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张勋复辟的炮声渐远，紫禁城又缩回了那个自欺欺人的“泡泡”里。日子仿佛又回到了从前，读书、骑自行车、和庄士敦学习英文。但溥仪自己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他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可以轻易被太监嬷嬷哄住的孩子，复辟的短暂刺激和迅速破灭，让他更添了几分阴郁和烦躁。他需要一些新的事情来填补内心的空虚，或者，至少是转移注意力。
于是，在他刚满十六岁不久，太妃们和师傅们认为一件“国之大事”必须提上日程了——皇帝大婚。
消息一出，整个遗老圈子和甚至关注前清皇室的社会舆论都兴奋起来。皇上选后妃！这可是堪比看戏一样热闹的大事。虽然民国已成立十年，但在紫禁城里，依然严格按照《大清皇室优待条件》，关起门来称孤道寡，这套古老的仪式，仿佛能让他们暂时忘记时代的变迁。
选秀的过程却充满了戏剧性。由于“皇帝”的特殊身份，无法真正让秀女们入宫备选，于是只好“照片选后”。几位候选姑娘的照片被送到溥仪面前。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照片选秀”。
摆在溥仪面前的关键选择，是蒙古王公荣源家的女儿婉容，和满洲镶黄旗额尔德特氏的女儿文绣。据说，溥仪最初觉得文绣的照片更顺眼，在一张照片上画了一个圈。但端康太妃（瑾妃）却更喜欢婉容，认为她家境更富态，更有“皇后气象”，极力主张。身边的王公旧臣们也各有议论。溥仪本人对此其实并无太多执着，对他而言，这更像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而非基于感情的选择。在太妃的坚持下，他最终圈定了婉容为后，文绣为妃。
一场极尽奢华的婚礼筹备开始了。虽然清室早已今非昔比，但为了这场面子工程，还是掏空了内务府的老底，甚至向银行抵押了大量珍贵文物，才凑足了经费。民国政府也特批了婚礼仪仗可沿途戒严，允许龙凤旗伞、銮驾仪仗出现在北京街头——这成了民国奇景之一。
民国十一年（1922年）12月1日，大婚典礼正式举行。 这场婚礼堪称一场“时代错位的狂欢”。迎亲队伍浩浩荡荡，仪仗卤簿俱全，吹吹打打，从紫禁城抬到荣公府，沿途观者如潮，百姓们争相目睹这“前世”的繁华。报纸杂志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一时间，“溥仪大婚”成了街头巷尾最热的话题。
然而，在这极致的喧嚣与奢华之下，隐藏的却是无尽的空洞与荒谬。
根据老太监孙耀庭的回忆（此为合理文学演绎，非溥仪自述），溥仪在洞房里并未按传统仪式行事。他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伸手，不是去掀盖头，而是先摘下了自己的眼镜，用绒布擦拭着——这个动作更像是在掩饰无措。然后，他可能说了句“累了，早点休息吧”之类的话，便转身离开了洞房，将新婚皇后独自留在了那片刺眼的红色里。
他没有去妃子文绣的宫里。这个新婚之夜，他以一种极其冷漠和异常的方式度过。这场耗资巨万、举国瞩目的盛大婚礼，于他而言，仿佛只是演给遗老、太妃和外界看的一场大戏。戏演完了，角儿也就散了。
坤宁宫的红烛彻夜燃着，烛泪层层堆叠。婉容独自坐在床边，自己掀开了盖头，看着这间奢华却冰冷的婚房，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丈夫离开的脚步声，脸上初时的娇羞和期待渐渐凝固，化为一抹深深的迷茫和失落。而在另一处宫殿里，同样一夜未眠的文绣，则从踏入宫门起就明白了自己尴尬的位置。这场被无数人羡慕的皇家婚姻，从一开始，就在三个年轻人的心中埋下了苦涩的种子。溥仪回到自己的养心殿，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心中没有成家的喜悦，反而涌起一股更强烈的虚无感。他拥有了皇后和妃子，完成了传宗接代的第一步，但这偌大的紫禁城，为何感觉比以往更加空旷和寂寞了？这桩婚姻，究竟是他皇帝身份的加冕，还是另一重更精致的枷锁？他和他的“后宫”，将如何在这座孤城里相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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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溥仪的大婚，是紫禁城小朝廷最后一次大规模、高调地向公众展示其存在，其背后蕴含的多重意义远超过一场简单的婚礼。
1 政治象征意义远大于个人意义：
2 个人悲剧的开幕：
3 时代错位的鲜明体现：
结论： 溥仪的大婚，并非幸福的开始，而是一个集中暴露了所有矛盾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溥仪从少年步入成年，同时也意味着紫禁城小朝廷内部危机的进一步深化。这场婚礼耗尽了不少财力，也透支了最后一点政治资本。它没有带来希望的继承人，反而带来了更复杂的人际矛盾和难以启齿的私人痛苦。表面的繁华落幕之后，剩下的只有更深的空洞和即将到来的风暴。这个依靠《优待条件》维持的“国中之国”，在完成了这项古老的帝王义务之后，其存在的意义似乎也随之走到了尽头。它还能在这剧变的时代里存在多久？这场婚姻带来的新裂痕，又将如何发展？一切都在预示着，最终的结局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