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电话铃声，在寂静的招待所里格外刺耳。
我几乎是从床上弹起来的，心脏咚咚直跳。这个时间点的电话，只可能是急事。
“喂？”
“韩浩同志吗？我是省委办公厅值班室。”电话那头的声音急促而严肃，“请你立即到省委小会议室，有紧急任务。车已经在路上了，十分钟后到招待所门口。”
“什么任务？”
“到了就知道了。记得穿正装。”
电话挂断。我愣了两秒，迅速穿好中山装，对着墙上的小镜子整理头发。镜子里的自己眼圈发黑，但眼神还算清明。
十分钟后，一辆伏尔加轿车准时停在门口。司机是个年轻战士，见我出来，立刻拉开车门：“韩浩同志，请。”
车子在空旷的街道上疾驰。凌晨的太原城还在沉睡，只有几盏路灯孤零零地亮着。
我试图从司机那里打听点什么，但他只是摇头：“领导只说接您过去。”
省委大院灯火通明。小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二三十人，大多是省直部门的负责同志。我扫了一眼——水利厅厅长、农业厅副厅长、气象局局长、省计委副主任都是熟面孔。
郭副省长坐在主位，正在听气象局的汇报。见我进来，他示意我找位置坐下。
“未来一周，全省仍然无有效降水。”气象局长语气沉重，“而且气温将持续偏高，蒸发量会进一步加大。旱情可能从现在的三十七个县，扩大到四十个以上。”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同志们，”郭副省长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刚才接到中央防总电话，要求山西立即启动最高级别的抗旱应急响应。中央领导特别指示：要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把秋粮损失降到最低。”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省委决定，成立省抗旱前线指挥部。指挥部下设五个工作组，我任总指挥。在座的各位，除了必要留守人员，全部编入工作组，明天一早分赴各地。”
我的心沉了下去。这意味着，晋中的工作要暂时搁置了？
“韩浩。”郭副省长突然点名。
“到！”我站起身。
“你的工作调整一下。”郭副省长说，“指挥部成立技术推广组，由你任组长。任务是把韩家村的抗旱经验，在全省范围内快速推广。
“可晋中那边”
“晋中的工作，地委先顶着。”郭副省长不容置疑，“现在全省一盘棋。你在抗旱技术推广上最有经验，这个位置非你莫属。”
我深吸一口气：“是。”
“散会后，留下参加紧急培训。”郭副省长说完，开始布置其他工作组的任务。
散会时已经是凌晨四点。大多数人离开后，会议室里剩下十几个人——都是各工作组的组长和核心成员。
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干部走进来，自我介绍：“同志们好，我是省外办的赵处长。接下来两小时，由我给大家做外事纪律和接待礼仪培训。”
我愣住了。抗旱和外事有什么关系？
“首先宣布纪律。”赵处长表情严肃，“第一，培训内容严格保密；第二，培训期间不得请假；第三，培训结束后，所有笔记上交。”
接下来两小时，我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密集培训。
从着装规范——中山装必须整洁，风纪扣必须扣好，皮鞋必须擦亮；到言谈举止——不能说“可能”“大概”，必须用“是”或“不是”；从接待流程——站位顺序、介绍方式、参观路线；到应对提问——哪些问题可以回答，哪些需要引导，哪些必须请示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三不原则”：“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培训进行到一半时，赵处长特别点我的名：“韩浩同志，你负责讲解的点位是副食品生产基地和蔬菜大棚。这是外宾最可能提问的环节。记住：只讲技术，不讲政治；只讲成果，不讲困难；只讲现在，不讲过去和未来。”
“明白。”我点头。
培训结束时，天已经亮了。赵处长收起教案：“同志们，这次接待任务事关国家形象，务必高度重视。现在还有两小时休息时间，大家抓紧。”
我刚要离开，郭副省长推门进来。
“小韩，留一下。”
等其他人都走了，郭副省长关上门，指了指椅子：“坐。”
“郭省长，这次接待”
“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由科列加副主席带队。”郭副省长直接说，“中央安排他们来山西，一是考察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二是学习农业经验。你们韩家村是重点参观点。”
我明白了。难怪培训这么严格。
“你刚才培训的表现，赵处长都跟我说了。”郭副省长看着我，“沉着，专注，理解快。这很好。但我要提醒你，现场和培训是两回事。”
“您说。”
“外宾可能会问一些尖锐问题。”郭副省长缓缓说，“比如，你们村以前有多穷？为什么能发展起来？社员每天劳动多长时间？收入多少？这些问题，你都要想好怎么回答。”
我思考片刻：“我会把握分寸。讲变化，但不渲染苦难；讲发展，但不夸大成绩；讲集体，但肯定个人努力。”
郭副省长笑了：“你小子，确实机灵。不过还有一点——要自然。你是技术员，不是外交官。该有的质朴要有，该有的热情也要有。”
“我记住了。”
“去吧，休息一会儿。九点准时出发去韩家村，现场预演。”
三天后，韩家村迎来了最高规格的接待。
上午九点整，车队驶入村庄。在舟副总理和花副主席的陪同下，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科列加一行走下车。我按照预定流程，在第三个点位进行讲解。
站在副食品生产基地前，我清晰而流畅地介绍着循环养殖模式和蚯蚓养殖技术。当科列加问及饲料自给的细节时，我不仅回答了预定内容，还自然地带代表团参观了蚯蚓养殖区。
“这是从山西本地蚯蚓改良的本土品种，”我揭开草帘，露出底下密密麻麻的红蚯蚓，“繁殖快，蛋白含量高。一只鸡每天喂十克蚯蚓，产蛋率能提高百分之十五。”
