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告诉我，‘创建一个好名声需要一辈子，但毁掉它只需要一分钟。’他还告诉我，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男人，你就要成为一个让别人害怕的男人。”
这种感觉，不是来自于他在jong ajax那个成功的赛季，也不是来自于媒体报纸上日渐增多的名字。它来自于一个非常具体的瞬间：当他用自己作为职业球员赚到的第一笔不菲的薪水，在荷兰皇家航空的官网上，输入自己和索菲的名字，预定两张飞往纽约的机票时。
他要去见自己的父母。但这一次不再是作为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孩子，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有能力跨越重洋的男人，去重新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家。
飞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当他们第一次导入那股由黄色的士、刺耳鸣笛声和摩天大楼组成的、令人头晕目眩的钢铁洪流中时，索菲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弗洛里斯能感觉到她手心的紧张，他反手将她握得更紧。在这座巨大而陌生的城市里，他们是彼此的依靠
父母租住的公寓在曼哈顿中城。
当门打开的那一刻，迎接他们是一股熟悉的炖牛肉混合着美式咖啡的香气。
母亲穿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就冲了出来。她象小时候一样，一把抱住了弗洛里斯，然后立刻松开，皱着眉捏了捏他的骼膊。
“瘦了。”这是她的第一句话，“阿贾克斯的食堂是不是不给肉吃？”
索菲在旁边忍不住笑了。母亲立刻转过身，给了索菲一个更用力、更热情的拥抱：“哦，亲爱的，快进来。别理这两个男人，厨房里做了你喜欢的甜点。”
父亲站在客厅里，手里拿着两瓶刚开盖的啤酒。他看着已经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儿子，眼神里闪过一丝感慨。他没有说什么煽情的话，只是走过来，把其中一瓶啤酒递给了弗洛里斯。
“百威。”父亲耸了耸肩，碰了一下弗洛里斯的瓶子，“口感不如喜力，但在这边只能凑合喝了。欢迎来到纽约，儿子。”
弗洛里斯喝了一口，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在这个充满了陌生家具和窗外陌生街景的房子里，这一口啤酒，让他第一次确信，家还在。
第二天，父亲带他们去了oa的扩建工地。
那里没有想象中的艺术感，只有漫天的灰尘、震耳欲聋的钻孔声和戴着安全帽、满嘴粗口的工头。
父亲给他们找了两顶沾灰的安全帽。他看起来很累，衬衫后背湿了一大片，正对着一张挂在临时支架上的蓝图发愁。
“这里的人流死结，”父亲指着图纸上一个走廊交汇处，象是在自言自语，又象是在抱怨，“消防信道卡住了动线，怎么改都不顺。”
弗洛里斯凑过去看了看。他看不懂复杂的建筑符号，但在他眼里，这不仅仅是图纸，更象是一张战术板。
那些线条，就象是球场上被堵死的传球路线。
“如果……”弗洛里斯伸手指了指旁边的一堵非承重墙，随口说道，“……如果把这堵墙拆了呢？就象……给中场留出一个肋部空档？”
父亲愣了一下。他盯着那个位置看了几秒，眉头慢慢舒展开了。
“肋部空档……”父亲喃喃自语，然后在脑子里仿真了一下人流像足球一样通过那个缺口的画面。
他笑了。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那堵墙上打了个叉，然后伸手用力揉了揉弗洛里斯的头发，就象小时候弗洛里斯在后院踢进一个球时那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看你踢球。”父亲笑着摇了摇头，转头对索菲说，“这小子的脑子里没有墙，只有路。”
在纽约的日子，象是一部被加速播放的、流光溢彩的胶片电影。
他们没有象游客那样去打卡，而是象两个贪婪的寻宝者，一头扎进了这座城市的肌理之中。
格林威治村，他们钻进了一家名为“be note”的地下爵士乐俱乐部。那是午夜，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的威士忌和人体蒸发出的热气。舞台上，一位满头大汗的黑人萨克斯手正在进行一段疯狂的即兴独奏，音符像破碎的玻璃一样四处飞溅。索菲在摇摆的节奏中闭着眼睛陶醉，而弗洛里斯却在那看似混乱的切分音中，听出了一种令他着迷的秩序。
