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宣司的“标准化生产”与“绩效考核”
文宣司衙署内，沈文廷的桌案上不再只有《新朝仁政辑要》，更出现了数份细则文档：
这种标准化和物质激励，极大提高了“舆论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传播积极性。许多潦倒文人发现，绞尽脑汁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快板，竟比写八股文来钱更快。
民谣传播的“节点控制”与“群体定位”
采风使们的工作极为细致。他们不仅散播，更负责监控和引导。
这些针对不同群体的定制化内容，确保了宣传效果的最大化。
戏剧演出的“舞台效果”与“情绪引导”
文宣司对戏剧的干预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
说书艺术的“史料嫁接”与“权威背书”
说书先生们被要求，不能光讲虚构故事，更要学会“引经据典”。
这种真假混杂、嫁接历史的手法，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
“祥瑞”的规模化与“巧合”制造
文宣司甚至暗中导演“祥瑞”。
反馈与调整：粘杆处的“耳朵”
粘杆处的探子，同样肩负着监听舆论的职责。他们混迹于市井，不仅抓捕非议者，更详细记录百姓对各项政策、各类宣传的真实反应。 “北大仓那边，流民对贷的牛老了有怨言…” “城中汉官对‘技术爵’位同伯爵，私下颇有微词，认为贬低了科举正途…” 这些情报会迅速汇总到多尔衮那里。他会据此微调政策：下令更换老弱耕牛；在赏赐“技术爵”的同时，更加大力度表彰通过新科举选拔上来的人才，平衡各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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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致入微、几乎无孔不入的操作，使得歌颂多尔衮与新朝的声音，不再是零星的自发行为，而是一场精心策划、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宣传运动。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茶馆里，公开抱怨新朝的人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对“汗王新政”的探讨和期待。 田间地头，农夫们休息时谈论的不再仅仅是收成，还有“汗王说的那种红皮果子（红薯）到底啥味儿”。 甚至一些原本对清廷抱有敌意的汉人士子，在接触到“废止雉发”、“改革科举（增加实学）”的政策后，态度也开始从坚决抵制转变为犹豫观望。
盛京城仿佛笼罩在一个巨大的、由歌声、戏剧、故事和隐隐期待的窃窃私语编织成的光环里。
多尔衮，则站在武英殿的地图前，冷静地评估着这一切。他知道，这些歌声与光环，是他打造帝国最基础的水泥。它们或许脆弱，但足以在他挥师南下、碾碎一切抵抗时，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阻力。
舆论的阵地，已被他用前所未有的精细手段，牢牢掌控。下一步，便是等待山海关那边的消息，然后将这架庞大的战争机器，推向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