科列加通过翻译表达了浓厚的兴趣，舟副总理微微点头表示赞许。
整个接待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就在代表团准备离开时，舟副总理突然停下脚步，转身看向我。
“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他的声音温和而亲切。
“报告副总理，我叫韩浩。”我立正回答。
“韩浩同志，”周副总理微笑着说，“你刚才的讲解很好。既有技术含量，又能让外宾听懂。特别是那个‘粮—畜—肥—粮’的循环模式，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谢谢副总理夸奖。”
这时，舟副总理对身边的随行记者说：“来，给我们拍张照片。”
我愣住了。
花副主席笑着说：“小韩同志，别紧张。副总理这是要鼓励年轻干部。”
花副主席招手让我过去：“就站在大棚前面，对，自然一点。”
我走到舟副总理身旁，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这位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此刻就像一位慈祥的长辈。
“小韩，今年多大了？”拍照前，他随口问道。
“二十四岁。”
“年轻有为。”舟副总理点点头，“听郭副省长说，你在抗旱工作中很有想法，《红旗》杂志还发了你的文章？”
“是，都是组织培养的结果。”
“不骄不躁，很好。”舟副总理拍拍我的肩膀，“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既要懂技术，又要会实干。”
快门按下。
那一刻，舟副总理站在我的右侧，面带微笑；我站在他身旁，表情略显拘谨但眼神坚定。背景是韩家村的蔬菜大棚，棚内的黄瓜藤蔓翠绿欲滴。
拍完照，舟副总理又对我说：“这张照片洗出来后，让省委转交给你。留个纪念。”
“谢谢舟副总理！”我激动地说。
“继续努力。”舟副总理最后说，“把韩家村建设得更好，把抗旱经验推广得更广。”
车队离开后，郭副省长特意走过来，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小韩，今天表现非常出色。副总理主动和你合影，这是对你工作的最大肯定。”
“郭省长，我我有点紧张。”
“紧张是正常的。”郭副省长说，“但你要记住今天这个时刻。中央领导看到了你的工作，这是压力，也是动力。以后要更加努力，不能辜负这份期望。”
我郑重地点头。
那张照片在一周后送到了我的手中。黑白照片上，舟副总理的笑容慈祥，我的表情认真。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1965年7月，于山西清徐韩家村。赠韩浩同志留念。”
我把这张照片小心地夹在笔记本里。在未来的岁月里，每当我遇到困难、感到迷茫时，都会拿出这张照片看一看。它提醒我：在这个时代，个人的努力会被看见，会被肯定；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奋斗，终将汇入国家发展的洪流。
上午九点，我坐上了去韩家村的车。刚开出省委大院，同车的农业厅王干事就递过来一本杂志：“韩组长，你看！” 《红旗》杂志1965年第八期。
我的文章就在里面，从第32页到38页，整整六页。标题下是我的名字，黑体字，格外醒目。
翻到第32页，开头那段话映入眼帘：“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力量是人民群众”
“今天刚到的。”王干事兴奋地说，“省委大院都传遍了。二十四岁在《红旗》发文章，韩组长，你是这个！”他竖起大拇指。
我捧着杂志，手指有些抖。前世我也在财经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但那种感觉完全不同——那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专业性，为了在圈子里获得认可。
而这一篇，是真的要影响现实，要指导工作。
“王干事，能借我打个电话吗？”我突然说。
“打电话？”
“可以啊，你用”
“请转林雪晴同志。”我拿起党校办公室的电话
等待接通的十几秒，我心跳如鼓。终于，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喂？”
“雪晴，是我。”
“浩哥？”她的声音带着惊喜，“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你不是在抗旱吗？”
“我刚看到《红旗》杂志。”我尽量让声音平静，“我那篇文章，登出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是一声压抑的欢呼：“真的？！第几期？我这就去买！”
“第八期，刚出。文章叫《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
“我记住了！”林雪晴的声音雀跃起来，“浩哥，你真棒！我就知道你能行！等等我家里好像有这本杂志，我爸订的。我这就去看！”
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翻杂志的声音。过了大概一分钟，林雪晴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带着哽咽：“我看到了韩浩，整整六页你写了这么多”
“都是实际情况。”我说，“雪晴，我想告诉你，这篇文章能发出来，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韩家村的乡亲，是抗旱的干部群众，是”
“我知道。”她轻声打断，“我知道你不是在炫耀。但你知道吗？我为你骄傲。真的。”
我鼻子一酸。
“雪晴，等抗旱结束，我去北京看你。”
“嗯，我等你。”她说，“对了，我妈今天在家，我拿给她看。”
电话那头传来林雪晴兴奋的声音：“妈！你快来看！韩浩的文章登在《红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