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临州。
这座城市在南都以北四百公里，不大，节奏很慢。秋天来得早，梧桐叶子黄得透亮，风一过，沙沙地落满人行道。我们的新咖啡馆，开在一条老街上，名字没换，还是叫“晨光”。店面比南都那个小一些，但有个小小的后院，阳光好的时候，能洒满大半个院子。
小姨在院子里种了些不怕冻的绿植，还有两盆菊花，开得正好。她好像比在南都时胖了一点，脸颊有了些血色，早晨在柜台后磨豆子时，偶尔会哼几句忘了词的旧歌。
日子似乎真的平静下来了。
早晨七点，我推开“晨光”的玻璃门，挂上营业的牌子。空气中飘着新鲜咖啡豆和烤面包的香气。第一个来的常客是隔壁书画店的吴老师，退休的老教师，每天雷打不动一杯美式，坐在靠窗的位置看晨报。
“小林，早啊。”
“吴老师早，报纸在架子上，自己拿。”
这样的对话简单、重复，却让人心安。没有审视的目光，没有暗藏机锋的试探，只有寻常市井的寒暄。
上午十点，收到一个没有寄件人信息的包裹，里面是几包南都特产的糕点，还有一张字迹工整的卡片：“新店开张，遥祝安好。一切顺利，勿念。陈雪。” 卡片背面用极小的字写了一个新的电话号码。我把它收进抽屉最里面。沈曼说过，陈雪在后续的清理行动中表现出色，已经正式调入了省厅的要案支队。她走在自己的路上，很好。
下午，我给阿彪发了一条加密的问候信息。他回复得很快，只有两个字：“都好。” 附了一张照片，背景是北方某个小城的街心公园，他穿着普通的夹克衫，坐在长椅上，旁边挨着一个穿着厚外套、戴着毛线帽的瘦小女孩，女孩侧着脸，看不清面容，但能感觉到她在笑。阳光很好，照在他们身上。阿彪的左手还不太自然，但脸上的线条柔和了许多。我知道，那是他妹妹。沈曼兑现了承诺，他们开始了新生活。
关于南都的消息，偶尔会从新闻里看到零星的后续报道。那场代号“清道夫”的联合行动被定性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胜利”，一批“黑恶势力保护伞”和“犯罪集团首脑及骨干分子”被依法宣判，其中包括老金、蝎子、白先生，以及赵明远手下不少核心成员。孙瘸子的名字没有出现，他像一块沉入水底的石头，只在特定的圈子里泛起过些许涟漪，便再无踪影。
赵明远的名字，只在早期通缉令上短暂出现过，后来便消失了。官方没有定论，民间说法很多，有说他淹死了，尸体不知冲到了哪里；有说他早就安排了金蝉脱壳，带着巨额财富偷渡海外；还有更离奇的，说他隐姓埋名，去了某个寺庙出家。我倾向于第一种。那天晚上他站在栈桥尽头的身影，那种彻底的疲惫和决绝，不像演的。江水流了这么多年，吞掉一两个人，连个泡沫都不会有。
但他的“系统”，或者说那套以技术为外衣、以贪婪为内核的掠夺模式，似乎并未完全断绝。沈曼上个月路过临州，私下跟我见过一面。她说，案件的深挖和后续处理极其复杂，牵扯出的利益网络盘根错节，有些线索指向了更远的城市和更高层级，已经不是她能跟进的范畴。她调去了一个新建的、专门处理经济犯罪和新型涉网黑恶犯罪的部门，继续和那些看不见的“系统”与“幽灵”作战。
“赵明远可能死了，但他打开的那个潘多拉魔盒，关不上了。”沈曼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眼神依旧锐利，“不过，那是我们的事了。你和苏姐，好好过你们的日子。”
我知道她的意思。我能做的，已经做完了。剩下的，是漫长的疗愈和重建。
重建自己的生活，比想象中难。
身体上的伤早已愈合，左腿的伤疤在阴雨天还会隐隐酸胀，提醒我那不是梦。心理上的疤痕，却更深，更隐蔽。有时夜里会突然惊醒，仿佛又听见砸门声和玻璃破碎的巨响；走在人流密集的街上，会不自觉观察每一个靠近的人的步伐和眼神；听到警笛声，心跳还是会漏掉一拍。
小姨也有变化。她不再像在南都后期那样时刻紧张，但变得异常谨慎。每天打烊后，她会仔细检查每一扇门窗，有时甚至检查两遍。她不让我晚上单独出门，哪怕只是去街角的便利店。我们很少谈论南都的事，那像一块共同的伤疤，刻意不去触碰，但它就在那里，影响着我们呼吸的节奏。
咖啡馆的生意不温不火，够付房租和日常开销，略有盈余。临州人似乎不太热衷于精品咖啡，更偏爱传统的茶和速溶饮品。但我们有一批固定的客人，喜欢这里的安静和阳光。这很好，我不需要太多热闹。
转折，发生在一个深秋的下午。
那天雨下得很大，没什么客人。我坐在窗边，翻看一本关于咖啡豆产地的书。风铃响了，一个穿着米色风衣、提着行李箱的女人走了进来。她看起来三十出头，妆容精致，但眉眼间带着长途旅行的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
“请问，还有营业吗？”她的声音很好听，带着点南方口音。
“有的，请进。”我起身。
她要了一杯热拿铁，然后有些犹豫地问：“老板，请问这附近有没有干净、安全一点的短租公寓？我临时过来办点事，可能住一两周。”
我给她推荐了老街另一头一家口碑不错的家庭旅馆，老板是我熟客，人很实在。她道了谢，接过咖啡，却没有离开的意思，而是坐到了我对面的位置。
雨点敲打着玻璃窗，店里很安静。
“这里的咖啡，很香。”她喝了一口，轻声说，“和我以前在南都喝过的一家小店，味道有点像。”
南都。这个词像一根细针，轻轻刺了我一下。我抬起头，礼貌地笑了笑：“是吗？可能豆子品种差不多。”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了闪，然后也笑了，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转而聊起了临州的天气和风景。
