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材料递到省里后的第二天，清远市住建局的走廊里明显冷了半截。
不是气温冷，是人心冷——那种“大家都在等风向”的冷。
林远到的时候，常务副局长正站在窗边抽烟，烟灰掉了半截都没弹。见他进来，副局长把烟按灭，开门见山：“省里这回问的不是隐私，是‘越权’。他们说我们用协调小组当万能钥匙，今天能为红灯介入，明天就能替企业压供应、替领导压项目。”
林远点头：“他们终于打到根上了。”
“根上”这两个字说出来，屋里一瞬间更安静。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隐私泄露是事故，补丁能补；而“越权”是性质，一旦坐实，试点不是补不补的问题，是该不该存在的问题。
副局长把省里的函件推过来，上面只有几行字，却像钉子：
——请提交“协调介入触发条件、权限边界、负面清单、可审计证据链”，并说明“如何防滥用”。
林远看完，没急着表态，先问：“材料是谁递的？他们举了什么例子？”
副局长苦笑一下：“例子很阴。说红灯那次，我们让供应商恢复排车，是行政干预市场；还说你们搞的数据分级，是借机扩权、搞数据管控，最后会变成‘谁不听话谁就被红灯’。”
林远把函件放回桌面：“他们不是怕我们干预市场，他们是怕市场从饭局回到合同，从模糊回到留痕。”
副局长盯着他：“那你说，怎么回？”
林远没有说“解释”，只说：“上锁。”
下午三点，市里临时把几个部门拉到一起：住建、交易中心、司法局法制科、网信联络、质监站，还有纪检派了一个人旁听。
会议室里气氛很微妙。有人怕试点被叫停，有人怕试点继续扩，更多人怕的是——这套东西一旦变成制度，谁都可能被它卡住。
司法局法制科的科长先开口，语气特别“法条”：“你们这套协调介入机制，必须回答三个法律问题：第一，触发条件是否明确；第二，介入行为是否属于法定职权；第三，救济路径是否存在。否则就会被认定为事实行政行为，风险很大。”
交易中心的人补了一句更现实的：“还有第四，不能碰招投标底线。你们只要被抓到一次‘换供应商、换中标人’的影子，所有努力归零。”
质监站的人却反过来提醒：“如果边界太虚，我们现场就没法用。红灯不介入、黄灯不解释，最后还是回到扯皮。”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像在拉扯一张网：拉紧了怕勒死人，拉松了又兜不住。
林远一直没抢话，直到争论绕回“万能钥匙”四个字。他站起来，把白板上那四个字圈了起来，然后在下面写了一个更刺眼的标题：
“介入不是权力，是流程服务。”
他转身，声音不高，却把话说得很硬：“我们先把‘协调小组’的权限砍到只剩两件事：协调窗口期、协调审批链。除此之外，全部写进负面清单，谁碰谁违规。”
有人立刻反驳：“那供应链怎么办？红灯不就是因为供应链卡住吗？”
林远点头：“供应链可以协调，但只能协调‘履约’与‘信息对称’，不能协调‘价格’与‘指定’。”
他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下四条触发条件，写得像工程节点一样：
1）必须是公共项目或重大民生配套（旧改安置、市政道路、保障房等）
2）必须出现红灯，且红灯原因由监理\/质监站确认属实
3）必须先完成责任链签署与公开更新（不许越过留痕直接介入）
4）介入结果必须可审计：会议纪要、审批流转、回执编号齐全
然后他在旁边写出更关键的——负面清单，写到每个人看了都心里发凉：
不得要求企业更换中标人、供应商、分包商
不得以红灯名义对非公共项目进行干预
不得以“协调”企业捐赠、赞助、变相利益输送
不得用公开信息制造“点名羞辱”，只能记录“履约事实”
纪检旁听的人这时终于开口，声音不大，但非常冷：“最后两条建议加进去：
二，所有介入纪要进入备案库，随机抽查，谁越界谁担责。”
会议室安静了两秒，随后有人开始点头——不是因为认可林远，而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只有把万能钥匙锁进条款里，试点才可能活下来。
锁边界的同时，对手没闲着。
当天晚上，林远的秘书又收到一条“很像安排好的”投诉线索：某个本地开发商在市里递交申请，要求把他们的商业项目也纳入“红灯协调”，理由是“同样涉及居民利益”。更巧的是，他们的供应商正是前几次跳车的那家商砼站。
你要是同意介入商业项目，对手就能说你越权、搞选择性干预；
你要是不同意，对手又能说你双标、透明只对自己人。
书记在电话里急得声音发紧：“他们这是逼你出手。”
林远却很平静：“那就让条款出手，不让人出手。”
第二天一早，住建局把“介入申请”，措辞非常死板，也非常锋利：
——建议申请方按市场合同与司法途径解决履约争议；
——如涉及群体性风险，可由街道启动信访解释模板，但不触发协调介入。
回函一发出去，那家开发商立刻在行业群里带节奏：“看吧，所谓透明，就是官商勾结，想帮谁帮谁。”
群里一片热闹，等着看林远怎么“辩”。
林远没辩，他做了另一件更狠的事——把“触发条件+负面清单”做成一份对外可读的a4公示版，贴到试点项目的公告牌旁边，标题就六个字：
“协调介入边界”
底下只有三栏：能介入什么、不能介入什么、怎么审计。每一条都是让人舒服不起来的规矩。
当天中午，质监站的老工程师路过公告牌，看完那张a4，突然对书记说了一句：“你们这是给自己上枷锁。”
书记苦笑：“不上枷锁，别人就说我们拿钥匙乱开门。”
老工程师点点头：“枷锁上了，才像制度。”
省里复核会在周五。
那天早上，林远去得很早，带着三样东西：
一份“介入触发条件与负面清单（正式版）”
以及一份“拒绝介入商业项目的回函与留痕”。
会议室里，省住建厅监管处的处长翻了几页，抬头问的第一句就很尖：
“你们把权限砍这么死，现场遇到供应商拒供怎么办？你们靠什么让它恢复？”
林远没有说“靠协调小组”，只说：“靠合同履约、靠事实留痕、靠替代方案的法定路径。协调小组能做的是把窗口期协调出来，把审批链跑起来，让合同履约有路走。但它不能替市场定价，更不能替企业选人。”
处长又问：“那你们怎么保证不会被滥用？比如领导一句话就让你们介入？”
处长看着那行字，沉默了几秒，忽然问：“你是不是在把‘试点’变成一套新的权力结构？”
林远摇头：“不是新的权力结构，是旧权力的笼子。权力不可能消失，但它可以被记录、被审计、被限制。我们要做的是——让大家以后少靠一次电话，多靠一次回执。”
会议室里有人轻轻叹了口气，那不是赞叹，更像是认可一种“不得不”的现实。
散会前，处长把文件合上，给了一个不算表扬的结论：“你们这份负面清单写得够狠。狠得让人不舒服，但也正因为不舒服，才有可能被当成样板。回去把‘拒绝介入商业项目’的案例写进说明书，作为防滥用的反例。”
走出会议室时，副局长终于松了口气：“这关算过去了？”
林远没说“过去”，只说：“上锁只是第一步。下一步，他们会换刀——去卡工程安全，卡质量事故，卡真正能把人压垮的东西。”
副局长看着他：“你怎么总觉得他们不会停？”
林远笑了笑，像是被现实教出来的那种笑：“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赢一局，他们是为了让规则永远上不了桌。”
他抬头看了眼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面天很亮，却并不温柔。
“但现在，至少这把钥匙被锁进条款里了。”他说，“下一次谁想乱开门，就得先砸锁——砸锁就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