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那场与最高统帅的惊心动魄的会面，为谈判打破了坚冰，但远未带来春暖花开。它只是将罗马尼亚从悬崖边缘拉回了一步，眼前依然是布满荆棘和陷阱的崎岖道路。接下来的日子，才是真正考验外交智慧、耐心和意志力的磨盘。米哈伊王储和他的代表团，将在这座巨大的红色磨盘下，为祖国的命运，艰难地碾磨出每一寸生存空间。
会谈在莫洛托夫的主持下重新开启，气氛似乎缓和了一些，但维辛斯基等具体条款的操刀手们，眼神中的锐利并未减少分毫。他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将斯大林同志口头的“框架性意见”，转化为法律条文，并在字里行间埋下尽可能有利于苏联未来行动的伏笔。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残酷的条文战争。
首先交锋的，是战争赔偿条款。斯大林同意的八年支付期和实物支付是原则，但魔鬼藏在细节里。
“三亿美元赔偿总额，以1944年价格计算，分八年支付，年利率百分之二，从停战协定生效之日起计算。”维辛斯基用他那种惯常的、带着法律条文冰冷质感的声音宣读着草案。“支付品类包括：每年不少于六百万吨石油及石油制品；不少于一百五十万吨粮食，以小麦和玉米为主；不少于五十万立方米优质木材；以及船舶、机床、非铁金属等，具体品类和数量由联合赔偿委员会每年核定。”
萨纳特斯库首相立刻抓住了要害：“维辛斯基先生，一九四四年的价格是不合理的。战争尚未结束，全球通胀严重，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极大。以固定年份的价格锁定长达八年的赔偿交付，这意味着越到后期，罗马尼亚实际付出的价值将远超三亿美元。这不符合公平原则。我们建议，赔偿价值应以交付当年的国际市场价格，或者至少以一个可浮动的基准来计算。”
维辛斯基推了推眼镜，面无表情地反驳：“国际市场价格？由谁来核定？伦敦市场还是纽约市场？那里充斥着资本主义的投机和操纵。以固定价格计算，正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和不确定性。这是苏联政府经过慎重考虑的决定。”
“但这会将巨大的、不可预测的负担强加给罗马尼亚经济！”沃伊库外长加入了争论，“我们还需要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家园，我们需要粮食养活我们的人民，我们需要石油驱动我们的工业恢复。如果以如此巨大的实物量输出，而且是按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这无异于抽干我们的血脉。我们请求，至少将价格基准与某种公认的、相对稳定的计价单位挂钩，或者大幅降低实物交付的数量。”
争论持续了整整两天。罗马尼亚代表团拿出了详尽的国内产能报告、战后预估需求报告，甚至引用了某些国际联盟（虽然已名存实亡）关于战争赔偿的惯例，试图证明苏联方案的苛刻。米哈伊王储在关键时刻再次发言，他没有纠缠于具体数字，而是再次强调原则：
“莫洛托夫先生，维辛斯基先生，我们承认赔偿的义务，我们愿意付出代价。但我们付出的目的，是为了结束过去，开启未来，而不是为了毁灭罗马尼亚民族生存和未来发展的根基。一个经济彻底崩溃、民不聊生的罗马尼亚，不仅无法成为苏联可靠的邻邦，反而会成为滋生混乱和仇恨的温床，这不符合我们任何一方的长远利益。我们需要一个既能体现罗马尼亚责任，又能让其存续和发展的方案。”
最终，经过极其艰苦的拉锯，双方达成妥协：赔偿总额不变，支付期八年。但价格计算方式改为“参照战前五年（1935-1939）该品类商品在罗马尼亚国内平均出厂价格，并考虑合理的通胀系数进行调整，具体由联合赔偿委员会中的双方代表共同核定”。这是一个模糊地带，留下了未来争吵的空间，但至少打破了苏联单方面锁定低价的目的。在交付数量上，罗马尼亚也争取到了一定的弹性，例如石油交付量前三年可适当降低，以保障国内最基本的能源需求。
接下来，是最为敏感的“暂时驻军”问题。斯大林放弃了“永久性军事基地”的提法，但苏方草案中对“暂时”的定义和驻军权力的描述，宽泛得令人心惊。
草案写道：“为保障对德作战行动的顺利实施及维护相关交通线的安全，苏联红军有权在罗马尼亚境内必要的港口、铁路枢纽、机场及战略要地驻扎其部队，其驻扎地点、规模及持续时间，由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军事需要决定。罗马尼亚政府有义务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与便利，包括但不限于营房、后勤补给及当地运输工具的使用。”
这几乎等同于一张空白支票。“根据军事需要决定”——这意味着苏军可以以任何理由，在任何它认为必要的地方驻军，而且想驻多久就驻多久。“必要的协助与便利”——这意味着罗马尼亚需要承担巨大的财政和物资负担。
“这是不可接受的，”米哈伊在内部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这等于将我们的主权撕开了一个巨大的、无法控制的口子。我们必须给这个‘暂时’加上枷锁，给他们的‘权力’划定边界。”
于是，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谈判桌上，罗马尼亚代表团发起了又一轮攻势。萨纳特斯库将军，以其职业军人的身份，对“军事需要”提出了质疑：“元帅先生，各位将军，”他转向在场的苏联军方代表，“对德作战的主要战线正在向西推进，罗马尼亚境内的军事价值正在下降。我们理解保障交通线的需要，但‘战略要地’的定义过于模糊。我们希望明确驻军的具体目的、大致区域，以及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比如，以欧洲战事正式结束，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为终点。”
