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三的dna排除，像一记重锤，不仅砸碎了之前的侦查方向，也迫使李明浩和张建军以全新的、更审慎甚至更冷酷的目光，重新审视整个案件，以及那个终于被置于聚光灯下的中心点——陈记杂货店及其经营者陈国栋。
在返回市局汇报并制定下一步详细计划后，他们获得了上级的明确指示：以陈国栋为重点，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外围调查和秘密监控，同时，为了不打草惊蛇，也为了彻底理清所有可能购买红塔山香烟的潜在人员，对九十年代杂货店的常客，特别是可能频繁购买红塔山香烟的人群，进行一次快速但有重点的梳理。这既是侦查的严谨性要求，也是一种策略——如果陈国栋真是凶手，那么排查他的顾客，可以混淆他的判断；如果凶手另有其人（是某个常客），也不至于遗漏。
八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刚过，青藤镇口陈记杂货店的门被推开。这一次，李明浩和张建军没有再穿警服，而是便装，但他们的气质和目的性，让店内原本就昏暗的光线似乎都凝滞了几分。
陈国栋正坐在柜台后面那把磨得发亮的旧藤椅上，手里拿着一个苍蝇拍，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膝盖。他还是那身仿佛万年不变的深蓝色旧工装，洗得发白，袖口和领子磨损得厉害。听到门响，他抬起头。
这是李明浩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如此专注地观察这个人。陈国栋看起来比实际年龄五十五岁要苍老一些，身材瘦小，甚至有些佝偻，面色是一种长期不见阳光的、缺乏血色的苍白，颧骨微微凸起，脸颊瘦削，使得法令纹和嘴角的纹路格外深刻。他的头发稀疏，灰白相间，梳得一丝不苟，却更显刻板。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不大，眼睑有些下垂，眼白微微泛黄，眼神平静，甚至可以说是空洞，但当李明浩的目光与之接触时，却能感觉到那平静下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冰封般的戒备和疏离。他的手指细长，骨节突出，指甲修剪得很短，但食指和中指的指尖，有明显的焦黄色烟渍，那是长期吸烟留下的印记。
看到来人是张建军（他显然认识）和一个陌生的年轻人，陈国栋敲打膝盖的动作停住了，但他脸上没有任何惊讶或惶恐的表情，只是慢慢地、无声地放下了苍蝇拍，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目光平静地看向他们，等着他们开口。
“老陈，打扰了。”张建军先开口，语气尽量平和，像是一次普通的走访，“有点事，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十年前店里卖的一些东西。”
陈国栋微微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依旧没说话。
李明浩上前一步，出示了警官证（虽然穿着便衣）：“陈老板，我们是市局刑警队的。十年前镇上的案子重启调查了，有些情况需要向你核实一下。”
陈国栋的目光在警官证上停留了一秒，又移开，脸上还是没什么表情，只是喉结不易察觉地滚动了一下，声音沙哑低沉，像砂纸摩擦木头：“嗯。问吧。”
“我们想看一下你店里九十年代，特别是1995年前后的进货和销售记录，主要是关于红塔山香烟的。”李明浩直接说明来意，同时仔细观察着对方的反应。
陈国栋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随即展开，语气平淡：“十年了，早没了。那些破账本，占地方，前几年收拾屋子，当废纸卖了。”他顿了顿，补充道，“红塔山，那时候是卖过。镇上跑车的、有点闲钱的，会买。具体谁买的，记不清了。”
“一点记录都没有了吗？比如进货单、发货单之类的？”张建军追问，目光如炬。
陈国栋沉默了几秒，似乎在回忆，然后慢慢站起身：“进货单……可能还有点残的，在里屋堆着，不好找。”他示意了一下柜台后面那扇通往里间的小门。
