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那些沉淀在岁月深处的碎片，便会带着潮湿的气息，争先恐后地涌到眼前。关于母亲的那场病，具体是几岁时发生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那是一个模糊而遥远的午后，阳光通过老旧的木窗棂，在泥土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说不清是草药还是霉味的气息。母亲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呼吸急促而困难，喉咙里象是堵着一团厚厚的棉絮，每一次吸气和呼气，都伴随着一种令人心悸的、沉闷的痰鸣声。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那或许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痰。母亲年轻时，日子过得苦。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的乡村，作为一个没有生出儿子（至少在我之前有过姐姐夭折的经历，而我是后来才有的）、性格又有些刚烈的女人，她受的委屈，恐怕比田埂上的草还要多。我常常在夜里，或者在她以为我听不到的时候，听到她低低的啜泣，或者用一种近乎绝望的语气说：“不想活了，真的不想活了……”但每当看到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孩子睁着懵懂的眼睛望着她时，她又会把所有的苦涩咽下去，默默地起身，继续操持那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下地干那永远也干不完的农活。她的隐忍，象一块巨石压在心头，久而久之，那些无处诉说的愤懑、悲伤、焦虑，便仿佛真的凝结成了有形的痰，堵在了她的喉咙，让她喘不过气。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面对母亲的病，他黝黑的脸上写满了焦急和无助。他背着母亲，一步一步，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几十里外的永川地区人民医院。那是我们能想到的、最权威的医院了。我记得父亲宽厚而佝偻的背影，母亲伏在他背上，象一片失去了生机的叶子。然而，医院的检查、打针、吃药，似乎都无法驱散母亲喉咙里的那团“顽痰”。几天下来，母亲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反而因为奔波和折腾，更加虚弱。父亲只好又背着她，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失望，回到了那个破旧却能遮风挡雨的家。
就在全家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父亲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一个“江湖医生”。说是医生，其实更象是一个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背着一个半旧的药箱，里面装着些瓶瓶罐罐和说不清名字的草药。他不象医院里的医生那样穿着白大褂，神情严肃，反而带着一点随和甚至有些吊儿郎当的笑意。他听完父亲的叙述，又简单地看了看母亲的舌苔，摸了摸脉搏，然后从他那个神秘的药箱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纸包，里面是一些白色的、带着清凉香气的粉末。他说那里面有冰片。
他的方法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他用一根干净的棉签，蘸了些药粉，然后让母亲张开嘴，他小心翼翼地将棉签伸进母亲的咽喉部，轻轻地擦拭着。我们都屏住了呼吸，紧张地看着。奇迹就在那一刻发生了。随着棉签的抽出，上面竟然真的裹带出一些粘稠的、灰黑色的痰液！郎中又换了几根棉签，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慢慢地，母亲喉咙里的痰鸣声越来越小，她的呼吸也渐渐变得顺畅起来。几天后，在郎中留下的几包药粉和一些嘱咐下，母亲竟然真的好了！
从那以后，母亲的身体还算硬朗，除了偶尔会喊头痛——那头痛象是年轻时那场重病留下的影子，时不时地提醒着我们她曾经受过的苦——便再无大碍。她依旧是那个为了家庭操劳不息的母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我们一个个拉扯大，送我们走出那个小村庄。
时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早已在重庆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和一份不算显赫但还算稳定的工作。母亲也老了，2009年，阳春三月，油菜花开得正盛，金灿灿地铺满了乡间的田野。母亲那年69岁，再有几个月，就是她的七十大寿。按理说，这样的年纪，本该是儿孙绕膝、安享晚年的时候。但母亲没有养老金，农村的老人，似乎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只要还能动弹，就总要找点事做。她依旧在田间地头忙碌，种着几分薄田，养着几只鸡鸭，仿佛只有泥土的芬芳和作物的生长，才能让她感到踏实。而我们，虽然心里惦记着她，但各自的生活压力也不小，并不富裕，终究没能狠下心来，强行让她停下劳作的脚步。现在想来，那或许就是一种不孝吧，一种被生活裹挟着的、无奈的不孝。
平静的日子，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打破。