苏联军方代表，一位表情冷硬的将军，立刻反驳：“战争形势瞬息万变，任何僵化的时间表和地点限制，都可能束缚红军的手脚，危害盟军的共同事业。希特勒的军队还在负隅顽抗，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巴尔干方向发起反击？保障红军的行动自由，是最高优先级。”
沃伊库外长则从法律和政治角度切入：“这样的条款，即使冠以‘暂时’之名，其实际执行效果与军事占领无异。这将在国际社会引起误解，损害苏联作为一个解放者而非占领者的形象。我们提议，是否可以换一种形式？例如，罗马尼亚政府主动‘邀请’苏军在特定期间内使用某些军事设施，并共同组成协调机构管理相关事务，而不是由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单方面决定。”
这又是一场意志和智慧的较量。罗马尼亚人深知，他们无法完全拒绝苏军的存在，但他们必须竭尽全力给这个存在套上缰绳。他们不断地争辩、解释、甚至近乎恳求，强调过度驻军对罗苏长期关系的毒害，强调一个主权受到尊重的罗马尼亚对苏联的潜在价值。
米哈伊王储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一次非正式的工作晚宴上，他避开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与一位看起来相对温和的苏联中层外交官交谈，看似随意地提及：“如果驻军问题能够以更尊重我方主权的方式解决，我相信埃德尔国王陛下在国内推行亲苏政策时，将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也能更有效地压制国内那些不和谐的声音。” 这是一种隐晦的提醒：一个合作、稳定的罗马尼亚王室政府，比一个被驻军条款激怒、充满反苏情绪的无政府状态，对苏联更有利。
最终，关于驻军的条款被修改为：“为完成对德共同作战之最终目标，苏联红军得在罗马尼亚境内之主要交通线（具体清单见附件一）沿线，驻扎必要之部队，其驻扎事宜由双方军事代表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协调管理。一俟对德战争在欧洲范围内以德国无条件投降形式正式结束，所有基于本条款之驻军应开始逐步缩减，并在最终和平条约签署后六个月内完全撤离。”
附件一的清单，经过激烈争吵，被限制在几条主要铁路干线和康斯坦察等少数港口。虽然“逐步缩减”和“最终和平条约”仍然是模糊概念，但毕竟写入了“完全撤离”的最终目标和时间框架（尽管与和平条约挂钩，而和平条约何时签署主动权仍在大国手中）。这远非完美，但相比最初的草案，已是巨大的进步。罗马尼亚守住了一条模糊但存在的法律底线。
此外，条约还规定了罗马尼亚将继续提供军队对德作战（这符合罗马尼亚自身收复失地和展现盟友价值的需要），解散所有法西斯组织（这无可厚非），以及——在米哈伊极力坚持下——写入了“罗马尼亚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其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应得到尊重，其内部事务应由罗马尼亚人民自行决定”的原则性条款。这一条款，在未来将成为罗马尼亚在国际场合和法律上扞卫自身权利的重要依据。
关于王室的地位，条约没有明确提及，这本身就是一种默许。斯大林那句“如果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自然可以继续发挥其团结国家的作用”，就是苏方不在此刻强行废除君主制的信号。对米哈伊而言，这就够了。
1944年9月12日，一个阴沉的莫斯科下午，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一个侧厅举行。没有盛大的庆典，只有凝重的气氛。米哈伊王储代表罗马尼亚国王，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在厚厚的一叠文件上签下了各自的名字。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在寂静的大厅里显得格外清晰。
当米哈伊放下笔，抬起头时，他感到的并非喜悦，而是一种近乎虚脱的沉重。他保住了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名分，避免了即时被吞并或彻底军事占领的命运，王室得以存续。但他也清楚地知道，罗马尼亚背负上了沉重的经济枷锁，苏军以“暂时”之名留在了国土上，未来的政治走向被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这是一个用巨大代价换来的、喘息的机会。这不是胜利，这是一场惨烈的、不得已的止损。
仪式结束后，莫洛托夫例行公事地与米哈伊握了握手，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希望这能成为我们两国关系的新起点。”他公式化地说。
米哈伊用力地回握，目光坚定：“这取决于我们双方如何共同书写接下来的篇章，莫洛托夫先生。”
走出克里姆林宫，莫斯科的天空依旧阴沉，但米哈伊深深地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他知道，国内的父亲和人民在等待消息。他必须尽快返回，开始面对条约履行和国内政局那更加复杂莫测的挑战。外交上的博弈暂告段落，但守护罗马尼亚的战争，以另一种形式，才刚刚进入最关键的阶段。他带领代表团，赢得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后卫战，为国家争取到了在未来的惊涛骇浪中，继续航行、不至于沉没的可能。这，确实堪称一次在外交绝境中，凭借勇气和智慧夺得的、巨大的、然而也是充满苦涩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