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老烟斗之盖房
，黄铜烟锅被岁月磨得发亮，烟杆上结着一层厚厚的烟油，那是他攥了半辈子的念想。可那年头，念想不值钱，那杆烟斗被收废品的估了价，十块钱。
十块钱，在那个粮食都要论斤称着过日子的年岁里，能换半袋玉米面，能给我扯一身过年的新布衣，也能成为一场家庭战争的导火索。
那年的年味，是从腊月二十三祭灶糖的甜香里透出来的，可甜香飘不进我们家的土坯房。屋外的风卷着雪粒子，敲打着糊着旧报纸的窗棂，屋里的空气却比窗外的寒风还要冷。父亲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那杆老烟斗，烟圈一圈圈漫过他皱巴巴的脸，母亲坐在炕沿上，手里纳着我的鞋底，针线穿梭的声音，一声比一声沉。
“那十块钱，得留着给娃交学费。”母亲的声音带着点颤，针尖一下扎进了手指，血珠渗出来，她慌忙用嘴嘬了一下，眉头皱得更紧了。
父亲把烟锅在门槛上磕得邦邦响，火星子溅在冻硬的泥地上，瞬间灭了。“学费急什么？开春再说！我寻思着，先添几根椽子，西厢房的顶子都漏了，开春下雨水不得灌进来？”
“添椽子？几根椽子多少钱？你那十块钱够干什么的？”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手里的鞋底摔在炕席上，“你当我不知道？你是想留着那钱，跟你那帮酒肉朋友喝两盅吧！”
“你胡说八道什么！”父亲猛地站起来，胸口剧烈起伏着，他瞪着母亲，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我这辈子，啥时候为自己喝过一盅闲酒？”
争吵像一把点燃的柴火，越烧越旺。那些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的委屈，那些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的琐碎，都借着这十块钱，一股脑地涌了出来。我缩在炕角，捂着耳朵，不敢看他们通红的脸，不敢听那些像刀子一样割人的话。
不知是谁先提了那杆烟斗，父亲像是被戳中了痛处，他冲进里屋，把那十块钱从炕席底下扯出来。那是一张皱巴巴的纸币，被母亲熨帖了好几遍，平平整整地躺着。父亲的手在抖，他盯着那张钱，像是盯着什么不共戴天的仇人，然后，他猛地发力，双手一撕，再撕，那张十元纸币，瞬间碎成了无数片，像散落的雪花，飘了一地。
“撕了！都撕了！这日子，没法过了！”父亲吼完这句话，转身摔门而去，凛冽的寒风裹着雪沫子涌进来，吹得我打了个寒颤。
母亲站在原地，怔怔地看着地上的碎纸片，半晌，她蹲下身，肩膀微微耸动起来。我看见眼泪从她的指缝里渗出来，一滴一滴，落在那些碎片上，晕开小小的湿痕。她没有哭出声，只是默默地捡着，一片，又一片，像在捡拾一地破碎的日子。那些碎片太小了，她的手指被纸片划破了，渗出血丝，她也浑然不觉。
我挪过去，蹲在她身边，帮她捡。小小的纸片，沾着灰尘，沾着眼泪，我们母女俩，在昏暗的油灯下，一片一片地拼。母亲的手很巧，那些碎得不成样子的纸片，在她的手里，慢慢显露出原来的模样。她找来浆糊，把碎片粘在一张旧报纸上，压得平平整整。
后来，那张粘好的十元钱，竟然真的花出去了。母亲带着它，去供销社换了半袋玉米面，还有两尺蓝布。她说，日子总要过下去，钱碎了，人心不能碎。
那件事，像一根刺，扎在了我记忆的最深处。而那年的大年初一，更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光景。
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村里就响起了鞭炮声，噼里啪啦的，透着喜庆。按照老家的规矩，大年初一不能哭，不能说丧气话，不能扫院子，要图个一年的好彩头。母亲起得很早，她给我穿上那件用蓝布做的新衣裳，又给我梳了两个羊角辫，她对着镜子，抿了抿头发，扯出一个笑来，可那笑，比哭还难看。
“走，妈带你逛去。”她拉着我的手，声音软软的，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
街上很热闹，孩子们穿着新衣裳，追着跑着，手里拿着糖葫芦，脸上挂着笑。大人们互相作揖拜年，说着“新年好”“万事如意”的吉祥话。母亲牵着我，慢慢走着，她的脚步很沉，眉头一直皱着，眼角的泪痕，怎么也遮不住。
路过村东头的老槐树时，一阵风吹过，母亲打了个哆嗦，她下意识地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我抬头看她，她的眼睛红红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不肯掉下来。
我们走着走着，就到了叔叔家附近。叔叔家的新房刚盖了主体，红砖砌的墙，水泥抹的顶，在一片低矮的土坯房里，格外扎眼。那时候村里盖房，都是这个样子，先把主体盖起来，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至于院墙、大门，还有屋里的粉刷、灯具，都得等攒够了钱，再慢慢添置。叔叔家的院子，也是光秃秃的，没有院墙，没有街门，一眼就能望到屋里的摆设。
