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象一把钝刀子，一下下割在脸上，也割在我们焦灼的心上。离开万兵那间令人窒息的出租屋，我们的脚步异常沉重。那两张藏在画报后的百元钞票，象两记无声的耳光，抽打着现实的残酷——一个年轻的生命，在地下几百米的黑暗中透支着健康与未来，最终换来的，竟是如此微薄的“遗产”。万民将那床带着煤尘和汗味的旧被子紧紧卷在怀里，仿佛那是弟弟在这个冰冷异乡留下的唯一馀温。其馀的锅碗瓢盆、破旧衣物，都象被丢弃的垃圾一样，散落在墙角，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底层矿工的凄凉与无助。
我最后回望了一眼那低矮、破败的平房，以及房前屋后萧瑟的景象。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颤斗，几只麻雀在地上啄食着不知谁遗落的残渣。那一刻，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涌上心头，堵得我几乎喘不过气。那种感受，绝非凭空想象就能得来。你必须亲身踏上这片土地，必须体会过那种背井离乡、举目无亲的孤独，必须想象过在不见天日的井下，每一次镐落都可能伴随着塌方与瓦斯爆炸的恐惧，每一次升井都象是从阎王爷那里侥幸逃生。只有那样，你才能真正理解万兵，理解无数象他一样的矿工，他们用血肉之躯支撑起一个家庭的希望，却也将自己暴露在巨大的危险边缘，他们的命运，往往轻如鸿毛。
回到矿区，腹中的饥饿感才姗姗来迟。我们又走进了那位四川大哥的饭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下肚，身体似乎暖和了一些，但心里的寒意却丝毫未减。四川大哥见我们神色凝重，也不多问，只是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说：“兄弟，你们的事，我多少也听说了些。这里的水太深，那些煤老板，哪个背后没有点势力？想让他们痛痛快快赔钱，难啊！”他的话语象一盆冷水，浇灭了我们心中残存的一丝侥幸。我们只能再次拜托他，看看能否通过他的关系，找到哪怕一丝丝能帮助我们的力量，促使那个煤矿老板能多少顾及一点法律和道义，给予万兵应得的工伤保险待遇。四川大哥皱着眉，点了点头，说会尽力，但也让我们做好最坏的打算。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在这个信号时断时续的矿区，电话铃声显得格外刺耳。我走到饭馆外，寒风立刻灌满了我的衣领。电话那头，是舅舅带着哭腔的声音，他几乎是哽咽着告诉我：“娃……你外公……走了……”
“轰”的一声，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外公？那个总是笑眯眯地给我塞糖吃，在我小时候背着我走过田埂的老人？那个身体还算硬朗，春节时还跟我念叨着等我下次回家给他带山西的老陈醋的外公？怎么会……我握着电话，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巨大的悲痛瞬间将我淹没，眼泪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我对着电话，一遍遍地安慰着同样悲痛的舅舅，让他节哀顺变，告诉妈妈也要保重身体。挂了电话，我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寒风裹挟着雪花，打在脸上生疼。我甚至不能立刻赶回重庆，送外公最后一程。这份无法弥补的遗撼和愧疚，象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了我的心头。一边是极待救援的万兵，一边是刚刚离世的至亲，我被撕扯在两地，痛苦不堪。
夜幕降临，燕子山矿区被一片死寂笼罩，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和远处煤矿井口微弱的灯光。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那个简陋的小旅馆。房间里冰冷刺骨，我们和衣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万兵的伤势，煤矿老板的冷漠，外公的离世，未来的缈茫……无数的念头在脑海中翻腾。就在我们即将昏昏欲睡时，“砰砰砰！哐哐哐！”一阵猛烈的砸门声突然响起，伴随着粗暴的吼叫声，门板被撞得摇摇欲坠。
“谁？！”我和万民同时惊坐起来，心脏狂跳。
“开门！开门！里面的人出来！”门外的声音嘶哑而凶狠。
我们来不及多想，赶紧找来房间里唯一一根还算结实的木棍，死死地顶住房门。“我们是住店的！你找谁？！”我壮着胆子喊道。
“少废话！开门！不然砸烂你们的门！”对方继续疯狂地踹门、推门。
我和万民使出全身力气死死顶住，同时大声调用旅馆老板。幸运的是，旅馆老板听到动静，穿着棉衣睡眼惺忪地跑了过来，对着门外呵斥了几句，又低声说了些什么。外面的人似乎尤豫了一下，骂骂咧咧了几句，终于渐渐远去。
我们惊魂未定地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冷汗浸湿了内衣。这个人是谁？他想干什么？是煤矿老板派来的吗？是警告？还是想把我们赶走？无数的疑问盘旋在心头，让本就艰难的处境更添了一层恐惧。从那以后，我们每次外出都格外小心，总觉得背后有眼睛在盯着我们，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让我们时刻紧绷着神经。
