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陈默，站在“北疆工业遗址公园”的开幕台上。脚下，玻璃地面映着天花板的射灯，也映着下方静静陈列的、锈迹斑斑的旧机床。它们象一头头进入永眠的钢铁巨兽，成为了历史的注脚。
台下第一排，左边是西装革履的官员和投资方；右边，是我的父亲陈建国和他的老伙计们，他们清一色穿着洗得发白却熨烫平整的旧工装，脊梁挺得笔直。
司仪将话筒递给我，掌声响起。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一震，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弹出：“骗子！你和你爸，都是踩着工厂的尸骨和工友的血汗上位的！”
血液“嗡”地冲上头顶。我下意识地看向父亲，他平静地看着我，浑浊的眼神里有一种磐石般的坚定。我忽然想起了1998年那个夏天，他对即将离家的我说：“走吧，走出去，才能找到更好的活法。”
那一刻，我明白了。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人，用一辈子的坚守和汗水，做的是一个“活下去”的梦；而我们这一代人，奋斗的是一个“强起来”的梦。这两个梦，象两条河流，最终汇流在一起，它的名字，就叫中国梦。
念头落定，心中翻涌的情绪稍平。我再次望向父亲，他花白的鬓角在灯光下有些刺眼。就在这一刹，台上演讲台的原木纹路，仿佛幻化成了二十多年前家里那张旧饭桌的木质纹理。一股熟悉的、混合着夏夜潮气和老旧工厂区特有铁锈味的空气，裹挟着记忆，扑面而来。
眼睛里，不由得浮现出那个年代。
1998年的夏天，蝉鸣得比现在凶得多，一声接一声，撕扯着江北机械厂家属区凝固的、沉闷的空气。
我攥着那张轻飘飘、又重逾千钧的南方大学录取通知书，汗水浸湿了背心。飞跑过斑驳的红色砖墙，墙上新刷的标语刺眼——“减员增效，下岗再就业”。
推开虚掩的家门，饭桌旁，父亲陈建国挺直的脊梁，第一次在我眼里显出了弧度。桌上没有饭菜，只摊着几页纸。他的对座，是徒弟赵斌，一个膀大腰圆的汉子，此刻却缩着肩膀，眼圈通红。
“师傅……这字，我签。”赵斌的声音哑得象砂纸磨过铁锈。他手指颤斗着，在那份“工龄买断协议”上，摁下一个鲜红的手印。那红色，灼得我眼睛生疼。
父亲没有看我，只把一杯白酒推到赵斌面前。他那只大手，长满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机油污迹，在推过酒杯时，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他的声音低沉却稳：“厂子能黄，手艺黄不了。以后有难处，还得来找我。”
赵斌没端酒，猛地起身，朝父亲深深鞠了一躬，扭头就走，与门边的我撞个满怀，却象没看见似的，跟跄着融进了门外白花花的日光里。
饭桌上的沉默，比刚才的对话更压人。我把通知书放在桌上，推向父亲。
父亲陈建国扫了一眼，脸上沟壑般的皱纹纹丝不动。他抬手给自己斟满了酒，仰头饮尽，喉结剧烈地滚动一下。“知道了。路给你铺了，能走多远，看你自己的造化。”
预想中的喜悦，半句没有。母亲张秀兰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格子围裙，从厨房出来，利落地把碗筷摆上桌，几乎没发出什么磕碰的声响。她看看我，又看看丈夫，最终只化作一声轻微的叹息。“吃饭吧。”她说，声音飘忽。
晚饭是罕见的沉默。直到窗外厂区下班的汽笛嘶哑地拉响，划破夜空。父亲放下碗筷，没看我们，只盯着窗外那片沉寂下去的厂房轮廓。“下个月，”他声音不大，却象锤子砸在我心上，“厂里决定，拍卖三车间。”
我猛地抬头。三车间，那是父亲待了三十年的地方。
“为什么？”我脱口而出。
“为什么？”父亲终于转过脸，昏黄的灯光下，他的眼神疲惫而锐利，“因为那些机床，快二十年了，生产的东西，没人要了。”他站起身，走向里屋，在门口停住，背影如山。“时代变了，小子。光靠流汗，吃不饱饭了。”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毫无睡意。鬼使神差地起身，走向厂区。
三车间没锁。我推开门，一股熟悉的机油味混着铁锈味扑面而来。月光通过破旧的窗，照亮几台覆盖着防尘布的机床轮廓。
一个黑影，伫立在最大那台机床前。是父亲。
父亲陈建国没开灯，就着月光，用一块沾了机油的白布，一遍遍，极其缓慢而专注地，擦拭着冰冷的金属机身。他的动作轻柔得象在抚摸熟睡婴儿的脸。月光勾勒出他微驼的背影，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虔诚的孤独。
我屏住呼吸，悄悄退了出去。
回到家中，发现饭桌上，父亲那本红封皮的“省劳模”证书下，压着几张存折和一沓现金。母亲红着眼圈从里屋出来，低声说：“你爸……把买断工龄的钱，还有咱家这些年的积蓄，都取出来了。他说，你的学费、往后几年的花销，不能断了。”
我站在原地，喉咙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窗外，最后一盏厂区的灯，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