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南京两江总督府的书房里，六十二岁的曾国藩静静地坐在太师椅上，停止了呼吸。
消息传出，大清官场震动。朝廷追赠太傅，赐谥“文正”——这是文臣死后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灵柩沿长江溯流而上，归葬湖南长沙坪塘伏龙山。送葬队伍经过湘江两岸时，当年许多湘军子弟的家乡父老，望船而拜，哭声不绝。
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新的旅程。
第一波回响：同光年间的“曾文正公”
曾国藩去世时，他亲手培养的李鸿章已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正站在权力巅峰。接到恩师病逝的消息，李鸿章沉默良久，对幕僚说：“吾师道德文章，冠绝一世。此后朝中大事，吾将何所咨问？”
他亲自主持编纂《曾文正公全集》，在序言中写道：“吾师以儒臣督师，艰难百战，卒平大难。其经营之苦，毅力之坚，自汉唐以来未之有也。”这番话既是对恩师的追思，也是在宣示自己是曾国藩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淮军源自湘军，洋务始于曾氏。
与此同时，远在西北的左宗棠正指挥大军收复新疆。得知曾国藩死讯，这位与曾国藩绝交多年的湖南同乡，在营帐中独坐了一整夜。次日，有将领在他面前非议曾国藩，左宗棠厉声打断：“曾文正公之谋国之忠，知人之明，吾辈何能及万一？尔等勿妄言！”
晚年左宗棠与友人谈起往事，曾感慨：“吾与曾公龃龉，多为意气之争。然公平定东南，保全国体，此功不可没。”时间冲淡了恩怨，留下了对历史功业的客观评价。
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这位后来的洋务派重臣，年轻时曾激烈批评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软弱”。但当他真正主持大局后，在给侄子的信中却写道：“涉世愈深，愈知曾文正之难能。其忍辱负重，苦心维持，非身历者不能知。”
第二波回响：清末民初的再发现
二十世纪初，清朝摇摇欲坠，革命风起云涌。奇怪的是，无论保守派还是革新者，都从曾国藩那里寻找资源。
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专门写《曾文正公嘉言钞序》，称赞：“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他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的最完美人格，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
革命党人章太炎则持完全相反看法。他在《检论》中痛批曾国藩是“民贼”，镇压太平天国是“效忠异族”，其成功“实中国之不幸”。这种评价，代表了辛亥革命的激进史观。
更耐人寻味的是青年毛泽东的态度。1917年，二十四岁的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他仔细研读《曾文正公家书》和《日记》，在笔记中写下：“涤生日记，言士人当有朝气。此言得之。”后来在延安，他对干部们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他的人格修炼值得我们研究。”
而蒋介石对曾国藩的推崇更是公开而系统。他案头常年摆放《曾胡治兵语录》（收录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言论），在黄埔军校和庐山军官训练团，多次要求部下学习曾国藩的“治军之道”和“修身之法”。1949年败退台湾前，他随身携带的书中仍有《曾文正公全集》。
国共两位领袖，政治立场截然对立，却都对曾国藩表示敬意——毛泽东看重其“办事方法”，蒋介石推崇其“精神训练”。这本身就说明了曾国藩的复杂性。
第三波回响：二十世纪的学术重估
新中国成立后，曾国藩长期被定性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汉奸刽子手”。历史教科书中的形象基本是负面的。
转机出现在改革开放后。1980年代，学术界开始重新评价洋务运动，作为洋务运动最早倡导者的曾国藩，自然也进入重新审视的视野。
学者们发现了一些被忽略的细节：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对民生困苦表示忧虑；他严惩贪腐的下属；他要求湘军背诵《爱民歌》；他推动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厂和留学生……这些材料让历史人物变得立体。
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出版（1990-1992年），引发了全国性的“曾国藩热”。这部小说第一次以文学形式全面塑造了曾国藩的复杂形象，销量超过百万册。无数读者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大刽子手”还是个“大儒”，是个严于律己的父亲，是个在传统与现代间挣扎的先行者。
第四波回响：二十一世纪的多元解读
