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长的话，像一把锤子，敲在阿不都心上。
他回头看看常鹏，常鹏对他点了点头。
回去的路上，阿不都异常沉默。
他脑海里交替浮现着：工头克扣工资时不屑的嘴脸，大连学生寄来的手册和信件，父亲瘸着腿去上班的背影，奶奶期盼又无助的眼神，厂长用英语侃侃而谈时自信的样子，还有棉田里那似乎永远也摘不完的、价值七毛钱一斤的雪白棉桃
两条路，无比清晰地摆在面前。
一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艰辛，是被“没文化”轻易拿捏的无力。
另一条，是充满未知和困难的攀登，是老师、学校、甚至远方陌生人伸出的手，是厂长口中那“让劳动更值钱”的可能。
车窗外，暮色四合。阿不都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周一清晨，阿不都第一个走进了教室。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低头缩在角落，而是走到常鹏和姜恒力面前，深深鞠了一躬。
“常老师，姜老师，我想好了。我要读书。”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要把书读出来，让我家的棉花，不再只卖七毛钱。”
常鹏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多说，只问：“能吃苦吗？补基础可不容易。
“能。”
阿不都眼神坚定，“棉田的苦我都吃过，学习的苦，我也能吃。”
常鹏的“一对一补基础计划”简单直接，就从一个单词开始——“tton”。
但这次不同。常鹏带来了不同形态的棉花制品：粗糙的籽棉、洁白的皮棉、柔软的棉纱、织成的棉布。
他让阿不都摸、看、闻，然后才在纸上写下“c-o-t-t-o-n”。
“棉花从地里到身上，要经历很多步骤，每一步都有说法。”
常鹏说：“咱们就学这些说法。”
他不再强塞语法，而是把阿不都带到学校的小菜园，指着正在生长的蔬菜：“thetoatoisgrog（番茄正在生长。）”这是现在进行时。
又带他看食堂阿姨做饭：“theokakesnoodleseveryday（厨师每天做面条。）”这是一般现在时。
习题本上的句子，不再是冰冷的“he____(go)toschool”
阿不都做这些题时，眼前是活生生的画面，出错少了，记得牢了。
常鹏甚至弄来几份简单的英文农机说明书图片，和他一起猜着看，找认识的单词。阿不都第一次发现，那些字母组合起来，真的能告诉他机器怎么用。
姜恒力的语文课，也彻底变了味道。
“今天不写《我的理想》，也不写《一件难忘的事》。”
姜恒力站在讲台上，“就写写你们最熟悉的事。阿不都，你能不能跟大家说说，你在棉田打工，最累的时候是什么样？
在加工厂，看到厂长和外国人说话，心里又是什么感觉？”
阿不都站在全班面前，还是有些紧张，但提起这些，他的话匣子打开了：“最累是下午两三点，太阳晒得人发昏，腰感觉要断了，手指头被棉壳扎得全是小口子，汗一浸，火辣辣地疼
但一想到摘一斤能挣七毛，就咬牙硬挺。”
“在加工厂，看厂长说英语，我一句听不懂，但看那些外国人不停点头，看那些棉毛巾卖得那么贵
我就想，我摘的棉花，是不是也变成了那些毛巾？
要是我也能听懂，能说话，是不是”
他说得朴实，甚至有些颠三倒四，但全是真情实感。
底下的同学，尤其是同样来自农村的孩子，听得入了神。
“好！”
姜恒力大声鼓励：“就把你刚才说的，原原本本写下来。怎么想，就怎么写。”
那一次的作文，阿不都写得格外长。
他写了工头的刁难，写了三十五块钱的沉重，写了看到父亲一瘸一拐去上班时的心酸，也写了厂长流利英语带来的震撼和对“七毛钱与几百块”的思考。
文字依旧粗糙，却充满了真实的力量。
姜恒力把这篇作文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
读到“我摘的棉花，是不是也变成了那些卖得很贵的毛巾”时，好几个同学悄悄低下了头，若有所思。
读到“要是我也能听懂英语，能说话”时，阿不都自己的背，不知不觉挺直了。
看到阿不都的变化，常鹏和姜恒力意识到，他们过去的很多教学，是“一厢情愿”的灌输。现在，该换思路了。
他还专门为像阿不都这样基础特别弱的学生，开了个“生活英语小灶”，每天放学后半小时，不教语法，就教怎么用英语说身边的事。
姜恒力则埋头编写一本薄薄的《我们身边的作文素材》。
里面没有名家名篇，只有一个个引导性问题：“你家乡最美的地方是哪里？试着描写出来。”
“你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你有没有想过，十年后你会做什么？那时的家乡会是什么样？”
他把语文的工具性落到实处：教他们如何把模糊的感受变成清晰的句子，把琐碎的经历组织成有头有尾的叙述。
期末考试的英语试卷，阿不都做得异常专注。那些关于农场、天气、日常活动的题目，他不再像看天书。
作文题目是“yfavoriteseason”（我最喜欢的季节），他毫不犹豫地写了秋天，写棉田里盛开的“whiteflowers”，写harvestg的忙碌与喜悦，写faily在一起的warth。
尽管仍有不少错误，但他写满了，写通了。
成绩公布：61分。
鲜红的数字，阿不都再次回到了及格线。
阿不都盯着试卷，看了足足一分钟。然后，他抓起试卷，飞奔出学校，没有回家，而是跑向了那家农产品加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