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田机场的国际到达大厅，上午十点的阳光从巨大的落地窗斜射进来，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陈明站在行李转盘旁，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背包的肩带，眼睛盯着转盘上缓缓移动的行李。他二十三岁，刚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系毕业半年，此刻心跳快得像刚跑完一千米。
他的背包里塞着一本速写本、两支用了三年的铅笔、一个万籁明先生亲笔签名的笔记本，还有临行前母亲偷偷塞进去的一包大白兔奶糖。速写本的边缘已经磨损，翻开第一页，是四年前刚入学时画的第一张分镜——现在看来稚嫩得可笑，但他一直留着。
行李转盘启动的提示音响起。陈明身后的同伴们——总共七个人，都是“叶飞文化基金会”首批资助赴日学习的动画师——不约而同地往前凑了凑。他们都是二十到三十岁的年纪，穿着朴素，有人背的双肩包拉链坏了，用别针别着；有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膝盖处磨出了毛边。
“来了！”一个叫徐峰的年轻动画师低呼一声。他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比陈明大五岁，已经有四年工作经验。
黑色的行李箱一个接一个滑出来。陈明看到了自己的——深蓝色的箱子，四个角都贴了透明胶带，那是去年去西安采风时摔坏的。他上前，用力把箱子从转盘上拖下来，轮子在地面上发出沉闷的滚动声。
七个人，七件行李，整齐地排在传送带旁。他们互相看了看，没人说话，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一种混合着兴奋、紧张和难以置信的光。
“人都到齐了？”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陈明转过身。说话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深灰色的西装，没打领带，头发梳得很整齐。他手里举着一个简陋的纸牌，上面用中文写着“欢迎叶飞文化基金会学员”。纸牌边缘已经卷曲，字迹是用黑色马克笔写的，笔画有些歪斜。
“我是山下芳雄，樱花社的社长。”男人用生涩的中文说，然后切换成日语，旁边一个年轻的女翻译立刻开始翻译，“欢迎各位来到日本。车在外面，我们先去宿舍安顿。”
陈明和其他人跟着山下走出大厅。十一月的东京空气清冷，风一吹，陈明打了个哆嗦——他没想到会这么冷，身上只穿了件薄夹克。徐峰看到了，从自己包里翻出一条灰色的围巾递给他。
“先戴着。”徐峰说，声音很低，“别还没学习先感冒了。”
陈明接过围巾，羊毛的，很柔软，围在脖子上立刻暖和起来。他低声说了句谢谢，徐峰只是点点头。
大巴车是樱花社租的，车身侧面印着巨大的pocket star广告。车上已经坐着几个人，都是樱花社的工作人员，见他们上来，纷纷起身点头致意。语言不通，微笑就成了通用的交流方式。
车子驶上高速。陈明靠窗坐着，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看着窗外掠过的东京街景。高楼，广告牌，电车线，骑自行车的人，一切都陌生又新鲜。他想起离开上海后，先到的香江，万籁明先生把他们叫到会议室。
“出去看，出去学。”万老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刻在木头上，“但别忘了为什么出去。学技术，学方法，但魂要守住。回来的时候，要带着别人的好东西，但更要清楚自己的好东西是什么。”
当时窗外在下雨，雨水顺着老旧的窗玻璃往下淌，万老的脸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格外严肃。陈明记得自己手心全是汗。
“陈明。”旁边有人碰了碰他的胳膊。
是同行的女孩，叫林晓薇，广州来的。她指了指窗外，眼睛亮晶晶的：“看，东京塔。”
陈明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那座红色的铁塔在远处矗立，在灰白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醒目。车上其他人都凑到窗边，小声议论着，拍照。山下芳雄从前面回过头，用日语说了句什么，翻译解释道：“社长说，明天安排大家参观东京塔。但今天先休息，倒时差。”
车子最终停在一栋六层的公寓楼前。楼不算新，但很干净，门口种着一排矮松。山下领着他们上楼，分配房间。两人一间，房间不大，但设施齐全。陈明和徐峰分在一间。
放下行李，徐峰先拉开窗帘。窗外是典型的东京居民区风景——密集的楼房，晾衣杆上飘着衣物，电线在空中交错。远处能看见小学的操场，有孩子在上体育课。
“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徐峰说，点了支烟——他烟瘾很大，但在公共场合从不抽，只在房间里。
“你想象中什么样？”陈明打开行李箱，开始整理东西。
“更……现代化？更科幻？”徐峰吐出一口烟，笑了，“其实这样挺好，真实。”
楼下传来喇叭声。是樱花社的工作人员来接他们去公司。简单收拾后，七个人再次集合，这次都换了稍微正式点的衣服——最好的衬衫，最挺的裤子，虽然有些人的衬衫领口已经磨得发白。