我看着那座新房，忽然想起了我们家。
我们家的宅基地，原本是分给父亲的。那年村里划宅基地，父亲揣着攒了大半年的积蓄，兴冲冲地去了，可回来的时候，却耷拉着脑袋，说宅基地给了叔叔。母亲当时问他为什么，父亲蹲在地上，闷头抽烟，半天才说：“我是老大，让着点弟弟咋了？他刚成家，没地方住。我这不是还有地方凑活吗？”
母亲当时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抹了抹眼泪。
父亲说的凑活的地方，就是爷爷留下的老宅子。那宅子是个四合院，上屋住着叔叔和婶婶一家，东厢房住着奶奶，我们家住西厢房，南边的小土房，是厨房。院子没有院墙，也没有街门，平日里就用柴火垛挡着门口。那些柴火，是父亲一捆一捆从山里背回来的，烧一点，就少一点，柴火垛越来越矮，门口的豁口就越来越大，路过的人，一眼就能看见院子里的鸡飞狗跳，看见我们家的窘迫。
叔叔盖房的时候，父亲忙前忙后，帮着和泥，帮着搬砖，晒得黝黑，瘦了一圈。叔叔过意不去，塞给他两包烟，父亲摆摆手，说：“一家人，客气啥。”
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父亲要把宅基地让给叔叔，为什么我们家只能住在漏雨的西厢房里。后来我才明白，那是父亲的无奈，也是他的兄弟情长。他不是没有实力，是被贫穷困住了手脚；他不是不想要，是怕弟弟没地方落脚；他更知道，就算我们搬出去，也没钱盖房，到头来，可能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叔叔也懂，他说，等他日子过好了，就帮我们盖房。
可日子，哪有那么容易就好起来。
那天，我和母亲路过叔叔家的新房，看见大姑从武陟来了，提着一篮子鸡蛋，正站在门口和婶婶说话。大姑看见我们，笑着招手：“他嫂子，带着娃过来唠唠嗑啊！”
母亲扯了扯嘴角，想笑，却没笑出来。她拉着我，低着头，快步走了过去，小声说：“不了，我们还有事。”
我回头看了一眼，大姑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婶婶的眼神里，带着一丝同情。
那天我们没逛多久，母亲就带着我回了家。一进院门，她再也忍不住，靠在门框上，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声不大，却像一把锤子，一下一下砸在我的心上。我站在她身边，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默默地递上一块手帕。
奶奶从东厢房走出来，叹了口气，拍了拍母亲的背：“别哭了，大年初一的，不吉利。日子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
母亲点点头，擦干眼泪，却还是止不住地抽噎。
日子会好起来的，这句话，奶奶说了很多遍，母亲也说了很多遍。
后来，叔叔家的新房终于砌了院墙，安了铁门，刷了白墙，屋里亮堂堂的。而我们家的西厢房，还是老样子，顶子漏雨，墙壁斑驳，门口的柴火垛，终究是烧完了，门口敞着，像一张咧开的嘴，诉说着我们家的艰难。
再后来，我长大了，离开了老家，去了城里读书，工作，成家。我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房子，那些高楼大厦，宽敞明亮，比叔叔家的新房还要气派。可我总忘不了老家的那个四合院，忘不了西厢房的漏雨的顶，忘不了没有院墙的门口，忘不了，忘不了那张被撕碎又粘好的十元钱。
很多个夜晚，我都会做梦，梦见自己回到了那个老宅子。院子里，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烟圈袅袅；母亲坐在炕沿上纳鞋底，针线穿梭；奶奶坐在东厢房门口，晒着太阳；叔叔和婶婶在院子里追着孩子跑，欢声笑语。门口没有院墙，没有街门，阳光洒进来，暖洋洋的，一切都那么安静，那么祥和。
醒来的时候，眼角总是湿的。
我知道，那个没有院墙的家，那个漏雨的西厢房，那些被贫穷困住的日子，那些争吵和眼泪，那些无奈和温情，都已经刻进了我的骨血里，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早就不见了踪影，那张粘好的十元钱，也早就花出去了，可它们，却像一盏灯，照亮了我走过的路，告诉我，无论日子多么艰难，只要人心不散，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总有盼头。
如今，老家的老宅子早就拆了，盖起了新的小楼，院墙整齐，大门气派。可我还是常常想起那个没有院墙的家，想起那年的十块钱，想起，想起母亲含泪拼凑的碎片。
那些记忆，是刻在我生命里的烙印，永远，都不会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