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末的省城像个蒸笼。
筒子楼的走廊里热浪滚滚，家家户户敞着门，穿背心的男人摇着蒲扇。
陆明辉坐在桌前，汗珠顺着鬓角流下。
电风扇是借的，吱呀吱呀转着，吹出的风也是热的。但他顾不上这些。
桌上摊着信纸。
抬头空白，这是匿名信。他握着钢笔，笔尖悬在纸上，墨水滴落，晕开一个小圆点。
窗外传来邻居吵架声：
“你家衣服滴我家被子上了！”
“风刮的，怪我？”
陆明辉皱眉，起身关上窗。世界安静了些。
他重新坐下，开始写：
“尊敬的县革命委员会领导：”
停笔。
太正式了。匿名信应该更直接。
他换了一张纸：
“青山村合作社问题严重，请领导查处。”
还是不好。
撕掉，再换。
第三张纸，他决定单刀直入：
“举报青山村合作社走资本主义道路，具体问题如下——”
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
他写得很慢，每个字都斟酌。要像普通社员的口吻，不能太文绉绉。
“第一，分配不公。社长陆远拿钱最多，普通社员干得多拿得少。”
这是真的，但也是假的。
陆远确实拿得多，但社员们没意见。不过举报信不需要真相，只需要疑点。
“第二，用工超标。合作社雇了二百多人，超过规定编制。”
昨天他估算过，确实超了。政策规定，社队企业用工不能超过社员总数一定比例。
“第三，设备来路不明。加工厂的机器，可能是走私货。”
这是猜测，但说得斩钉截铁。
“第四，账目不清。从没公开过详细账目，肯定有问题。”
“第五，占用耕地。药材基地占了三十亩好地，违反政策。”
“第六，产品质量差。蘑菇酱里吃出过虫子，药材以次充好。”
一条条写下来，足足写了三页纸。
写完最后一条，陆明辉放下笔，活动酸疼的手腕。窗外天色暗了，路灯亮起。
母亲推门进来，端着绿豆汤。
“写什么呢？一整天没出门。”
“材料。”陆明辉把信纸翻过来。
母亲没多问，放下碗：“趁凉喝。今天供销社来了绿豆，排了半天队。”
绿豆汤很稀，没几颗豆。
陆明辉喝了一口，甜味很淡。糖是凭票的，母亲舍不得多放。
“妈，爸那边有消息吗？”
“托人打听了，在第三农场。”母亲坐下，眼睛红了，“听说很苦，要干重活。”
陆明辉握紧碗。
“明天我去农场看看。”
“后天是十五号，探视日。”母亲说，“我跟你一起去。”
喝完绿豆汤，母亲去公共厨房做饭。陆明辉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
地址写：县革委会信访办公室。
落款写：青山村一社员。
他盯着“社员”两个字，笑了笑。那个社员可能正吃着陆远带来的好日子，却被他代表了。
但无所谓。
战争就是这样。无辜的人总要被卷进来。
晚上九点，母亲睡了。
陆明辉轻手轻脚出门，走到街角的邮筒。绿色的铁皮筒立在路灯下，投信口像张开的嘴。
他左右看看。
街上没人，只有蝉鸣。他把信封塞进去，听到轻微的落地声。
完成第一步。
走回筒子楼时，他在小卖部买了包烟。老板娘认识他。
“小陆，回来了？”
“嗯。”
“你妈今天买了绿豆，我看见了。”
“天热，降降暑。”
“是啊。”老板娘叹气，“今年夏天特别热。听说农村旱了，庄稼不好。”
陆明辉心里一动。
“哪里旱了？”
“北边几个县。”老板娘说，“青山村那边还好，有水库。”
青山村。
这个名字像根刺，扎在心里。
回到房间，母亲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陆明辉躺在小床上，盯着天花板。
他在想那封信。
什么时候能到县里？谁会看到？会怎么处理？
县革委会信访办每天收到很多信，大部分石沉大海。得想个办法，让这封信被重视。
第二天一早，陆明辉又去了邮局。
这次他多寄了两封。
一封给地区革委会，一封给省农村工作办公室。内容一样，但措辞微调。
给地区的信强调：“县级可能包庇，请地区督办。”
给省里的信写：“典型不能掩盖问题，请省里关注。”
三封信，三个层级。
总有一封会引起注意。
寄完信，他去银行取了钱。母亲给的存折上还有三百块，父亲留下的。
“取两百。”
柜员是个年轻姑娘，看了他一眼：“全取？”
“留一百。”
钱是十元一张的大团结，厚厚一沓。陆明辉数了二十张，装进内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