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怀揣着那本崭新的户口簿，溥仪回到了阔别近三十五年的北京。这座城市早已不是记忆中的帝都，而是新中国的人民首都，到处洋溢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热烈气氛。他被政府暂时安置在崇内旅馆，他的弟弟妹妹们前来相认，场面唏嘘又温馨。政府发放给他生活费，添置了新衣，但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真正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活下去。
第一份工作：植物园的日子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关怀下，溥仪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香山植物园）工作。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职业。
第一天上班，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心情忐忑又激动。园领导热情接待了他，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和特殊经历，安排他进行一些轻体力劳动和学习：上午半天劳动，下午半天学习或休息。
他的工作内容包括：
这些劳动，不同于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强制改造，而是作为一份正式工作，带有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意义。溥仪干得格外认真，甚至有些笨拙的执着。植物园的同事们都知道他的身份，但没有人歧视他，反而对他格外照顾，耐心教他技术，和他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聊天拉家常。这种平等、友善的氛围，让溥仪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踏实。他第一次领到工资时（60元），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这笔通过自己劳动挣来的钱，对他而言重如千钧。
特殊的婚姻
个人的生活问题也被提上日程。在亲友的介绍下，他结识了在医院做护士的李淑贤。这位普通的南方女子，经历坎坷，为人正直善良。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彼此觉得合适，于1962年4月30日结婚。
这场婚礼极其简朴，与四十年前那场耗资巨万的紫禁城大婚形成天壤之别。没有仪仗，没有贺礼如潮，只有几个亲友的简单祝福。但对于溥仪来说，这却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基于平等和感情结合的婚姻。他努力学着做一个丈夫，关心体贴李淑贤，虽然仍会闹出不少生活笑话（比如做饭差点烧了厨房），但这份平凡的家庭温暖，是他过去从未体验过的幸福。
书写历史：《我的前半生》
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撰写回忆录。在有关部门的安排和学者李文达等人的帮助下，溥仪开始口述并修改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这个过程极其痛苦，相当于将他的一生重新解剖一遍。他需要直面自己过去的罪恶、愚蠢和软弱，用新的观点进行批判和反思。
他常常写不下去，痛哭流涕，甚至撕毁稿纸。但在帮助者的鼓励下，他最终坚持了下来。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更深层次的思想改造和自我救赎。他希望通过揭露自己的过去，来警示后人，并向人民赎罪。
市井百姓的日常
生活中的溥仪，努力地学习做一个北京普通市民：
一个周末的傍晚，溥仪和李淑贤在首都电影院看完电影出来，随着散场的人流走向公交车站。等车的人很多，车一来，大家便一拥而上。溥仪护着李淑贤，也努力地跟着往上挤。就在他好不容易一只脚踏上车门踏板时，身后一个小伙子不耐烦地推了他一把，嘟囔道：“老头儿，快点儿嘿，磨蹭什么呐！” 溥仪被推得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他站稳后，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那小伙子。就在这一刻，旁边一位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长者恰好认出了溥仪，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又看了看那个粗鲁的小伙子，表情极为复杂。溥仪与那位长者的目光有一瞬间的交汇，他立刻读懂了对方眼中的惊讶、同情甚至是一丝尴尬。他自己脸上也是一热，感到一阵无地自容的窘迫。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低下头，奋力挤进了车厢。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开动了，溥仪抓着吊环，望着窗外流光溢彩的北京夜景，心中五味杂陈。那个小伙子的推搡和那句“老头儿”，那位长者的眼神，都像针一样刺着他。他真切地意识到，自己虽然拥有了公民的身份，但要真正被社会当作一个普通的、平等的“老头儿”来对待，而不是一个“被围观的前皇帝”，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种融入市井的笨拙与摩擦，或许才是他新生活中最真实、也最深刻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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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溥仪作为普通公民的生活，是其改造成果的最终检验和体现，具有深远的历史和人文意义。
1 改造成功的活标本：
2 “公民”
3 历史与现实的和解：
4 个人幸福与时代局限：
5 象征意义大于个人意义：
结论： 挤公交车的溥仪，比坐在龙椅上的溥仪，更真实，也更具有历史深度。他努力融入市井生活的笨拙身影，是他对自己前半生最彻底的否定，也是对后半生最积极的肯定。平凡的公民生活，对他而言是一场比宫廷斗争更需学习、比战犯管理所更需适应的新考验。他在这种平凡中，找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然而，历史的浪潮从未停歇，这位刚刚找到平凡滋味的老人的晚年，能否一直这样平静下去？新的社会风暴，是否会再次打破他来之不易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