李明浩和张建军对视一眼，点了点头。陈国栋掀开油腻的门帘，率先走了进去。李明浩和张建军紧随其后。
里间比外面店面更显阴暗潮湿，面积不大，堆满了各种纸箱、空瓶罐、废旧杂物，空气中弥漫着更浓的霉味和灰尘气。靠墙有一张简陋的木板床，被褥灰暗。床边是一个老式的、漆皮斑驳的木柜子。最引人注目的是，木柜子顶上，放着一台外壳已经发黄、落满灰尘的日本产“松下”牌老式录像机，旁边散乱地堆着十几盘用硬纸壳做外壳的录像带，录像带没有贴标签，外壳也是空白的，显得很是神秘。角落里，摞着几个装过水果的破纸箱，里面塞着一些破烂账本和单据。
陈国栋走到纸箱旁，弯腰在里面翻找了一会儿，灰尘飞扬。他抽出一张边缘破损、字迹模糊的泛黄纸张，递了过来。
李明浩接过，戴上手套仔细查看。这是一张手写的送货单，抬头是县里一家副食品批发部的名称，日期是“1995年6月20日”。在货物明细里，确实有“红塔山（硬盒）10条”的字样，后面有单价和总价。单据最下面有陈国栋一个歪歪扭扭的签名和“货已收”字样。这证实了当时他确实进了不少红塔山香烟。但单据本身，并不能提供购买者的信息。
“只有进货单，销售记录真的找不到了。”陈国栋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语气依旧平淡，“卖了多少，卖给谁，真记不清了。每天人来人往的。”
张建军没有在记录问题上继续纠缠，他话锋一转，目光锐利地看向陈国栋：“老陈，1995年，具体是七月十二号晚上到十三号凌晨，八月二十五号傍晚，还有十月十八号晚上，这三个时间点，你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
这是直接询问不在场证明了。问题抛出，里间狭小的空间空气仿佛瞬间凝固。
陈国栋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不是惊慌，而是一种深沉的、混合着不悦和被冒犯的阴郁。他下垂的眼睑抬了抬，迎上张建军的目光，那眼神依旧平静，却像深潭下的暗流。“张所长，”他刻意用了十年前的称呼，声音更哑了些，“你这是什么意思？怀疑我？”
“例行询问，所有相关人员都要问。”张建军语气不变。
陈国栋沉默了片刻，似乎在强压着某种情绪，然后缓缓道：“我还能在哪？就在这店里。晚上关门，就睡这后屋。我一个人，没老婆没孩子，没人能给我证明。但我没杀人。我一个开小店的，杀人家姑娘干什么？你们不能看我没亲人没靠山，就随便冤枉人。”
他的辩解听起来合情合理，独居老人的常态。但那种过于平静的反应，以及提到“没亲人没靠山”时语气里一闪而过的怨怼，都被李明浩敏锐地捕捉到了。
“我们没说是你，只是需要核实清楚。”李明浩缓和了一下气氛，目光却似无意地扫过那台老录像机和那堆空白录像带，“陈老板，那录像机还能用吗？录的什么？”
陈国栋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眼神微微一闪，随即恢复了平淡：“早坏了，十来年没动过了。以前进过一些空白带，想着录点电视节目，后来也没弄，就扔那儿了。”
这个解释听起来也合理。但一台“坏了”的录像机和一堆“空白”带，为何还保留在如此显眼的位置？李明浩记下了这个疑点。
他们没有在里间久留，知道再问下去也很难有更多收获，反而可能引起对方过度警觉。告辞离开时，陈国栋送他们到店门口，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那双泛黄的眼睛，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才慢慢转身，拉下了那扇半旧的木门板，从里面闩上了。杂货店提前打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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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杂货店，李明浩和张建军并未走远。他们来到镇上的老供销社——如今已经改制，但还有些老员工留守。张建军找到了当年在供销社负责香烟柜台的老职工周师傅，一个头发花白、记忆却还不错的老人。在表明身份和来意（以调查其他经济问题为由，避免直接关联命案）后，周师傅被请到了供销社后院一间安静的仓库里。