那天，我正在单位上班，突然接到老家邻居打来的电话，说母亲眼睛疼得厉害，看东西模糊不清，头也痛得象是要裂开一样。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我。母亲的头痛，我们一直没太当回事，以为只是老毛病，休息一下就好了。但这次，听起来似乎格外严重。我立刻跟单位请了假，心急如焚地联系好友苟刚。苟刚是个热心肠的人，二话不说，开着他那辆半旧的面包车，就和我一起往老家赶。
车子在蜿蜒的乡间公路上颠簸，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我的心却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着，越收越紧。赶到家时，已是下午。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我看到母亲正蜷缩在堂屋的椅子上，双手捂着额头，眉头皱成一个深深的“川”字，脸色苍白得吓人。听到动静，她缓缓抬起头，右眼红肿着，眼神涣散，看到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被一阵剧烈的头痛打断，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妈！”我快步上前，握住她冰凉的手，“怎么样？去医院！”
母亲却摇了摇头，声音微弱而固执：“不去……老毛病了，歇歇就好……去医院又要花钱……”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我急了，语气不由得重了些，“必须去！”
母亲还想争辩，但她那痛苦的样子，已经没有多少力气。我不再理会她的反对，和苟刚一起，强行将她搀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扶上了车。母亲的身体很沉，也很软，象是没有了骨头。我能清淅地感觉到她因为疼痛而微微颤斗。车子发动了，朝着镇上的中心卫生院驶去。我坐在母亲身边，紧紧握着她的手，心里默默祈祷着，希望只是虚惊一场。
镇中心卫生院的条件很简陋，病房是那种老式的筒子楼，墙壁有些斑驳，空气中混杂着消毒水和各种药水的味道。我们给母亲办理了住院手续，医生简单询问了病情，做了些常规检查，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判断可能是“偏头痛”或者“眼部感染”，便开了些消炎、止痛的药水，开始给母亲输液。
最初的两天，母亲的征状没有任何缓解。依旧是前额剧痛，象有无数根钢针在扎，右眼的视力也越来越模糊，几乎看不清东西。她大部分时间都闭着眼睛，眉头紧锁，偶尔因为疼痛而发出压抑的哼声。我守在病床边，看着药液一滴滴缓慢地滴入母亲的血管，心里却越来越焦躁。这根本不对症！
“不行，这里看不好，我们去重庆！”我当机立断。
苟刚也表示赞同。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再次踏上了去重庆的路。这一次，我们直接去了cq市第二人民医院。我想起了在医院工作的好友王石，连忙给他打了电话。王石很热情，立刻帮我们联系了超声科的一位老乡医生。老乡医生很认真，给母亲做了详细的脑部超声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他表情凝重地告诉我们：“情况不太好，脑动脉血流有些异常，可能有血管方面的问题，建议你们尽快做个头部ct，进一步明确诊断。”
这个结果，象一块石头投入了平静的湖面，在我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脑动脉异常？这意味着什么？我不敢深想。
几天后，在王石的帮助下，我们带着母亲来到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这是重庆最权威的医院之一，挂号、排队、等侯……医院里人山人海，空气中弥漫着焦虑和不安的气息。我们排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待着做头部ct检查。母亲坐在轮椅上，精神萎靡，头痛依旧折磨着她。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医院似乎要午休了，队伍暂时停滞下来。我看母亲疲惫不堪，便决定先带她回我在重庆的家休息一下，下午再过来。家离医院不算太远，短暂的休息，或许能让母亲稍微好受一点。
下午两点，我们准时回到医院。ct室门口依旧排着长龙。我们耐心地等待着，一分钟，十分钟，一个小时……时间在焦虑的等待中变得格外漫长。母亲靠在我身上，时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呻吟。我一边安慰她，一边警剔地看着前面的队伍。中途，似乎有人想插队，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我也忍不住上前理论了几句，但ct室的工作人员只是淡淡地否认，让我们遵守秩序。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了在大医院看病的艰难和无助。
不知道等了多久，仿佛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终于，广播里叫到了母亲的名字。我连忙推着轮椅，将母亲送进了ct室。厚重的铅门缓缓关上，隔绝了外面的世界，也隔绝了我的视线。我在门外焦躁地踱步，每一秒都象在煎熬。我不停地祈祷，祈祷只是虚惊一场，祈祷母亲平安无事。
检查的过程似乎很快，又似乎很慢。当铅门再次打开，母亲被推出来时，我看到她脸色更加苍白，眼神也更加疲惫。我急忙上前询问医生情况，医生只是说：“结果要等一下，你们先在外面等通知。”