她自称姓叶，叫叶青，是做艺术品经纪的，来临州是为了看一位老画家的作品。接下来几天，她几乎每天都来，有时带着画筒，有时只是点杯咖啡，坐在老位置，用笔记本电脑处理事情，或者望着窗外的雨发呆。她话不多，但举止得体，给人一种舒适的距离感。
小姨私下对我说：“这个叶小姐，有点特别。” 她没说特别在哪里，但我明白。叶青身上有种经历过风浪后的平静，不是伪装出来的淡然，而是淬炼后的沉静，和我，和小姨，有些相似。那是一种只有同类才能隐约嗅到的气息。
有一天，叶青临走时，突然对我说：“林老板，你的咖啡里，有种很沉得住气的味道。像熬过很长夜路的人，煮出来的东西。”
我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叶小姐说笑了，不过是普通的豆子。”
她也笑了，没再多说，付了钱，走入傍晚的细雨中。
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偶然的、短暂的插曲。直到一周后，叶青拖着行李箱再次来到咖啡馆，这次，她没有问短租公寓。
“林老板，”她神色有些郑重，“我临时改变计划，需要在临州多待一段时间。我看你后院似乎有空房？不知道方不方便租给我？我可以预付租金，保证不影响你们正常生活。我只是需要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处理一些事情。”
她看着我，眼神坦率，深处却有一丝极力掩饰的恳求，甚至是一丝不安。那种不安，我太熟悉了。
小姨站在柜台后，擦杯子的手停了下来，看向我。
后院那间空房，原本是打算做储物间的，不大，但朝南，有独立的门通向小巷。安静，安全。
我沉默了片刻。理智告诉我，不该让一个来历不明、带着秘密的陌生人住进来。但直觉，还有叶青身上那种隐约的同类的气息，让我犹豫了。
“叶小姐，”我缓缓开口，“我们这儿就是个小咖啡馆，规矩多，怕怠慢了你。而且，你怎么确定这里‘安全’？”
叶青迎着我审视的目光，没有丝毫躲闪。“我观察了一周。这条街的人，你的店，还有”她顿了顿，“你看人的眼神。这里有一种被小心守护着的平静。对我现在来说，这就是安全。”
她说得很含蓄，但我听懂了。她看出了我的警惕，也看出了这警惕背后的缘由。我们都在过去经历过一些需要警惕的东西。
小姨走了过来，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低声说：“小枫，叶小姐一个人在外，也不容易。后院那间房空着也是空着。”
我看着小姨，又看看叶青眼中那抹深藏的疲惫和坚持，最终点了点头。“好吧。房间很简单，你需要自己收拾一下。租金看着给吧。”
叶青明显松了口气，紧绷的肩膀松弛下来，露出一个真诚的、带着感激的笑容：“谢谢。真的非常感谢。”
就这样，叶青住进了“晨光”的后院。她确实很安静，早出晚归，回来后就待在自己房间里，几乎听不到什么动静。她付租金很准时，甚至多付了一些，说是水电费。有时她会带一些精致的点心来和我们分享，说是客户送的。她和小姨偶尔会聊几句家常，关于做饭，关于天气，关于临州的老街。
我们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改变，只是多了一个安静的、背景板似的租客。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叶青的到来，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她的过去是什么？她在躲避什么？还是像她说的，只是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处理事情？
我没有追问。每个人都有不想言说的过去，就像我和小姨一样。只要她不把麻烦带进“晨光”，维持这份脆弱的平静，就足够了。
至少，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直到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我被后院一声极轻微的、仿佛是什么东西碰倒的声响惊醒。那声音很小，但在经历过南都那些夜晚后，我的神经对异常的声响异常敏感。
我悄悄起身，没有开灯，走到后窗边，撩起窗帘一角。
后院很暗，只有叶青房间的窗户，窗帘缝隙里透出一线微弱的光。借着月光，我看到院子角落，叶青白天晾晒的一件风衣掉在了地上，可能被风吹的。
但就在我准备转身回去时，眼角的余光瞥见老街对面，巷口的阴影里，似乎有个红点一闪而灭——那是香烟的亮光。有人在那里，一动不动，面朝着我们这个方向。
深秋的夜，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
我轻轻放下窗帘，退回黑暗中，靠在墙上，心跳慢慢加速。
是巧合？还是
南都的余烬，难道真的飘到了四百公里外，试图点燃这刚刚冒头的新芽？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和小姨小心翼翼搭建的这片平静，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脆弱。
夜色深沉。我站在黑暗里，听着自己清晰的心跳，再次嗅到了那熟悉而危险的、风暴来临前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