“红塔山？九十年代那会儿，可是好烟。”周师傅抽着张建军递过来的烟，眯着眼回忆，“咱们供销社也卖，但量不大，主要是供应镇上的干部和几个厂子的领导。私人买得多的……除了偶尔办喜事的，就是那些跑长途的司机，舍得花钱，要提神。”
“跑长途的司机？有印象特别深的吗？”李明浩引导着问。
“有啊！陈卫国嘛！”周师傅几乎不假思索，“那时候他开大卡车，跑省际长途，经常半夜路过咱们镇，有时候在我们这儿歇脚加油，就会买两包红塔山，说劲儿大，熬得住夜。这人吧，开车技术不错，就是……就是作风有点问题。”周师傅压低了声音，“听说在外面跑车的时候，不老实在，因为嫖娼还被外地派出所抓过，罚过款，在司机圈子里名声不太好。后来好像九十年代末就不怎么跑长途了。”
陈卫国！又一个姓陈的，但与陈国栋无关，是卡车司机。
“他后来去哪儿了？还在镇上吗？”张建军问。
“在！怎么不在！”周师傅道，“不开大车了，攒了点钱，在镇上西街那边开了个出租车公司，弄了几辆小车，当起小老板了。日子过得挺红火。”
李明浩立刻请求查看供销社可能保留的九十年代销售记录。周师傅带着他们在一个落满灰尘的档案柜里翻找了好一阵，终于找到一本1995年的香烟销售明细账。账本是用复写纸手写的，字迹有些褪色，但还能辨认。翻到七、八、十月附近，果然零星记录着“陈卫国 - 红塔山（硬） - 1包”、“陈卫国 - 红塔山（硬） - 2包”等条目，时间大致在月中和月末，与案发日期并不直接重合，但证明他确实是那段时期红塔山的稳定消费者之一。更重要的是，供销社的记录显示，陈卫国在案发时间段（深夜或傍晚）出现在镇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他有深夜路过、停车购买香烟的习惯。
一个跑长途、有嫖娼前科、习惯深夜活动、且抽红塔山香烟的卡车司机——这几乎符合警方对凶手侧写的多个特征：有交通工具（便于移动和选择偏僻地点），可能对女性有扭曲欲望，夜间活动自由，有特定香烟嗜好。
陈卫国的嫌疑，瞬间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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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青藤镇西街，“平安出租车公司”的招牌挂在临街的两层小楼上。楼下是办公室和司机休息室，门口停着几辆红色夏利出租车。
李明浩和张建军直接走了进去。办公室不大，装修简单，一个微微发福、穿着不合身西装、正对着计算器按个不停的中年男人抬起头。他看起来四十出头，圆脸，有些谢顶，眼神精明里带着一丝江湖气。正是陈卫国。
看到两个陌生人进来，陈卫国习惯性地堆起笑容：“二位，打车还是……”话音未落，他的目光落在张建军脸上，笑容顿时僵住了。他显然认出了这位十年前镇上赫赫有名的老所长。而当李明浩出示警官证时，陈卫国的脸色“唰”地一下白了，额头瞬间冒出一层细汗。
“陈卫国，我们是市局刑警队的，关于一些旧事，需要你协助调查。”李明浩开门见山。
“我……我早就改邪归正了！那些不干净的事儿，我多少年不沾了！”陈卫国急忙辩解，声音有些发颤，显然以为警察是冲着他当年的嫖娼记录来的。
“别紧张，不只是那些事。”张建军示意他坐下，“我们想了解一下，1995年，你还在跑长途卡车的时候，具体是七月十二号、八月二十五号、十月十八号这几个晚上，你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
听到这三个具体日期，陈卫国的脸色更加难看，眼神闪烁，但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努力回忆着：“十……十年前？这谁记得清啊！我天天跑车，到处跑……”
“好好想想！这很重要！”李明浩加重了语气。
陈卫国掏出手帕擦了擦汗，眼珠子急速转动。突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猛地一拍大腿：“等等！我想起来了！95年……对！95年夏天和秋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跑一条固定的长途线，给市里一家厂子往南边拉建材！那条线一趟来回得四五天！”