樱花社在目黑区的办公楼显眼的是楼顶巨大的樱花社logo。一走进内部，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一楼是展示区，墙上贴满了《龙珠》、《圣斗士星矢》、《寄生兽》的原画和分镜。陈明站在一幅孙悟空变身超级赛亚人的原画前，挪不动脚。画面是用蘸水笔画的，线条干净利落，力量感几乎要从纸面上迸出来。他在学校也画过无数张画，但从没看过这么……这么有生命力的线条。
“这是马荣城先生的原稿。”山下介绍道，语气里带着自豪，“他是我们社的主力画师之一。明天开始，他会亲自带大家学习分镜和作画。”
陈明的手指悬在画前，想碰又不敢碰。徐峰在他身后轻声说：“你看阴影的处理，不是单纯的涂黑，有层次。”
二楼是工作区。几十个画师坐在透写台前，有人正在描线，有人在上色，房间里只有笔尖划过赛璐珞的沙沙声，和偶尔翻动纸张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墨水、颜料和咖啡混合的气味。
一个年轻的日本画师抬起头，看到他们，微笑着点头，然后用日语说了句“欢迎”。他的桌面上堆满了稿纸，旁边的废纸篓里塞满了画废的原稿。
“这里就是大家接下来三个月学习的地方。”山下说，“每个人会配一个导师，一对一指导。语言方面，社里请了中文翻译，但希望大家也能尽量学一些日语——至少专业术语要会。”
欢迎会在三楼的会议室举行。长桌上摆着简单的茶点——三明治、蛋糕、咖啡。樱花社的主要画师都来了，包括从香江提前过来的马荣城。
陈明鼓起勇气问：“马先生，我们……可以看您的工作过程吗？”
“当然。”马荣城点点头，“从明天开始，你们坐在我旁边看。有问题随时问。”
会议结束后，山下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文件袋。里面有学习计划、作息时间表、东京地图，还有一张地铁卡。地铁卡里已经充了一万日元。
“这是基金会预支的生活费。”山下说，“叶社长交代，大家专心学习，生活上的事不用操心。”
回到宿舍已经是傍晚。陈明累得几乎站不住，但精神异常亢奋。他坐在床边，翻开速写本，想画点什么，却发现自己脑子一片空白——今天接收的信息太多了，像洪水一样冲进来，还没找到出口。
徐峰在整理行李，从箱底拿出一个相框，放在床头柜上。照片里是他和妻子的合影，两人都笑得很灿烂。
“结婚三年了。”徐峰注意到陈明的目光，解释道，“她支持我来。”
陈明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突然很想家，想北京冬天干燥的空气，想学校门口那家永远挤满人的拉面店，想万籁明先生那双总是沾着颜料的手。
窗外，东京的夜色已经降临。远处写字楼的灯光一扇扇亮起，像倒悬的星河。而在目黑区那栋六层办公楼里，还有些窗户亮着灯——那是樱花社的画师们在加班。
同一时间，在距离东京三千公里外的新加坡。
牛车水街区的广场上，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被灯光照得通明。舞台背景是一幅巨大的海报：深蓝色底，金色的五线谱蜿蜒成龙的形状，正中是毛笔字写的“第一届东南亚中文歌曲创作大赛”。海报右下角，有叶飞的亲笔签名——那是林依诺上次回香港时请他签的，签了五十张，用在各个赛区的宣传上。
台下坐满了人。有华人，也有不少当地其他族裔的面孔。前排评委席上，坐着三位评委：一位是新加坡本地着名的音乐制作人，一位是从台湾请来的资深填词人，还有一位是林依诺——她作为基金会代表出席。
此刻站在台上的是个十八九岁的女孩，来自马来西亚槟城。她抱着木吉他，手指在琴弦上有些发抖。灯光太亮，她眯着眼，深吸一口气，然后开始弹前奏。
旋律很清新，有南洋特有的湿润感。她开口唱，歌词是中文，但咬字带着闽南腔的柔软：
“雨林深处有故乡，橡胶树泪成行……”
女孩的声音清澈，像山泉。唱到第二段，她加入了马来语的哼唱，两种语言交织，竟有种奇妙的和谐。林依诺在评分表上快速记录着，旁边的台湾填词人侧过头，低声说：“这女孩有灵气，混搭的手法很自然。”
一曲终了，掌声响起。女孩鞠躬，眼眶有点红——这是她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唱自己的歌。
下一位参赛者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来自印度尼西亚泗水。他穿着传统的巴迪衫，手里拿的不是吉他，而是一个叫“甘美兰”的印尼传统乐器。他先用印尼语说了几句，翻译解释道：“他说，这首歌的旋律来自他祖母唱的摇篮曲，歌词是他自己填的中文。”
演奏开始。甘美兰的声音空灵而神秘，像月光下的神庙。男人用中文唱起来，声音低沉沙哑：
“千岛之间，有船在飘摇，载着乡音，寻找彼岸的桥……”
林依诺停下笔，静静听着。她想起叶飞说过的话：“音乐没有边界，但音乐人有来处。”这个印尼男人的歌，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解——他用故乡的乐器，唱中文的歌，讲述的是所有离散者的共同情感。
比赛进行到晚上十点才结束。入围名单要明天公布，但很多参赛者已经围在台下交流。那个马来西亚女孩和印尼男人聊了起来，虽然语言不太通，但用手比划着旋律，竟然也能沟通。
林依诺收拾好东西，走出会场。新加坡的夜风温热潮湿，带着香料和海鲜的味道。她拿出手机，想给叶飞打电话，但看了眼时间——香港那边应该已经睡了——又放下。
她走向停车场，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回响。路过一个还在营业的唱片行，橱窗里正在播放邓丽君的《甜蜜蜜》。歌声飘出来，在夜色中柔软地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