布鲁克林，威廉斯堡，一家由旧修车厂改建的烧烤店。那里没有精致的餐具，只有油腻的长条木桌和满屋子刺鼻的核桃木烟熏味。他们挤在喧闹的人群中，不再顾及形象，直接用手撕扯着涂满浓厚酱汁的、烤得焦香酥烂的牛肋排。酿啤酒顺着喉咙灌下
苏豪区（soho）那些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是另一个极端——冷酷、极简、充满了概念性的傲慢。弗洛里斯看着那些巨大的、令人费解的现代设备艺术，试图理解索菲口中关于“空间解构”的理论，而窗外，黄色的的士像愤怒的甲虫一样，在狭窄的街道上拥堵、鸣笛，构成了最荒诞的背景音。
那个傍晚，帝国大厦的顶楼。
狂风猎猎，吹乱了索菲的长裙。脚下，曼哈顿岛象一艘燃烧的巨轮，切开哈德逊河的波浪。数百万盏灯火在他们脚下铺开，构成了人类文明最璀灿、也最傲慢的星河。
“看。”索菲指着脚下那片光海，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大家都说，这里是世界的中心。”
弗洛里斯顺着她的手指看去，但他很快收回了目光，转头看向身边的女孩。在璀灿的城市灯火背景下，她的侧脸轮廓被勾勒得无比清淅，美得象一幅伦勃朗的油画。
“以前或许是。”弗洛里斯轻声说。
“现在呢？”
“现在我觉得，”他看着她的眼睛，那是比脚下万家灯火更让他安心的光源，“你在哪，坐标系的原点就在哪。”
他在风中吻了她。在那一刻，世界确实围绕着他们旋转
2006年，德国世界杯。
他们在一个挤满了游客的、嘈杂的纽约体育酒吧里，观看了那场荷兰对阵葡萄牙的纽伦堡战役。
酒吧里，人们在尖叫、咒骂、和投掷花生。索菲看得心惊胆战，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场足球比赛，会演变成一场充满了恶意犯规和暴力冲突的烂战。
弗洛里斯却异常地安静。他看着屏幕上那些国家队的前辈们，在对手的挑衅之下，逐渐失去冷静，一个接一个地被罚下场，最终输掉了比赛。他想起了教练滕卡特给他上的那堂黑魔法课。
“他们输了。”当终场哨响时，他对身边的索菲说。
“恩，太可惜了。”
“不，”弗洛里斯摇了摇头，他的眼神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冰冷的清淅，“他们不是输给了葡萄牙。他们是输给了自己。他们掉进了对手的陷阱，让对手，选择了用战争的方式，而不是用足球的方式，来进行这场比赛。一旦进入了战争，最好的球员，也就变成了最普通的士兵。”
2006年的夏天，是一个时代的终点，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序曲。
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的灯光下，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个身穿法国10号球衣的男人身上。齐达内，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场大师，在他的最后一场比赛，刚刚用一记充满想象力的“勺子”点球，羞辱了世界上最好的门将。
然后，在第109分钟，他用一种最原始、最不可思议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时代。
没有人会忘记那一幕。他象一头被激怒的公牛，用光头狠狠地撞向了马特拉齐的胸膛。那张红牌，象一把行刑的断头台。当他沉默地、低着头，走下球场，与那座近在咫尺、金光闪闪的大力神杯擦肩而过时，一个属于“古典大师”的时代，就这样，以一种最不艺术、也最令人扼腕的方式，轰然落幕。
旧的王权已经崩塌，而新的王位，正虚位以待。
当旧神用最决绝的方式退场时，未来的新神们，正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用各自的方式，磨砺着自己的爪牙。
王座空悬，新的野兽正在苏醒。
英格兰，曼彻斯特。
冰冷的秋雨中，一个穿着红色7号球衣的年轻身影，正在用近乎自虐的方式，雕刻着自己如同希腊神象般的肌肉。他的眼中没有艺术，只有对进球的、饥饿的贪婪。
西班牙，巴塞罗那。
温暖的阳光下，一个长发飘飘的小个子，正在以一种违反物理定律的频率触球。他不需要强壮的身体，因为没有人能抓住风。
意志的怪物与天赋的神只。
他们正沿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冲向那个刚刚空出来的王座。
而在阿姆斯特丹，第三位挑战者，刚刚结束了他的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