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财政体制
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崛起，往往需要它的财政体制十分健康，实现关联的正向发展。
西班牙银行行长胡安吉列尔莫曾在阿方索面前，这样评价荷兰衰落的一个世纪：“18世纪的人口停止增长和逐步丧失贸易领先地位，让荷兰维持旧制度下的税收增长十分困难。”
“整个荷兰联合省都承受来自过去的战争和借款的压力，支出利息已经失控，占比超过一半，甚至大于军事开支。过去有人尝试改革，都因为地方自治原因，失败而告终。如今到90年代已经达到极限，现在还没有崩塌，仅仅是因为收入的稳定和政府削减军费规模，维持财政勉强的运转。”
“财政的困难约束了荷兰复兴的可能，从而寻求强国的联合，维持本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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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荷兰的先例，深谙这个道理的阿方索对于2月12日的特别财政会议的重视程度丝毫不弱于对于法国军事的关注。因为会议讨论的不仅是去年要求的加税税目，也是对于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的方法。
上午9点，会议正式开始。主要的内阁文官都参与其中，还有西班牙银行行长也被破例允许参加这次特别会议。
坎波玛内斯当仁不让地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角。因为加税和完善财政体制息息相关，所以坎波玛内斯将它们统一起来，总结提出了两个方向：1在西班牙要设立永久性的公债交易的地方，2履行债务利息而所需要的收入流，开征新税种。
公债对于西班牙高层并不陌生，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卡洛斯一世（查理五世）一手为西班牙缔造了当时欧洲最复杂最先进的公债体系。
卡洛斯一世公债成功的秘诀就是将国家的收入转换为公债利息，从而向银行家签署短期贷款和约。或者将财政收入作为担保，向那些国外投资者发行债券。
这两个渠道源源不断为这个君主推行天主教帝国政策提供资金。当然，到他的儿子，费利佩二世，公债就玩脱了，不到两年就宣布破产，从而走上“违约王”的道路。
“上世纪，由于贵族和神甫特权，地方自治特权，西班牙全国主要依靠卡斯蒂利亚作为收入载体。受长期战争高税所累和通货膨胀工商业衰落影响，西班牙本土并没有产生公债市场。西班牙国家公债主要都是靠外国银行家和投资者，商业和金融发达的布鲁塞尔和热那亚是主要的公债发行地。”
坎波玛内斯讲起了西班牙公债的历史，“到18世纪，上半叶的重商主义和下半叶的自由贸易”让西班牙工商业复苏，热那亚金融资本的回到西班牙，加的斯的某些特定酒馆和咖啡屋，已经出现有人代办股票、高级商品拍卖交易行为。
只是在1780年，大西洋贸易和关税收入受到战争冲击，购买者对贬值的公债缺乏信心，1782年为恢复公债信用，不得不再次寻求外国投资者和银行家。成立之初的圣卡洛斯银行，它一半的股份在法国和意大利。”
“你也认为在西班牙设立官方交易所的机会已经成熟了玛？”阿方索翻着手中的资料。资料有各个主要国家成立交易所，并在他们的交易所创建自己的公债系统的描述。可以说除了俄罗斯之外，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有自己的交易所和一套属于本国的公债系统，而不是跑到其他国家。西班牙算是有些落后了。
“西班牙目前的条件已经达到了，陛下。”吉列尔莫在财政大臣身旁附和道，“美洲贸易的特权取谛，让所有西班牙人收益。那些西班牙商人获取的资金，也需要通过一个合适的平台来帮助他们进行投资。无论从公债还是产业发展，都是必要的。”
没有人会反对欧洲国家的主流的做法，所以在西班牙国内设立交易所的决定被确定了，但是地点上却有一点小争议。
坎波玛内斯和霍韦利亚诺斯都倾向在马德里，吉列尔莫则是力挺加的斯。前者的理由认为西班牙的官方交易所设立在马德里，方便国家政府控制，避免南海泡沫类似事件的发生。然而吉列尔莫支持经济的自然选择，而不是去人为的干预。吉列尔莫拿前母国举例，荷兰的金融在阿姆斯特丹，但是行政中心在海牙，两者完全可以拆开的。
幸运的这类小争议并没有阻碍会议的进行，因为阿方索直接爽快表示可以加的斯和马德里都设立交易所：“谁规定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交易所了，不要给自己设限。”
交易所的事情确定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搞钱了。不过坎波玛内斯作为从卡洛斯三世时期的财政大管家，对于西班牙财政收入和赤字轻车熟路。如果单单只是搞钱，根本就不需要搞这么长事件。对方必然是有自己的东西，想要借助这个机会施行。
而这个东西，恰恰也是阿方索也想要做出的改变，所以也在私下里给了坎波玛内斯一点自己的个人意见，如今也是时候露出真面目。
“财政收入缺乏弹性”，这是坎波玛内斯对于当期西班牙本土财政的评价。
由于王室专卖收入，关税和消费税属于间接税，间接税的比重占了去年西班牙收入占68。而在1788年，土地税改革和特权免税等级取消前，这个数字是82。
“西班牙是一个以间接税为重点的财政体系，很容易受到农业危机和大西洋贸易的影响。在战争年代很容易让政府造成财政困难。”
“1780年卡洛斯国王为了全力应对英国人的战争，选择大量借款，发行400万皮斯托尔的代价券。政府虽然承诺每年回收，但是财政收入衰减，只能在第二年又发行200万，造成代价券贬值10。一直到1783年初西班牙和英国签署停战协定，代价券的面值才逐步恢复。”
“王国必须增加直接税的比重！”
在场的人都经历过那段时间，固然西班牙在18世纪下半叶，经过波旁改革的财政收入在持续增长。但是它的脆弱性，使得它缺乏弹性去弥补战争阶段流失的资金损失，从而出现战争不足的现象。
曼里诺首相对此最有发言权，当时为了稳定代价券的币值，自己不得不寻求卡瓦鲁斯的帮助，将一部分政府批准的贷款转移到国外。
“这种脆弱将会影响我们和其他大国战争的较量，尤其是那些海上强大的国家。如果能提前改善对间接税的依赖，将有助于未来的大国竞争。”曼里诺十分中肯地说道。
阿方索虽然也认同这样的看法，但是一想到英国也是一个以间接税为主的国家，他们就不需要太过担心战争对贸易冲击，还能继续公债借钱，不担心债券贬值。反而是西班牙需要采用直接税的方式，来增强财政弹性，反馈对于公债市场的利好消息，真是国比国气死人。
坎波玛内斯开始解释财政部对直接税的诉求，总共分为两种。
第一种叫做战时税率比例调整，主要是学习英国人在战争时期对土地税税率的调整。
第二种则是对个人动产方面，主要对于那些已经满足生理须求的群众的生活体现物为课征对象，开征窗户、房屋、仆人、马车、骑乘马的动产税，并采取和土地税一样的累进位。而且动产的涉及还不止这些，财政部还计划将民众一年的收入进行等级制课税。
阿方索注意到坎波玛内斯在讲到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吉列尔莫眉头皱得最明显，其他人的脸色也没有前面公债交易所通过的轻松。
对此也能理解的阿方索知道，这已经是直接税的深水区。个人所得税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上世纪就已经“好出主意”的人提出过。阿方索为此还特别了解一番欧洲的资料。只有17世纪瑞士联盟的两个城市自治体采取这种直接税，不过也已经在1688年取消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