接下来的几天，煤矿老板那边依旧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通过矿工领班传来的消息是，老板的意见还是赔偿5万元，让万兵立刻回重庆治疔。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个煤矿老板是铁了心要耍赖。他算准了我们是外地人，不可能在这里长久耗下去，万兵的伤势也拖不起。他就是要跟我们耗，耗到我们筋疲力尽，耗到我们不得不接受他那点微不足道的“打发”。这种拖延战术，是他们对付受伤矿工的惯用伎俩，冷酷而有效。
第三天清晨，我和万民顶着寒风，在旅馆的煤炉旁商量对策。我们不能再这样被动地等待下去了。万兵的腿伤不能再拖，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也在一点点被耗尽。最后，我们决定，由我独自去一趟左云县安监局，直接向政府监管部门反映情况，看看能否借助行政的力量，督促煤矿老板尽快给我们一个合法合理的说法。这是我们目前能想到的，最直接也最可能有一线希望的途径了。
我怀揣着一丝微弱的希望，乘坐一辆破旧不堪的普通客车，从燕子山街道出发，颠簸着前往左云县城。客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行驶，寒风从车窗的缝隙里钻进来，冻得人瑟瑟发抖。车窗外，是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坡，覆盖着薄薄的积雪，显得格外苍凉。我的心情也如同这天气一般，沉重而压抑。
到了左云县安监局，办公楼看起来还算气派。我找到了负责工伤协调的相关科室，说明了万兵在燕子山某煤矿受伤以及煤矿老板拒不依法赔偿的情况，并出示了万兵的病历和我们能提供的一些简单证明。接待我的工作人员态度还算客气，耐心地听我讲述完事情的经过，表示会记录下来，并尽快与燕子山那边的煤矿进行协调，让我们回去等待消息。
听到“协调”两个字，我的心稍微放下了一些，但更多的是不安。“协调”？这个词在很多时候，意味着漫长的等待和不确定的结果。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选择相信。我再三恳请他们能尽快处理，因为伤者还在医院等着钱救命。工作人员点了点头，让我先回去。
走出安监局的大门，我感到一阵茫然。县城的街道比燕子山矿区繁华一些，但依旧透着一股萧瑟。我没有立刻返回，而是在路边徘徊着。这时，我想起了来之前，原永川市检察院的一个朋友曾给我打过一个招呼，说左云县这边有一个露天煤矿，是我们重庆yc区的一个老乡开的，说不定能帮忙牵牵线，或者至少能提供一些当地煤矿的情况。虽然我知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一个素未谋面的同乡，凭什么要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受伤矿工去得罪当地的势力？但此刻的我，就象一个溺水的人，哪怕是一根稻草，也要紧紧抓住。
我在路边打听了一下，果然有人知道那个永川老乡开的露天煤矿。我换乘了一辆三轮车，在寒风中颠簸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那个煤矿。正如我所见，这是一个巨大的露天矿坑，挖掘机和卡车在坑底忙碌着，扬起阵阵尘土。积雪复盖在矿坑边缘和道路两旁，寒风刮过空旷的矿场，发出呜呜的声响，象是在哭泣。我裹紧了衣服，还是感到彻骨的寒冷，这种冷，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我对这次前来的结果，充满了忐忑。
我走进煤矿的办公楼，说明了来意，说是永川老乡，想找一下老板。前台的工作人员打量了我一番，说老板不在，让我找办公室主任。我又被领到了办公室主任那里。这是一个看起来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听我说明了万兵的情况以及希望能得到老乡帮助的请求后，他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他叹了口气，说：“兄弟，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在这地方做生意不容易，方方面面都得打点到。那个燕子山的煤矿老板，我们也有所耳闻，不好惹啊。我只是个打工的，人微言轻，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你还是……另想办法吧。”
他的话，在意料之中，却还是让我感到一阵失落。我强挤出一丝笑容，道谢离开。走出煤矿办公楼，冰冷的风迎面吹来，我打了个寒颤。结果如何，似乎真的已经不重要了，我不过是来碰碰运气，或者说，是来彻底死心的。只可惜，万兵的运气确实太差了，而我的能力，也糟糕透了。我甚至连这点微不足道的帮助都争取不到。
回到燕子山矿区，我将去安监局和拜访同乡煤矿老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万民。他默默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眼神更加黯淡了。我看着他，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无力感。“对不起，万民，我……我尽力了。”
