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憋起来。”我说，“路老师，你也知道咱们很多同学在部委工作，他们消息灵通的很，这次的不一样。你不为自己想也要向小斌和师母多想想。路老师你不用做很多，只要随大势所趋就好，跟群众站在一起就好，不要在公开场合发言。”
我们又聊了很久。路老师终于答应，会谨慎行事，保护好自己和家人。至于我的钱，他坚持要继续保管：“放我这儿安全。你需要用时，随时来取。”
离开路老师家时，已是傍晚。夕阳给清华园的灰砖楼镀上一层金色。我看着那些抱着书本匆匆走过的年轻学子，看着图书馆透出的温暖灯光，心里一阵发紧。
这个园子，这个国家，即将迎来一场风暴。
而我能做的，只是提醒我在意的人，小心，再小心。
访过路老师的下午，我仔细收拾了一番。在招待所澡堂洗了澡，换上最整洁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然后去友谊商店，买了上海产的雪花膏、杭州的丝绸围巾，还有一盒北京特产茯苓饼。
提着礼物，我叫了辆人力车：“师傅，门框胡同。”
车夫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北京，一边蹬车一边跟我唠嗑：“同志，看您这打扮，是去见未来丈母娘吧？”
我笑了：“您眼真毒。”
“错不了！”车夫乐呵呵的，“我拉车二十年，见过的小伙子多了。提点心盒子的，是走亲戚；提烟酒的，是求人办事；提雪花膏丝绸的，准是去对象家！”
说得我心里直乐。这老北京，真是人情练达。
到了林家住的胡同口，我下车步行。青砖灰瓦，槐树成荫，几个孩子在跳皮筋，老太太坐在门口择菜。典型的北京胡同景象。
敲响林家的门。心跳有点快。
门开了。是林雪晴。
她穿着家常的碎花衬衫，蓝色长裤，头发松松地编成辫子。看到我，眼睛一下子瞪大了，嘴巴张成o型。
“浩哥？！”她惊呼一声，然后整个人扑了上来，紧紧抱住我的脖子。
我差点被勒得喘不过气，但心里甜得像喝了蜜。半年多了，终于又见到她了。她还是那个样子，热情，直接，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
“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林雪晴松开手，上下打量我，“瘦了，黑了，但精神了！”
“来开会，给你个惊喜。”我笑着说。
“谁呀？”屋里传来林母的声音。
“妈，是韩浩！”林雪晴拉着我进屋，“他来看您了！”
林母从里屋走出来，系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看到我，她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小韩来了？快坐。晴晴，给韩浩倒茶。”
我把礼物递上：“阿姨，这是我同事推荐的雪花膏，说是上海最新出的。还有条围巾，也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林母接过礼物，看了看，“这围巾颜色好，正适合秋天戴。你们先坐，我锅里还炖着菜呢。”
林雪晴给我泡了茶，挨着我坐下，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快说说，你怎么来北京了？开什么会？还有，《红旗》杂志的文章，我都看到了！我爸和我妈也看了，都说写的不错。”
我简单说了抗旱会和发言的事。林雪晴听得入神，不时提问。当她听到我在会上拿出结满籽粒的玉米棒子时，笑得前仰后合：“你这人，就会搞这些出其不意的！”
“但管用啊。”我说，“一上来就讲大道理，没人听。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大家才信服。”
“这倒是。”林雪晴点头，“你在山西干得这么好，我真为你高兴。”
正聊着，林父下班回来了。见到我，他也很高兴：“小韩来了？正好，咱们爷俩好久没聊聊了。”
晚饭很丰盛。林母做了四菜一汤：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西红柿鸡蛋，还有一盆紫菜蛋花汤。这在1965年绝对是高规格招待了。
我感慨地想，这个年代的媳妇，真是操家能手。会做饭，会持家，懂人情世故，还能兼顾工作。不像2025年，很多年轻人不会做饭，不是点外卖就是下馆子。那种家庭的烟火气，淡了很多。
饭桌上，林父问起我的工作。我详细汇报了晋中的抗旱情况，也说了省委的任命——晋中专署副专员，主管农业。
“二十四岁的副厅级，不多见。”林父点点头，“但你确实做出了成绩。这次《红旗》杂志发文，更证明了你的能力。”
“都是组织培养，群众支持。”我谦虚地说。
“谦虚是好事，但也要有自信。”林父说，“你在抗旱中探索出的工作方法——扎根群众，拜群众为师，把传统经验和现代科学结合——这个思路很对。我们国家建设，就需要这样既懂科学，又懂实际的人。”
饭后，林父把我叫到书房。关上门，他神情严肃起来。
“小韩，咱们聊聊正事。”林父点了支烟，“第一，你的工作。二十四岁到副厅，是破格提拔。树大招风，你要有心理准备。工作上要更谨慎，说话要更有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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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我点头。
“第二，你和晴晴的事。”林父看着我，“你们谈对象也有三年了。晴晴今年准备读研究生，下一步怎么走，你们有打算吗？”
我心里一紧。终于谈到这个话题了。
“林叔叔，我和雪晴是认真的。”我诚恳地说，“这次来，一是看她，二是想征求您和阿姨的意见——如果条件允许，我想和雪晴把婚事定下来。”
