丛生的段祺瑞、冯国璋等派系首领。
还是远在西南、正与北洋残余及内部纷争纠缠的护国军高层，如唐继尧等人。
初闻之下无不心神剧震。
但震惊过后，一种复杂的“理应如此”之感又迅速弥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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