万民摇了摇头，声音沙哑地说：“不关你的事，是我们命苦……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能陪我们到这里。”
午饭时，我们再次遇到了那位四川大哥。看到我们垂头丧气的样子，他大概也猜到了结果。他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认识一个当地比较有实力的煤矿老板，他人还算仗义，或许……或许他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帮你们说句话。下午我带你们去试试。”
这无疑是绝望中的又一丝微光。尽管之前的希望一次次破灭，但我们还是愿意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饭后，我和万民商议了一下，已经好多天没有洗澡了，身上又脏又臭，那个小旅馆连象样的厕所都没有，更别说洗澡了。去见那位“有实力”的煤矿老板，总不能太狼狈。燕子山镇场镇上有个公共澡堂，我们决定先去那里洗个澡，至少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点。
公共澡堂里雾气腾腾，水温很高，洗去了连日来的疲惫和污垢，身体似乎轻松了一些，但内心的沉重却丝毫未减。洗完澡，我们租了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在四川大哥的带领下，向着另一个煤矿驶去。
那位当地较大的煤矿老板，果然给了四川大哥几分薄面，在他的办公室里会见了我们。老板看起来五十岁上下，身材微胖，穿着考究的羊绒衫，与我们之前接触的矿工和小老板截然不同。他听四川大哥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又听我简单陈述了万兵的伤势和煤矿老板的态度。他端起茶杯，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然后缓缓地说：“燕子山那个矿啊……我知道。老板姓王，是吧？这个人……不好打交道。”他顿了顿，看了看我们，又看了看四川大哥，“这样吧，我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能不能帮你们协调一下。你们先回去等消息。”
我们心中又燃起了一丝希望，千恩万谢地离开了。然而，几天过去了，依旧杳无音信。我们知道，这次恐怕又没戏了。那位“仗义”的煤矿老板，或许只是碍于四川大哥的面子，随口敷衍了一句。在这个利益交织、盘根错节的地方，没有人愿意轻易为了一个外来的受伤矿工，去得罪另一个同行，尤其是一个据说“不好打交道”的同行。
当时，互联网远不如现在发达，信息闭塞，我们几乎没有其他的求助渠道。我也曾经想过联系dt市的媒体同行，希望通过舆论的力量给煤矿老板施加一些压力。但是，一想到当地复杂的利益关系，想到那些可能被轻易压下去的报道，我又尤豫了。我害怕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激怒煤矿老板，给我们和万兵带来更大的麻烦。最终，这个想法也只能不了了之。
我们也不是没有想过通过法律途径，申请工伤认定，走劳动仲裁，甚至提起诉讼。但是，我们咨询过重庆的律师朋友，那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首先要确认劳动关系，然后进行工伤鉴定，再经过仲裁，不服还要诉讼……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时间，需要证据，需要金钱。我们根本耗不起，万兵的伤势也等不起。他的骨折还没有得到彻底治疔，还需要实施内固定手术。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速战速决，尽快拿到一笔钱，接万兵回重庆治疔。
来山西之前，乃至到达燕子山镇之后，我一直通过电话与重庆的一位律师朋友保持联系。他详细地告诉我，按照当时的《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政策，万兵的情况属于工伤，构成了伤残，应该能获得包括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在内的数十万元赔偿。数十万！这个数字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笔巨款，也是万兵未来生活的唯一保障。可是，煤矿老板根本不答应，他们甚至连面都不肯露，只是通过那个四川籍的矿工领班传话，态度强硬而傲慢。我们连老板是谁，他具体在哪里都一无所知，更别说找到他本人理论了。在当地，我们也找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援手。所有的路似乎都被堵死了，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束手无策”。
时间一天天过去，万兵在医院的费用也在不断累积。我们带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煤矿老板那边似乎算准了我们的窘迫，依旧是那副“拖”字诀。终于，在又一次与四川籍矿工领班的协商中，对方松口了，答应一次性赔偿6万元，条件是我们立刻带着万兵离开山西，永远不再回来，并签下一份“一次性了结，永不追究”的协议。