等待结果的每一分钟，都是一种酷刑。我坐立不安，脑子里乱糟糟的，各种可怕的念头层出不穷。苟刚在一旁不停地安慰我，但他的安慰，在未知的恐惧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终于，ct片子和报告出来了。我颤斗着手接过那张薄薄的纸，上面的每一个字，都象一把重锤，狠狠砸在我的心上。
“脑动脉瘤。”
那三个字，象三道惊雷，在我耳边轰然炸响，瞬间将我劈得晕头转向。动脉瘤！我虽然不是医生，但也听说过这个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那是一颗埋藏在脑子里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破裂，一旦破裂，后果不堪设想！
医生拿着片子，用专业的术语解释着，说动脉瘤的位置、大小，情况不容乐观。我的耳朵嗡嗡作响，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在摇晃。绝望，像潮水般将我淹没。
我强忍着内心的恐慌和悲痛，接过片子，扶着同样茫然无助的母亲，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医院。阳光刺眼，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的脑子里，只剩下那三个字：脑动脉瘤。
我们没有在重庆停留，直接将母亲送回了老家的镇中心卫生院。或许是潜意识里觉得，回到熟悉的地方，母亲会稍微安心一些，或许，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还能去哪里。
回到镇卫生院，我们将ct结果拿给医生看。医生看后，也连连摇头，说这种病他们这里治不了，建议我们还是去大医院。可是，大医院的医生已经说了，开颅手术风险极大，母亲年纪这么大，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去，还是不去？这成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关乎生死的艰难决择。
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先在镇卫生院保守治疔。按照重庆那位医生给出的治疔方案，主要是输液，用一些扩张血管、改善循环、营养神经的药物。镇卫生院的条件有限，药品也不多，很多药都没有。我只好托在cq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的朋友，帮忙购买血塞通等药品，然后让往返于重庆和老家之间的客车司机帮忙带回来。每一次等待药品，都象是在等待救命的稻草。
于是，母亲开始了漫长的输液生涯。每天，护士都会准时来到病房，在母亲的左手腕上扎上针，安上留置针，以便第二天继续输液。冰凉的药液一滴滴输入母亲的血管，却似乎无法抵达她疼痛的根源。她额头的剧痛，依旧像跗骨之蛆，日夜折磨着她。
在医院住了几天后，母亲觉得不方便，也不习惯。我看着她在陌生的环境里，更加焦虑不安，便决定每天去医院配好药，然后带回家给她输液。家里毕竟熟悉，或许能让她放松一些。我买了输液架，学着护士的样子，给母亲扎针、调节滴速。起初还有些笨拙，但渐渐地，也熟练起来。
日子就在这样单调而焦虑的输液中一天天过去。母亲的病情没有任何起色，头痛依旧，视力也没有恢复。我们尝试了各种止痛药，从普通的去痛片，到效果更强一些的止痛药，一开始似乎还有点效果，但很快，母亲的身体就产生了抗药性，止痛药也失去了作用。最后，我们不得不向医生申请使用杜冷丁。
杜冷丁，那是一种强效的镇痛药，也是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药品。医生尤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当那小小的针剂注入母亲的身体，她的疼痛确实暂时缓解了，眉头舒展了一些，也能安静地睡一会儿了。但好景不长，药效一过，那剧烈的头痛便会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仿佛在嘲笑我们的无能。
看着母亲被疼痛反复折磨，身体日渐消瘦，精神也越来越萎靡，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而且，我知道杜冷丁这种药物副作用很大，长期使用对身体伤害极大。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想别的办法！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单位打来电话，说有急事，需要我回去处理一下。我尤豫了。一边是病重的母亲，一边是工作，我分身乏术。母亲看出了我的为难，虚弱地说：“你去吧……我没事……让你媳妇照看着点……”
我咬了咬牙，叮嘱妻子一定要好好照顾母亲，有任何情况立刻给我打电话，然后便匆匆赶回了重庆。我以为只是两天时间，很快就能处理完事情回去。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和我们开玩笑。
就在我赶回重庆的第二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文档，手机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屏幕上跳动着妻子的名字，我的心猛地一跳，一种极度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了我。
“喂？”我颤斗着声音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妻子带着哭腔，声音急促而慌乱：“老公……你快回来！妈……妈她不行了！她昏迷了！叫都叫不醒！”
