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八点半，心脏外科病房。
晨间查房开始。今天江屿的团队特别庞大——除了常规的住院医师、实习生，还有江时安这位“进修医生”，以及几个从周边医院来观摩的基层医生。小小的病房里挤了十几个人，但秩序井然。
“先从术后患者开始。”江屿一边走一边说，“31床，张大爷，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第三天。昨晚引流量多少？”
值班住院医快速汇报：“胸腔引流管引流量120l，色淡红，无血块。尿量1800l，出入量负平衡800l。”
“很好。”江屿走到床边，“张大爷，感觉怎么样？胸口还疼吗？”
72岁的老人精神不错：“好多了江医生，就是伤口还有点疼，咳嗽时更厉害。”
“那是正常的，术后咳嗽是为了防止肺不张，一定要咳，但可以按住胸口减轻疼痛。”江屿一边说一边检查伤口，“伤口愈合良好，没有红肿渗出。今天可以拔掉引流管了，试着下床走走。”
他转向团队：“对于冠脉搭桥术后患者，早期活动非常重要。但要注意监测——活动后心率不应超过静息时20次/分，血压下降不应超过20hg。张大爷有轻度pd（慢性阻塞性肺病），活动时要特别注意血氧饱和度。”
一个基层医生举手问：“江老师，如果患者疼痛不敢咳，导致肺不张怎么办？”
“很好的问题。”江屿示意大家靠近，“首先，充分镇痛是前提——不是完全无痛，是控制在不影响咳嗽的范围内。其次，可以教患者‘有效咳嗽’的方法：坐起来，身体前倾，深吸气后屏住呼吸3秒，然后用力咳出，同时用手或枕头按住伤口。每天至少做十次。”
他亲自示范，动作标准而轻柔。基层医生们认真记录，有人用手机录像。
“第三，”江屿补充，“如果已经出现肺不张，可以用体位引流、背部叩击、或者支气管镜吸痰。但最重要的是预防。”
接着他们来到15床，二尖瓣成形术后患者。这是个42岁的女性，银行职员，因为风湿性心脏病导致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江屿三天前为她做了成形手术，保住了自己的瓣膜。
“李姐，今天超声结果出来了。”江屿拿着报告，“二尖瓣功能基本正常，只有微量返流，不影响心脏功能。恭喜你，手术很成功。”
患者眼框红了：“江医生，谢谢您……谢谢您保住了我的瓣膜。我同事做的是置换，要终身吃抗凝药，经常要抽血监测，太痛苦了。”
“这就是成形术的优势——保留自身组织，避免终身抗凝。”江屿向团队解释，“但成形术对技术要求更高，适应证选择也要更严格。什么情况下适合成形？第一，瓣膜结构破坏不严重，主要是瓣环扩大或腱索延长；第二，患者年轻，预期寿命长；第三，无严重钙化或感染。”
江时安补充道：“还要考虑外科医生的经验。成形术如果失败，术中需要改行置换，会延长手术时间和风险。所以初学者建议从简单病例开始。”
教程在查房中自然进行。每个病例都是活教材，每个问题都当场解答。基层医生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他们知道这些知识回到自己医院就能用上。
“江老师，”一个县医院医生问，“如果患者经济条件差，用不起机械瓣，生物瓣又担心再手术，该怎么选择？”
江屿想了想：“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的建议是：第一，如果条件允许，尽量做成形，这是最经济的长远选择；第二，如果必须置换，患者年轻且经济困难，可以考虑用国产机械瓣，虽然寿命可能不如进口的，但价格只有三分之一；第三，如果患者年龄较大（>65岁），可以考虑生物瓣，虽然可能二次手术，但避免了抗凝的麻烦和费用。”
他顿了顿：“但最重要的是——不要把选择权完全交给医生。要充分告知患者每种方案的利弊，让他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状况做决定。医学不是替患者生活，是帮助患者更好地生活。”
这番话让江时安深思。在他的医疗帝国里，选择往往是“最优技术方案”，很少考虑患者的个人意愿和经济状况。但江屿的实践告诉他：没有“最优”，只有“最适合”。而什么是最适合，只有患者自己知道。
