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三天，我像被抽走了魂魄似的，在清醒与昏睡的边缘反覆拉扯。脑袋里总像塞着一团浸了水的棉絮，昏沉得抬不起来，浑身的骨头缝里都透着细碎的疼，低烧更是黏在身上甩不掉，脸烧得通红，指尖却冰凉。
奶奶急得满嘴起泡，佝偻着身子跑去找吴威刚的爸爸，请他把我驮到三里外的村卫生所。冰冷的针头扎进手背，透明的药液一滴滴顺着软管流进血管，连着打了三天，烧却依旧没退，我的精神反倒越来越萎靡。
奶奶实在没了法子，坐在炕沿上抹着眼泪，已经开始收拾包袱，准备去十来里路外那个据说能“看事破灾”的神婆家里碰碰运气。
就在她拿起包袱要出门的那一刻，我忽然猛地睁开了眼睛，混沌的脑子瞬间被一个念头撞得清明——我的狗头，还在院子里扔着呢！那是大黄的头。
我挣扎着掀开盖在身上的床单，浑身的力气像从石头缝里挤出来似的，每动一下都带着虚脱的眩晕，却还是咬着牙，一步步挪下了炕，扶着墙慢慢走出了屋。
院子里的阳光有些刺眼，我眯了眯眼，竟看见我爸的身影。他站在大门口，背对着我，胳膊上的纱布裹得厚厚的，一看就还是那副没好利索的模样。
至于那个胖女人和秦大爷、憨熊张，倒是没见踪影。后来听奶奶说，我爸这胳膊包紮了三天，疼得夜里直哼哼，药费前前后后花了四五百，在九十年代这可是笔不小的数目，却依旧不见好转。
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连句话都懒得说，心里的恨意像野草似的疯长——若不是他，大黄怎么会惨死？奶奶说，大黄已经十岁了，在狗里算得上高寿，可它明明还能再陪我四五年，明明不该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了！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毫无预兆地砸在粗糙的泥地上，视线瞬间被模糊成一片水渍。我踉跄着朝墙角的狗窝望去，那是大黄住了十年的地方，此刻空荡荡的，只剩下几根散落的稻草。
就在我心灰意冷之际，一道熟悉的影子忽然闯入视线——是大黄！我猛地瞪大了眼睛，心脏狂跳得几乎要冲破胸膛，顾不上浑身的酸痛，跌跌撞撞地扑了过去，一头扎进冰冷的狗窝里，额头重重磕在木板上，疼得我倒抽一口冷气。
我急忙回头，只见一道半透明的影子正蹲在狗窝门口，那条标志性的大尾巴还在殷勤地左右摇摆，听到我的呼喊，它立刻起身朝我扑来。我急切地伸出双手，想要抱住它温热的身子，可指尖触到的，却只有一片虚无的空气。但我看得清清楚楚，它就站在那里，深琥珀色的眼睛里满是疑惑，似乎不明白为什么碰不到我。
我慌忙转头看向别处，正好对上我爸投来的异样目光，那眼神里有不解，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忌惮。
而奶奶早已坐在门口的小马紮上，用袖口不住地抹着眼泪，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低头看了看眼前的大黄，默默伸出胳膊，揽住了那片只有我能看见的空气。是的，我能看见它，这不是幻觉。我就这么抱着它，足足一分钟，才缓缓松开手，指了指狗窝。大黄像是看懂了我的意思，乖乖地走进了窝里，蜷成了一团。
我站起身，走到院子角落的香椿树下。那里散落着大黄的头骨、零碎的骨头和没被清理干淨的肉屑，一群绿头苍蝇在上面嗡嗡地盘旋，发出令人作呕的声响。
我从柴房里翻出一把生锈的铁铲，跪在地上，一下一下地挖着土。香椿树的叶子簌簌地落在我的肩头，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这里是大黄最喜欢待的地方，夏天它会趴在树荫下睡觉，我放学回家时，它总会从这里屁颠颠地跑出来，摇着尾巴扑到我身上，把满是泥土的爪子印在我的校服上。
挖好坑后，我小心翼翼地把那些骨头收拢起来，用我的秋衣包好，轻轻放进坑里，再一铲一铲地用土把它们埋好，堆起一个小小的土堆。
处理完这些，我捡起被扔在一旁的大黄的皮，揣在怀里，去了村东头王婶家。王婶是村里出了名的会处理皮子，手脚麻利。我想让她把大黄的皮揉制好，做成一件成人能穿的短大衣，把有毛的那一面朝里。这样一来，冬天穿上它，就像大黄还在我身边陪着我一样，我要穿到余生，让它永远都不会离开我。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从前，只是我变得更沉默了。我还是会像以前那样，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假装在给大黄餵食、撸毛，很少再和村里的人交流。
或许是之前哭太多，又或许是低烧烧了太久，我的眼睛开始变得不一样——我时常能看见一些奇怪的影子，他们有的穿着旧时代的衣裳，有的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还会笑着朝我打招呼。
我总会礼貌地笑一笑回应，因为我知道，他们和大黄一样。村外的小树林里，每天都显得格外热闹，我好几次看见大黄的影子跟着其他人或者动物跑进树林里玩耍，可我始终没有勇气跟过去，我怕惊扰了它，也怕看清那些人的模样。
我爸在家养了一个月，胳膊上的伤口总算癒合了，却落下了后遗症，整天痒得钻心。那道疤痕竟然增生了，像两条又宽又鼓的大蜈蚣，狰狞地趴在他的手臂上。他常常忍不住用手去抓，抓得鲜血淋漓，却还是止不住那股痒意。
我坐在一旁看着，心里没有丝毫怜悯，只觉得这不过是他应得的轻微报应。
他后来实在忍不住，想去医院看看，翻遍了家里的抽屉也没找出多少钱，便转头来看我。估计还想着以前当乞丐那会他每天给我的一块钱吧！可他不知道，我有钱，三四百呢！就在狗窝里藏着！我就是不打算拿一分钱出来。
听着他夜里躺在床上，“刺啦刺啦”地抓挠手臂的声音，我反倒觉得心里痛快得很——痒可比痛难舒服了，不是吗？
又过了半个月，他趁我和奶奶不注意，偷偷卖掉了家里两袋麦子，换了些钱，然后又像往常一样，背着简单的行囊，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我和奶奶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村口的土路上，谁也没有吱声。风吹过院子里的香椿树，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大黄在轻轻低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