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车在怒江峡谷的云雾中穿行，苏晚的鼻尖贴着车窗，看着远处若隐若现的吊脚楼。林墨握着方向盘，指腹在真皮套上摩挲出细密的声响——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
“还有三公里。”苏晚看了眼导航，“村长老普说，他们是最后的纹面女部落。”
林墨点头，从后视镜里看了眼后座的摄影设备：“无人机电池充满了吗？”
“充了四次。”苏晚笑了，“你紧张什么？咱们拍过更危险的。”
林墨没说话，专注地开车。苏晚知道他在担心什么——三年前，他们在贵州拍摄地戏时，因为设备故障，差点错过了老艺人的最后一场演出。
抵达古寨时，天正下着小雨。村长老普撑着油纸伞等在村口，脸上的皱纹像刀刻般深刻。“阿婆们不愿意见生人。”他说，“尤其是镜头。”
苏晚递上准备好的见面礼：“我们带来了太阳能灯和血压计，还有孩子们的书包。”
老普的眼睛亮了：“跟我来。”
在寨主家的火塘边，苏晚第一次见到了纹面女。她们的脸上布满青蓝色的图案，像古老的图腾。当苏晚举起相机时，一位阿婆突然用僳僳语尖叫起来，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恐惧。
苏晚立刻放下相机，后退两步。林墨默默收起三脚架，从背包里掏出盒彩色铅笔，蹲在地上给寨主的小孙女画卡通纹面。
“她叫娜珍。”寨主说，“阿婆们担心你们把纹面文化当成猎奇的对象。”
苏晚点头，从笔记本里撕下张纸，画了个举着相机的小人，旁边是纹面女的笑脸。她把画递给娜珍：“我们想记录的，是阿婆们的故事，不是她们的脸。”
接下来的半个月，林墨和苏晚成了古寨的常客。林墨帮村民修好了水电站，苏晚教孩子们用相机拍摄自己的日常生活。当娜珍第一次用相机拍下奶奶的背水照时，阿婆们的防线终于松动了。
“你们可以拍，但不能拍脸。”老普说。
苏晚设计了独特的拍摄方案：用摇臂镜头拍摄纹面女的手部特写，记录她们纺织时的动作；用红外相机捕捉夜晚火塘边的故事；用无人机俯拍古寨的全貌，避开人物。
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充满惊喜。苏晚发现纹面女的纺织纹样里藏着僳僳族的迁徙历史，林墨则在修复古寨的引水渠时，发现了宋代的瓷片。他们的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关注，古寨被列为省级文化保护单位。
“我们不是在拍纪录片，是在抢救文化。”苏晚在日志里写道，“每一个织机的声响，每一句火塘边的故事，都是即将消失的文明密码。”
三个月后，纪录片《最后的纹面》在国际人类学电影节上获得特别贡献奖。当苏晚站在领奖台上时，大屏幕播放的不是纹面女的脸，而是她们布满老茧的手，正在织就彩虹般的布匹。
“真正的文化保护，不是猎奇，而是让她们的智慧被看见。”苏晚在获奖感言里说，“就像林墨修复的引水渠，我们要做的，是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找到新的生命力。”
回到古寨，娜珍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摄影师。她的作品《奶奶的背篓》在全国青少年摄影大赛中获奖，画面里，背篓上的纹面图案与远处的雪山交相辉映。
“等我长大了，要拍更多阿婆的故事。”娜珍说。
苏晚笑着把新相机递给她，转头看向正在教村民使用太阳能灶的林墨。她知道，这场纪录片拍摄不只是记录，更是传承。就像林墨说的：“最好的保护，是让文化自己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