6万元！与律师朋友所说的数十万相比，这简直是杯水车薪！连后续的治疔费用都未必够用！可是，看着病床上痛苦呻吟的万兵，看着万民和他父亲憔瘁绝望的脸，看着我们自己日渐耗尽的精力和盘缠，我们还能怎么办？我们还能坚持多久？在巨大的现实面前，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坚持，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们无奈地答应了，或者说，我们认命了。
煤矿老板方还提出了一个要求：次日安排一辆面包车，亲自“护送”我们到dt市，在那里签约拿钱。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个老板不是出于好心，他是怕我们拿了钱之后节外生枝，怕我们反悔赖着不走，怕我们在燕子山给他添麻烦。他要确保我们彻底离开他的“地盘”。
第四天一早，矿工领班带着一辆半旧的面包车赶到了医院。我们在附近的商店买了一个最便宜的帆布担架，小心翼翼地将万兵从病床上抬下来，轻轻地放在担架上，然后抬上面包车。万兵脸色苍白，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飞逝的景物，一言不发。他或许已经知道了这个令人绝望的结果，或许还在期盼着什么。我们没有告诉他具体的赔偿金额，只是告诉他，我们可以回家了，回重庆治疔。
面包车缓缓驶离了燕子山矿区，这个让我们充满希望又最终绝望的地方。再见了，燕子山。再见了，这片埋葬了万兵青春和未来的土地。
面包车一路颠簸，向着dt市城区驶去。车厢里一片沉默，只有发动机单调的轰鸣声和万兵偶尔因颠簸而发出的痛苦呻吟。几个小时后，面包车将我们带到了dt市郊区的一个地方。那是一个看起来象是废弃工厂或者仓库的院落，周围很荒凉。我记不清那具体是什么地方了，也许是我潜意识里不愿再记起那个地方。
煤矿老板并没有出现，只派来一个看起来精明干练的中年人。他将我们领进一间简陋的办公室，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协议，让万民的父亲签字。协议上的条款写得很清楚：一次性赔偿6万元，双方就万兵工伤事宜一次性了结，万兵及其家属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煤矿方提出任何要求。万民的父亲颤斗着手，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他签下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万兵未来的人生。
中年人点了点桌上的现金，六沓，每一沓一万元。他将钱推到万民面前，然后催促我们赶紧离开。我们将钱小心地收好，抬着万兵，再次上了面包车。他们便急匆匆地将我们送往大同火车站。
到了火车站，我们忙着买票、托运行李、将万兵抬上站台。那个煤矿老板派来的中年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直到我们所有人都上了火车，火车缓缓激活，他才转身离开。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礼节，或许，更多的是一种监视，确保我们真的离开了，不会再回去找他们的麻烦。
火车激活的那一刻，我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dt市景象，心中百感交集。我们来了，我们努力了，我们争吵过，我们哀求过，我们奔波过……最终，却只带着这样一个屈辱而无奈的结果离开。这场远赴山西燕子山的拯救令我愧疚和失望，我未能帮助万民、万兵及其父亲实现愿望，至今深深自责。
在火车上的情况，走了几天才回到家，我记不得了。
由于考虑到万兵要尽快实施接骨手术，而cq市第二人民医院时任院长是我的好友，骨科主任也熟悉，且yc区距离我老家近，我便建议去那里手术治疔。万民答应了，我们将万兵从山西直接送到那个医院。
由于索赔可怜，在医院的治疔中，我找到该院所有的关系协调，尽量控制医疗费用，使用国产钢板，且直接从供应商手中拿货，这样，又节约了一笔费用。
事后，我不知道万兵回到老家，坐在轮椅上，从山西带回的钱，还剩下多少。
一个从未结婚的小伙子，就这样瘫痪了，与轮椅为伴，其生活状态可想而知，这样的人生，算什么人生？
好象过了2年，还是3年，反正不是很长，万兵去世了。
据说，他成天烦躁，后来长了褥疮，于是，不治身亡。
一条年轻的生命，还未享受爱情，还未体验婚姻，就这样凄凉地离开。
试想，如果那个煤矿的老板大发善心，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执行，给付万兵一笔工伤保险待遇，他的生活质量不至于低下，生存的时间可能更长，甚至还可能成家……
反正，如果万兵能获得一笔可观的赔偿金，他的命运不至于如此苦短。
可是，这如果，在当时，在左云县那个煤矿，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
22年了，回想起那个早逝的小伙，我很愧疚。
22年了，回想起万兵，我也想起对外公的愧疚。
2002年，永远不在了，却让我无法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