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回归后的首个雨季，潮湿的空气裹着淡淡的海风，浸透了特区政府总部的每一寸走廊。工务局的办公室里，一份标注着“紧急”的桥梁维修工程招标书正躺在局长陈伟明的办公桌上，封皮边角被手指摩挲得泛白。陈伟明捏着钢笔，目光却没在文件上停留——桌下的抽屉里，静静躺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里面是承包商送来的“咨询费”，整整50万港元，足够支付他在半山豪宅的三个月房贷。
这样的场景，在回归初期的香江官场并不罕见。殖民时期留下的“潜规则”如同附骨之疽：工程审批要收“茶水费”、牌照办理需给“好处费”、甚至公共资源分配都要看“关系深浅”。市民们对这种贪腐早已怨声载道，报纸上不时刊登“运输署官员收受贿赂，违规发放货车牌照”“房屋署职员挪用公款，虚报维修费用”的新闻，街头巷尾的议论中，满是对“新政府能否革除旧弊”的疑虑。
这份疑虑，也沉甸甸地压在陆明华的心头。作为回归后首任香江廉政公署（icac）专员，他的办公室窗正对着维多利亚港，却无心欣赏海景——桌上堆叠的举报信，从“市民匿名反映工务局工程回扣”到“商户实名举报食环署官员索贿”，每一封都透着民众对“清明官场”的期待。陆明华指尖划过信纸上的字迹，想起林宸之前对他说的话：“警队的干净是治安的基础，官场的干净是治理的根基。回归后的香江，不能再带着殖民时期的贪腐毒瘤前行。”
当天下午，廉政公署的会议室内，陆明华将一份“廉政改革专项计划”拍在桌上，文件上的“重点查处部门”用红笔圈出了工务局、运输署、食环署三个单位——这是根据举报信频率、审计异常数据筛选出的“高风险领域”。“从今天起，成立‘殖民遗留贪腐清理专项小组’，分三组行动：一组负责梳理工务局近三年的工程招标记录，重点核查预算超支10以上的项目；二组跟踪运输署牌照发放流程，尤其是‘加急办理’的个案；三组对接市民举报热线，24小时响应，确保每一条线索都能落地核查。”
他的声音沉稳，目光扫过在场的30名廉政公署调查员，“记住，我们面对的不是普通贪腐，是殖民时期制度漏洞滋生的‘系统性腐败’。他们可能有复杂的关系网，可能会用‘合法’外衣掩盖非法行为，但我们的武器只有一个——证据。无论涉及到谁，职位多高，只要触犯法律，就必须一查到底。”
改革的第一枪，瞄准了工务局的“桥梁维修工程”。专项小组通过审计发现，这项预算12亿港元的工程，实际招标时中标商的报价仅8000万港元，中间4000万港元的差额去向不明。更可疑的是，中标商“香江基建有限公司”成立仅半年，注册资本仅100万港元，却能拿下如此大型的政府工程，背后的关联让人浮想联翩。
调查员们没有打草惊蛇，而是采取“外围突破”策略：先调取公司的银行流水，发现有一笔200万港元的资金在中标后，通过多个私人账户辗转，最终流入了一个名为“李梅”的账户——而这个“李梅”，正是工务局局长陈伟明的妻子。接着，调查员们又找到该公司的前项目经理，通过耐心沟通和法律政策宣讲，这位因不满公司“暗箱操作”而离职的项目经理，终于愿意作为线人，提供了他曾亲眼目睹陈伟明与公司老板在私人会所密谈的证词，甚至偷偷录下了两人讨论“工程回扣比例”的片段。
证据链逐渐清晰，但调查却在此时遇到了阻力。陈伟明毕竟是局长级官员，背后牵扯着殖民时期遗留的官场关系网——有人通过特区政府高层向陆明华“说情”，暗示“工程问题可内部整改，不必小题大做”；甚至有匿名电话打到陆明华的办公室，威胁他“适可而止，否则对谁都没好处”。
陆明华没有退缩，他第一时间将情况汇报给林宸。“阻力越大，说明问题越严重。”林宸的回答斩钉截铁，“警队会全力配合你们，需要监听许可、搜查令，我亲自协调；有人敢阻挠调查，就按‘妨碍司法公正’论处。回归后的香江，不能有‘特殊官员’，更不能有‘贪腐保护伞’。”
有了林宸的支持，廉政公署的调查底气更足。他们申请了法院的搜查令，在一个清晨突袭了陈伟明的办公室和住所。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调查员们查获了一本加密的银行账户记录，上面详细记载了近五年来陈伟明收受的“工程回扣”，累计金额达1200万港元；在他半山豪宅的地下室，还搜出了价值800万港元的奢侈品和现金，这些都与他的合法收入严重不符。