进入新世纪，曾国藩以新的方式“活”在当代。
企业家在《曾国藩家书》中寻找管理智慧。一位互联网公司创始人在访谈中说：“曾国藩带兵，用的是价值观驱动。他让一群农民有了‘保卫名教’的信念，这比金钱激励更持久。做企业也需要这种文化塑造。”
家长们在《曾氏家训》中寻找教育方法。北京一位母亲在育儿论坛分享：“我不求孩子成大官，但求他像曾国藩说的，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早扫考宝’（早起、扫屋、敬祖、睦邻）这些老道理，其实很实用。”
年轻人在曾国藩的“逆袭故事”中获得激励。考研论坛上有人发帖：“想想曾国藩考了七次才中秀才，我们这点挫折算什么？他的‘尚拙’精神——承认自己笨，就下笨功夫，很适合普通人。”
学术界的研究则更加深入。有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曾国藩的“自我修炼”，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的“自我管理”实践；有学者从组织行为学角度研究湘军，认为它建立了独特的“价值观共同体”；还有学者关注曾国藩的生态意识——他在家书中反复叮嘱家人不可过度捕鱼伐木，要“惜物养仁”。
当然，争议从未停止。网络论坛上，关于“曾国藩是功臣还是罪人”的辩论每隔几年就会掀起一波。支持者认为他保卫了中华文化，开启了现代化；反对者坚持他维护腐朽统治，镇压人民起义。
有趣的是，这种争议本身，证明了曾国藩的历史重要性——一个被彻底遗忘的人物，是不会有人争论的。
客观评价
当我们穿越一百五十年的历史烟云，回望曾国藩，会发现他早已超越了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资源。
他为什么能穿越时代？
因为他太典型了。在他身上，几乎浓缩了传统中国士大夫所有的优点与局限：崇高的道德追求与现实的妥协算计；扞卫文化传统的坚定与学习西方技术的开明；对王朝的忠诚与对时局的忧虑；极致的自我修养与深刻的内在矛盾。
因为他太真实了。他的日记和家书，提供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如此详尽的高层人物内心记录。我们能看到他的挣扎、脆弱、算计、自省，看到一个“圣人”光环下的真实的人。这种真实性，让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在他身上找到共鸣点——无论是奋斗的艰辛，还是处世的困惑，或是教育的焦虑。
因为他处在大转折的关口。他站在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分水岭上，一只脚还踏在旧时代的土壤里，另一只脚已试探着迈向新时代的门槛。他的成功与失败、荣耀与屈辱，都与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紧密相连。要理解近代中国从哪里来、经历了什么，曾国藩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坐标。
所以，今天我们谈论曾国藩，早已不是在简单评判一个清朝官员的功过。
我们是在通过他，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困境与转型：当儒家价值遭遇西方冲击时，该如何自处？
我们是在通过他，探讨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能动性与局限性：一个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时代，又会在多大程度上被时代制约？
我们是在通过他，寻找超越时代的生存智慧：如何在复杂环境中坚持原则？如何平衡理想与现实？如何教育后代？如何管理自我？
曾国藩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他自己就在矛盾和困惑中度过了一生。但他用自己的一生，提出了这些永恒的问题，并以一种极其认真、近乎悲壮的方式，尝试回答。
这或许就是曾国藩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一个在巨变时代中，努力思考、努力行动、努力承担的知识分子的完整样本。他的成功值得分析，他的失败值得深思，他的挣扎值得同情，他的局限值得警醒。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人性深处的问题永远相似。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不同时代，总有不同的人，会重新翻开关于曾国藩的书，与这个一百五十年前的湖南人，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正如一位当代学者所说：“读懂曾国藩，未必能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但不懂曾国藩，我们很可能连问题在哪里都看不清楚。”
长江依旧东流，金陵城繁华更胜往昔。那个清瘦矍铄的老人早已化为史册中的墨迹，但他所经历、所思考、所代表的一切，依然在历史的回音壁上，发出深沉而复杂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