林父沉默了一会儿：“晴晴她妈那边，态度比之前缓和了。你这次《红旗》发文，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小韩，有个现实问题——你在山西，她在北京。两地分居，不是长久之计。”
“这个我想过。”我说，“两个方案：第一，我争取调来北京；第二，如果暂时调不来，我先在山西干几年，等做出更多成绩，再想办法调动。无论哪种，我都会对雪晴负责。”
林父点点头：“你有这个心就好。不过小韩，我还要提醒你——接下来一两年，形势可能会比较复杂。你年轻，有干劲，这是好事。但也要注意安全，有些事，不要太冒头。”
我心里一震。林父在文化部工作，消息灵通，他这么说，肯定有所指。
“林叔叔，您的意思是……”
“多看，多听，少说。”林父压低声音，“埋头干好本职工作，其他的，不要掺和。记住，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你在意的人。”
谈话持续到很晚。从书房出来时，已经十点多了。胡同里静悄悄的，只有几盏路灯亮着。
林母说：“这么晚了，别回招待所了。就在家里住吧。”
我连忙摆手：“不了阿姨，太麻烦。我附近找个招待所就行。”
林雪晴送我出来。胡同里月光很好，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她挽着我的胳膊，头靠在我肩上。
“我爸跟你说什么了？”她小声问。
“说我们的婚事。”我握紧她的手，“雪晴，等我。等我在山西再干出点成绩，等形势明朗些，我就来北京娶你。”
“我等你。”她轻声说，“多久都等。”
月光下，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星星。我忍不住低头，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
这个夜晚，很静，很暖。
接下来，我在北京见了几个清华同学。他们大多分配在部委工作：计委、经委、科委、教育部。都是要害部门。
聚会选在东来顺。老同学见面，格外亲热。大家围着铜锅涮羊肉，热气腾腾。
“韩浩，你小子可以啊！”王建军拍着我的肩膀，“《红旗》杂志！咱们班头一份！”
“听说你当副厅了？”李建国凑过来，“二十四岁！让我们这些还在科级挣扎的人情何以堪！”
大家哄笑。我连忙说：“都是运气，都是组织培养。”
“少来这套！”王建军给我倒上二锅头，“说说，在山西到底怎么干的？我们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快闷死了。”
我简单讲了抗旱的事。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提问。当他们听到“拜群众为师”科学原理”时，都若有所思。
“你这个思路，对我们也有启发。”在计委工作的张伟说，“我们搞规划，有时候脱离实际，就是因为不了解基层情况。应该多下去走走。”
聊完工作，话题自然转到个人问题。大家看到我和林雪晴坐在一起，又是一阵起哄。
“金童玉女啊！”有人感叹，“韩浩事业有成，雪晴才貌双全。羡慕嫉妒恨！”
林雪晴大大方方地笑着，给我夹菜。那种自然流露的亲昵，让同学们更是羡慕。
酒过三巡，话题渐渐深入。这些同学在部委工作，身处信息中心，对时局的敏感度远超常人。
“最近风声有点紧啊。”张伟压低声音，“各种讨论越来越多，有些已经超出学术范围了。”
“我们那儿也是。”在教育部工作的同学说，“高校里各种辩论会、批判会，一周好几次。有些老教授，压力很大。”
王建军喝了一口酒：“我听说，上面要搞一次大的思想整顿。具体怎么搞，还不清楚。但肯定动静不小。”
我心里一紧。这些信息，和我前世的记忆吻合。1966年，那场席卷全国的风暴，已经在酝酿了。
“咱们这些年轻人，该怎么办？”有人问。
“少说话，多做事。”张伟说，“把本职工作干好，其他的，不议论，不传播，不参与。”
“对。”王建军点头，“记住咱们是干什么的——建设国家。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才是正道。”
聚会结束，我和林雪晴走在长安街上。夜色中的天安门城楼庄严雄伟，广场上还有人在散步。
“浩哥，你担心吗？”林雪晴轻声问。
“担心。”我老实说，“但我更担心你，担心路老师，担心所有我在意的人。”
“我会小心的。”她握紧我的手，“你也是。在山西，天高皇帝远，也许反而安全些。”
那晚回到招待所，我睡不着。爬起来，把最近一个月的人民日报找出来，一篇篇仔细看。
社论、评论、报道……字里行间，能看出风向在变。强调阶级斗争的多了，强调业务的少了；强调政治挂帅的多了，强调经济建设的少了。
我拿出笔记本，把重要观点摘录下来。然后对照前世的记忆，梳理脉络。
1965年秋，山雨欲来风满楼。
而我，一个二十四岁的副厅级干部，一个有着后世记忆的重生者，该何去何从？
香港是一定要去的。那里有我的商业帝国梦，有孵化民族品牌的舞台。但去之前，我必须把大陆的事情安排好——韩家村的产业，晋中的抗旱成果，还有，和林雪晴的婚事。
原本这次来北京，我想正式提亲。但听了林父的提醒，看了同学们的忧虑，我改了主意。
还不够。时机还不够成熟。
我要在山西干出更大的成绩，要有足够的分量，才能让林家人放心把女儿托付给我。也要等形势更明朗些，避免婚事被卷入不必要的风波。
我在附近找了一间招待所对付了一晚，当第二天醒来准备收拾行李时，门被敲响了我以为是林雪晴，赶紧过去开门，一开门…
“你们找谁”我惊讶的问到
“请问，你是韩浩同志吗？”其中带头的中年男人问道。
“我是韩浩，请问你们是…”我好奇的问道。
脑子里转了一圈也没有想到，到底谁会找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