他站起身，走到办公室角落一个老旧的绿色铁皮保险柜前，蹲下身，哆嗦着手开始拧密码。“我……我有个习惯，重要的货运单、过路费票、加油发票，都会留着，有时候对账用……我找找！我记得那段时间的单子好像都还在！”
保险柜打开，里面塞满了各种陈年的票据，用橡皮筋捆成一扎一扎。陈卫国急切地翻找着，手指因为紧张而不太灵便。终于，他抽出几扎颜色泛黄的单据，摊在办公桌上，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快速翻检。
“看！这里！”他抽出一张印制粗糙的“货物运输托运单”，发货日期是“1995年7月10日”，发货单位是林城某建材厂，收货单位是邻省某市建筑公司，承运人签名是陈卫国。单据上记载的货物预计到达时间是7月13日中午。
“七月十号发的车，拉一车预制板，路上不能开快，到地方至少得13号了！十二号晚上，我肯定还在路上！大概……大概在江西和湖南交界那段山路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陈卫国急切地解释。
他又翻出几张同样皱巴巴的、盖着不同省份加油站公章的汽油发票，日期分别是7月11日晚、7月12日下午、7月13日清晨，加油站地点都位于那条长途线路沿途的省份，与他的行车路线吻合。
接着，他又找出了八月和十月的类似单据。八月的一份托运单显示他8月24日从邻省返回，8月26日才抵达林城附近。十月的一份则显示他10月17日出发前往外省，10月19日仍在途中。所有单据的时间，都与三起案发的具体日期错开，并且将他定位在远离青藤镇数百甚至上千公里的地方。
为了增加可信度，陈卫国还翻出了一张泛黄模糊的黑白照片，是某个路边加油站简陋监控的打印截图（当时监控极少，且像素极低），照片上一个模糊的人影正在给一辆大卡车加油，车牌号和车型与他当年那辆旧东风卡车相符，照片边缘有加油站手写的日期戳记“19951018 22:47”。虽然模糊，但足以作为辅助证明。
看着这些堆积在眼前、虽然陈旧但逻辑清晰、能够相互印证的票据和零星影像记录，李明浩和张建军的心慢慢沉了下去。陈卫国的不在场证明，看起来非常扎实。一个长途卡车司机，在案发时间拥有明确的、跨省的行车记录和消费凭证，他几乎不可能分身回到青藤镇作案。
“这些……能证明我不在了吧？”陈卫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汗还在流，但多了几分底气。
李明浩和张建军交换了一个眼神。虽然还需要对这些票据的真实性进行技术核查（比如笔迹、印章、是否存在伪造可能），但初步判断，陈卫国作案的可能性已经极低。
“这些材料，我们需要暂时借用，进行核实。”李明浩说道，同时取出了dna采集工具，“另外，陈先生，为了彻底排除某些可能性，我们需要采集你的dna样本，进行比对。希望你配合。”
听到要采dna，陈卫国脸色又是一变，但看了看桌上那些票据，又看了看面色沉肃的两人，最终还是颓然地点了点头，张开了嘴。
采集完唾液样本，李明浩和张建军带着那摞旧票据离开了出租车公司。陈卫国送他们到门口，脸上惊魂未定，反复念叨：“我真的是清白的……早就改好了……”
坐回车里，两人沉默良久。西斜的阳光将街道染成金色，却驱不散他们心头的阴霾。
“又一个排除了。”李明浩揉了揉眉心，“嫖娼前科，夜路频繁，抽红塔山……看起来那么像，结果却有铁证如山的不在场证明。”
张建军目光深邃，望向镇口的方向：“常客排查，看来很难有收获了。陈卫国的票据如果核实无误，那么当年频繁购买红塔山、且有作案时间和条件的人，范围就小得多了。要么，是某个我们还没发现的、极其隐蔽的常客；要么……”
他没有说下去，但李明浩明白他的意思。
要么，凶手根本不需要“购买”红塔山。因为，香烟的来源，就在他自己手里。
所有的线索，如同百川归海，在经过李强、赵老三、陈卫国这三道看似可能、却被一一证伪的岔口后，无可避免地，更加汹涌地指向了那个最初的、也是最终的源头——陈记杂货店，和那个名叫陈国栋的、独居的、拥有稳定红塔山香烟来源的店主。
那台蒙尘的录像机，那些空白的录像带，他平静到诡异的反应，手指上洗不掉的烟渍……每一点，都在无声地加重着他身上的疑云。
下一步，必须想办法，突破陈国栋这座看似沉默、却可能隐藏着滔天罪恶的堡垒。而关键，或许就在如何不动声色地，获取他的dna，让科学做出最后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