面对铁证，陈伟明最初还试图狡辩，声称“资金是朋友委托保管”“奢侈品是家人赠送”，但当调查员播放出线人提供的录音，展示出资金流向的完整证据链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供述了自己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招标、预算审批中为承包商提供便利，收受回扣的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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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明的落网，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香江官场引起巨大震动。廉政公署趁势追击，先后查处了运输署副署长刘志远（涉嫌在货车牌照发放中收受贿赂，涉案金额300万港元）、食环署分区主任黄志强（涉嫌挪用公款，虚报清洁服务费用，涉案金额150万港元）等4名中层官员，加上之前的陈伟明，三个月内共查处5名贪腐官员，追回贪腐资金1亿港元。
每一次查处，廉政公署都会通过官方网站和媒体，公开案件的关键证据和审理进度——不是为了“曝光丑闻”，而是为了向市民传递“零容忍”的态度。当市民们在电视上看到陈伟明的保险柜被打开，看到贪腐资金被追回时，之前的疑虑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对廉政改革的支持。
在旺角的街头，市民们自发组织了“支持icac，肃清贪腐”的游行，举着“廉洁香江，民心所向”的横幅；在廉政公署的举报热线办公室，电话铃声从早到晚不断，有市民举报社区里的“小贪小腐”，也有企业员工反映公司向官员行贿的情况——曾经“不敢举报、不愿举报”的氛围，被“主动监督、积极参与”的新风气取代。
陆明华深知，“查处个案”只是廉政改革的第一步，“完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贪腐。他推动廉政公署与特区政府各部门合作，出台了三项关键制度：
一是“工程招标阳光化”：所有政府工程的招标信息、预算明细、中标结果全部在网上公示，设立“公众质疑通道”，由独立审计机构全程监督，杜绝“暗箱操作”；
二是“官员财产申报电子化”：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尤其是处级以上官员）每季度在廉政公署官网申报个人及家庭成员的财产状况，包括银行存款、房产、投资等，申报信息可接受公众查询，虚假申报将面临刑事处罚；
三是“廉政教育进机关”：组织廉政公署调查员定期到政府部门开展讲座，用真实案例讲解贪腐的法律后果，同时在公务员入职培训中加入“廉政必修课”，从源头树立“廉洁从政”的意识。
这些制度的落地，像一道道“防火墙”，堵住了殖民时期遗留的制度漏洞。半年后，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全球廉洁度排名”中，香江从回归前的第18位跃升至第9位，首次进入全球前十；特区政府的民意支持率也从回归初期的65，提升至82——市民们用选票和信任，为这场廉政改革投下了“赞成票”。
在一次市民代表座谈会上，一位经营小餐馆的老板握着陆明华的手说：“以前办个食品经营牌照，要托关系、送红包，前后跑半个月；现在网上提交材料，三天就批下来了，还不用花一分冤枉钱。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政府！”
陆明华将这句话记在了笔记本上，后来在向林宸汇报工作时，特意提起了这个细节。“廉政改革不是‘杀鸡儆猴’，是要让市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林宸看着桌上的“全球廉洁度排名报告”，眼中满是欣慰，“你为香江营造了清明的治理环境，这比查处多少贪官都重要。未来竞选行政长官，市民的信任就是我们最坚实的基础。”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廉政公署的大楼上。陆明华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市民，心中清楚——这场廉政改革没有终点，只要还有贪腐的可能，就需要始终保持警惕。但他更相信，有林宸的支持，有廉政公署的专业，有市民的监督，回归后的香江，一定能彻底摆脱殖民时期的贪腐阴影，走向一个更加公平、透明、廉洁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