“什么？！”我如遭雷击，手里的笔“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怎么回事？上午不是还好好的吗？”
“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倒下了，叫她没反应……”妻子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
我大脑一片空白，嗡嗡作响。不行！妈不能有事！我立刻挂断妻子的电话，第一个念头就是找医生！我想起了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好友，他是一名医生。我疯了似的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说明了情况。
好友很快赶到了我家（我让妻子先把母亲接到重庆的家，方便照顾）。他迅速给母亲做了检查，听心跳，测呼吸，摸脉搏……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情况不太好，”他放下听诊器，神色严肃地对我说，“心跳、呼吸、脉搏都很不稳定，很微弱，是……是死亡的前兆。”
“死亡的前兆”这五个字，象一把冰冷的匕首，狠狠刺穿了我的心脏。我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不！不可能！妈不会有事的！她还没到七十岁！她还没享过一天福！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崩溃的时候！我必须回去！立刻！马上！
我颤斗着手，拨通了另一个好友罗应强的电话。罗应强有车，而且离我家不远。“应强！快！开车送我回老家！不，去我家！我妈……我妈快不行了！”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罗应强一听情况紧急，也顾不上多问，立刻说：“你等着，我马上到！”
几分钟后，罗应强的车就到了楼下。我疯了似的冲下楼，跳上车。“快！去我家小区！”
车子一路闯红灯，朝着我家小区的方向疾驰。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双手紧紧攥着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我不停地催促着罗应强开快点，再快点。
从市区到我家所在的小区，平时需要半个多小时的路程，那天，罗应强几乎是用最快的速度，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赶到了。
我跌跌撞撞地冲进家门，看到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如纸，双目紧闭，毫无声息。妻子趴在床边，低声啜泣着。
“妈！”我扑到床边，握住母亲冰冷的手，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母亲的手指，似乎微微动了一下。
紧接着，她的眼皮也轻轻颤动起来。
然后，她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眼神虽然依旧虚弱，但却有了一丝神采。她看着我，嘴唇翕动着，发出了微弱的声音：“……水……”
我愣住了，随即狂喜涌上心头！妈醒了！她醒过来了！
“水！水！快拿水来！”我语无伦次地喊道。
妻子也反应过来，连忙倒了一杯温水给她，她居然活过来了。
这一次，母亲确实把我吓到了，我哭了：她辛劳一生，没有享受什么，我们做子女的并未尽到孝，决不能让她就这样离去！于是，我作出一个决定，请假专门护理母亲，直到母亲痊愈出院。很幸运，我的领导爽快地答应了。
重返医院，我们找了一个走廊尽头的一个病房，将两个病床紧挨排列，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就在母亲身边陪伴护理，只要她额头疼痛，我就用酒精擦拭，并用农村办丧事打发给送礼人的白布捆住母亲的额头，没想到，这种方法还管用，母亲的疼痛减轻。
同时，我在网络搜索到一个治疔动脉瘤的处方，便按此抓中药给母亲熬了吃，我记得这个处方中，有蜈蚣，这中药不仅难闻，而且味道古怪，母亲最初难以下咽，我就鼓励母亲，中药治本，你如此坚强，只要吃了这个中药，就一定能好。而且，我告诉她，我请假照顾，你没有女儿，只有我照顾了，小便失禁时，我必须扶着她在病床前解决，后来，她不再抗拒。
我鼓励母亲：坚持就会胜利，她也愿意喝下那非常难闻的中药，当然，常规的输液继续。真的没想到，母亲的额头疼痛逐渐缓解，最后竟然消失了。
可以说，当时，我有多开心。我纯粹是自作主张，再加医生的常规治疔，我的付出没有白费。当然，最后的治疔期间，我的一个侄儿也来协助过，让我有时间去熬药等。还有，晚上，母亲经常要小便，额头随时疼痛，需要及时对症处理，所以，侄儿的协助，至关重要。
母亲的额头疼痛消失了，可是，母亲由于长期卧床，双腿僵硬，我就经常搀扶着她到医院顶楼走路，最初，我要费很大劲搀扶，慢慢地，母亲的双腿活动自如，也有力了，于是，我们将母亲回老家。没多久，母亲70岁生日，我们给她办了生日宴，亲朋好友都来庆祝，她虽然身体消瘦，但病没了，可想而知，她有多开心。
拯救母亲，是我今生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我庆幸自己的坚持，我也庆幸自己的头脑灵活，否则，母亲可能活不过70岁。
拯救母亲的战斗，让我明白：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爱的丧失；疾病的治愈，应中医系结合，西医治标，中医治本；放弃就意味着死亡，而坚持就意味着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