查房继续进行。他们看了7床的室间隔缺损修补术后患儿，9床的主动脉夹层术后患者，12床的终末期心衰等待移植患者……每个病例都有独特的故事，每个治疔决策都蕴含深刻的医学思考。
当查房结束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半。基层医生们围着江屿提问，江屿耐心解答。江时安静静站在一旁观察，他发现江屿的教程有几个特点：
第一，问题导向。不是灌输知识，是从临床问题出发，引导学员自己思考。
第二，情境教程。每个知识点都放在具体的病例情境中，让学员知道“什么时候用”“怎么用”。
第三，人文贯穿。始终强调患者是“人”而不仅仅是“病例”，治疔要考虑患者的整体生活。
这种教程方式，比他在顶尖医学院的讲座更接地气，也更有效。
“江教授，”一个年轻医生鼓起勇气问江时安，“您能给我们讲讲国际上的最新进展吗？”
江时安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当然可以。但我想先听听你们的想法——在你们医院，最需要什么样的新技术？”
这个问题出乎意料。年轻医生们面面相觑，然后开始发言：
“我们需要便携式超声，我们县医院只有一台老式超声，还经常坏……”
“我们需要简单易用的术后监护设备，我们icu床位少，很多患者术后监护不到位……”
“我们需要远程会诊系统，遇到危重病例可以及时请教大医院……”
“我们需要实用的临床路径，告诉我们常见病怎么规范处理……”
江时安认真听着，用手机记录。这些须求很具体，很实际，也很有价值。他突然意识到，医学创新不应该只盯着高精尖，也应该关注这些“小而实”的须求。
“你们提的很好。”他说，“我会把这些须求带回去，让研发团队研究。也许我们可以合作开发一些适合基层医院的技术和产品。”
这个承诺让年轻医生们兴奋不已。对他们来说，江时安不只是传奇专家，更是能改变他们工作状况的希望。
查房结束后，江屿和江时安回到办公室。江屿倒了杯水给江时安：“江教授今天辛苦了。”
“不辛苦，反而很受启发。”江时安接过水杯，“你的教程方式很好，真正做到了‘授人以渔’。”
“因为基层医生最需要的是‘渔’——不是给他们一条鱼，是教会他们钓鱼的方法。”江屿坐下，“而且，教程相长。在教他们的过程中，我也在重新思考很多问题，澄清很多概念。”
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办公桌上摊开的病历夹上。那些密密麻麻的记录，那些精确的数据，那些谨慎的决策，构成了医学的日常——平凡，锁碎，但每个细节都关乎生命。
“江屿，”江时安突然说，“我想把‘燎原计划’升级。不只是培训基层医生，还要创建全国性的心血管疾病防治网络——基层筛查，局域中心治疔，顶级医院攻坚，信息共享，人才流动。”
这个想法很大，但江屿的眼睛亮了：“您具体想怎么做？”
“分三步。”江时安显然已经思考过，“第一步，创建标准化培训体系，编写实用教材，制作教程视频，在线线下一体化。第二步，开发适合基层的简易设备和诊断工具，降低成本，提高可及性。第三步，搭建转诊协作平台，让患者在不同层级医院间顺畅流动。”
江屿认真听着，不时点头或补充。两人越谈越深入，从技术细节到资金筹措，从人员培训到质量监控。阳光在桌面上移动，时间在讨论中流逝。
这是两个江屿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不是师徒，不是上下级，是同行者，为了共同的目标，贡献各自的智慧和资源。
当讨论告一段落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江屿的手机响了，是苏晚晴。
“江屿，我在你们医院门口，带了午饭。你和江教授一起吃吗？”
“好，我们马上下来。”
挂掉电话，江屿对江时安说：“苏记者带了午饭，一起吧？”
江时安本想拒绝，但看到江屿真诚的眼神，点了点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