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同学问得很好。不过我个人认为，陈景云的‘相信’，并非出于天真。”
他缓缓开口，“我们看历史人物，不能脱离他的时代。
三十年代的上海，一个民族资本家，他的处境是什么？
是前有洋资的围追堵截，后有官僚资本的敲骨吸髓，身边还有同行间的尔虞我诈。
他就象一个在暴风雨的海上独自划船的人，孤立无援。”
“在这种绝境下，任何一根可能拉他一把的稻草，他都必须抓住。
对堂弟的信任，是他渴望维系家族这艘小船不沉的最后努力；
对史密斯的信任，是他试图‘以夷制夷’、在夹缝中查找一线生机的挣扎。
他不是看不出其中的风险，但他别无选择。
他的每一次‘相信’，都是一场赌博，赌的是人性中那一点点残存的善意和契约精神。
他赌输了，这恰恰是他的悲剧所在，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所在。
它让一个最精明的人，也不得不靠最不靠谱的人性去赌命。”
一番话，掷地有声。
台下的学生们听得入了神，许多人都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脸上露出或若有所思或者恍然大悟的神情。
紧接着，一位戴着眼镜、气质斯文的青年教师站了起来。
“陆泽同志你好，我是历史系的葛剑雄。
我对你书中关于三十年代上海金融市场的描写印象极为深刻。
尤其是对‘橡皮股票风潮’细节的还原，甚至提到了‘信托大楼’里的交易规则和投资者的疯狂心态。
我想请问，你是如何做到如此逼真、精准的还原历史？”
这个问题，显然更偏向学术层面。
提问者陆泽也很熟悉，这可是未来复旦文史社科领域最富盛名的领军人物。
算时间，其人恰是最近两年师从复旦历史系谭其骧先生，刚刚硕士毕业，任教于历史系。
陆泽的表情也变得严肃了几分：“谢谢葛老师的提问。就象我刚才分享的，文学的想象，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
为了写好这部分内容，我属于是下了一番笨功夫。
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复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翻阅了1930年到1939年所有的《申报》和《新闻报》，重点关注它们的经济版。
报纸上那些最鲜活的报道、股价的涨跌、交易所的公告，为我提供了最真实的骨架。”
“除此之外，我还查阅了一些当时商会留下的文档资料，以及一些老先生撰写的回忆录。
将这些历史的碎片拼接起来，再投入文学的想象，去填充人物的呼吸和心跳。
我想，所谓的‘真实感’，可能就来源于这些沾着历史尘埃的细节吧。”
这番朴实无华的回答，却让在场的所有人肃然起敬。
尤其是前排的郭绍虞等几位教授，更是频频点头。
这正是他们最推崇的治学精神——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会场的气氛愈发热烈，提问的手臂如林般举起。
就在这时，一个谁也没想到的身影，在一位学生的搀扶下，从礼堂的侧面角落缓缓站了起来。
会场里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
那是一位须发皆白、步履虽缓但精神矍铄的老者。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目光深邃而平静。
“是朱东润先生！”
不知是谁低呼了一声，全场顿时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
朱东润！与郭绍虞陈望道等并列为复旦中文系“十老”之一，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奠基人。
其治学之严谨、学术地位之崇高，在整个中国学界都是泰斗级的人物！
就连主席台上的郭绍虞都连忙站起身，快步迎了上去：“朱先生，您怎么也来了？身体吃得消吗？”
两人论起来属于同辈，郭绍虞甚至比朱先生更大上几岁，但后者这两年一直抱恙，因而有此一问。
朱东润摆了摆手，示意无妨。
他目光穿过人群，落在了讲台上的陆泽身上。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这位学术巨擘的开口。
朱东润没有拿麦克风，但他苍老而有力的声音，却清淅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中。
“陆泽同学，他们的问题都是在问‘锦’。老朽只问一个问题，是关于‘灰’的。”
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格外锐利。
“你的书名《锦灰》，写的是锦绣繁华如何化为灰烬。
但在陈景云这个人物身上，在那一片国破家亡的废墟之中，你作为作者，最想为他，或者说，为那个时代，留下的那一点，没有化成灰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问题一出，整个汇报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它已经完全超越了情节、技术和史料的范畴，直抵文学的内核，直问作者的本心！
这不仅是在问小说，更是在考量陆泽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胸襟与风骨！
陆泽站在讲台上，也沉默了。
他凝视着台下那位令人尊敬的老人，脑海中浮现出陈景云最后站在纺织厂废墟前的身影。
良久，他拿起麦克风，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郑重。
“朱老，您问到了这本书的根上。”
“如果说，在这片灰烬里，我一定要留下点什么。我想，那应该是两个字——体面。”
台下一片哗然，许多人面露不解。
体面？在那样一个饭都吃不饱、家国将亡的时代，谈体面，是不是太奢侈了？
陆泽没有理会台下的骚动，他的目光始终与朱东润先生对视着，继续说道：
“我说的‘体面’，不是西装革履、出入洋场的体面，不是生意兴隆、家财万贯的体面。
我说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在面对命运的重压时，最后的风骨。”
“陈景云，他失败了。他的工厂没了，家业散了，甚至连亲人都背叛了他。
从世俗的眼光看，他输得一败涂地，狼狈不堪。
但是，他没有跑，也没有跪。当日寇的炸弹落下时，他选择留在上海。
当汉奸的劝降信送到面前时，他选择付之一炬。
他在废墟上，对自己的儿子说，‘只要人还在，厂子就还能再开起来’。”
“这种在人格被反复碾压、尊严被无情践踏之后，依然不肯弯下的脊梁。
这种在满盘皆输、一无所有之后，依然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我理解的‘体面’！”
他的声音越来越激昂，回荡在巨大的礼堂中。
“锦绣可以成灰，基业可以崩塌，财富可以云散。
但只要人心里的那点‘不甘’和‘不服’还在，那份属于中国读书人、属于中国实业家、属于中国人的‘体面’就还在！
这，就是我想留下的。
这，也是我认为那段苦难的历史，留给我们这些后人，最宝贵的东西！”
话音落下，全场依旧是一片死寂。
落针可闻。
每个人都在咀嚼着“体面”这两个字的重量。
那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词语，而是有血有肉的风骨，是穿透百年历史的呐喊。
不知过了多久，朱东润先生缓缓地、郑重地点了点头。
紧接着，导师贾植芳先生第一个站起身，用力而郑重地鼓起了掌。
下一秒，雷鸣般的掌声，从礼堂的每一个角落轰然炸响！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