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东方十一，是字节跳动公司网络安全与风险控制部门的一名员工。此刻我正站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观测点，海风裹着椰林的潮气扑面而来，远处的发射塔架像一柄刺破云层的利剑，在亚热带的艳阳下闪着冷硬的光。我的手机屏幕上，正跳动着一串密密麻麻的代码，那是我连夜搭建的频轨资源风险预警模型，而模型的核心参数，指向的正是上周刷爆全网的那条新闻——我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超20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
三天前，我接到了公司的临时调派通知，让我以技术顾问的身份，参与到文昌发射场某卫星星座的网络安全评估项目中。出发前，部门总监拍着我的肩膀说：“十一，这次不是单纯的代码攻防，是盯着天上的资源打硬仗。”那时候我还没太明白这句话的重量，直到我在项目组的资料库里，看到了那份标注着“机密”字样的申报清单。
清单上，无线电创新院的ctc-1和ctc-2两个巨型星座赫然在列，各颗卫星，加起来就占了总申报量的95。旁边附着的是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则条文，白纸黑字写着“七年首星，九年半部署，十四年全到位”，否则频轨资源的权利就会按实际发射比例缩减。我指尖划过那串数字，心脏跟着漏跳了一拍。年均发射14万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需要像流水线生产汽车一样生产卫星，需要让火箭的发射频次赶上城市里的公交车。
项目组的驻地在文昌航天科普中心旁边的一栋小楼里，楼前的空地上种着一排旅人蕉，宽大的叶片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在这里，我见到了老方，他是无线电创新院的高级工程师，头发花白，眼角的皱纹里嵌着洗不掉的油污。第一次碰头会上，老方把一份spacex的星链部署报告摔在桌上，“看看人家，猎鹰9号一箭60星，可回收火箭反复用，现在在轨的星链卫星已经超过8000颗了。我们呢？单箭发射能力还在追赶，年发射量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只有空调外机嗡嗡作响。我看着报告里spacex的卫星组网示意图，那些闪烁的光点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覆盖了大半个地球。我想起自己在字节跳动的日常工作，每天盯着后台的数据流，防范着各种网络攻击，可那些攻击和眼前的太空资源争夺战比起来，简直像小孩子过家家。老方忽然转过头，目光落在我身上，“东方同志，你们字节的风控模型做得好，能不能帮我们算一算，按照itu的规则，我们的卫星组网存在多少安全隐患？不只是网络安全，还有轨道碰撞的风险，频轨信号的干扰风险。”
我点了点头，心里却清楚，这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低轨轨道的理论容量只有6万颗，现在已经在轨的卫星就有11万颗，而我们一下子申报了20万颗，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一场零和博弈。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对着电脑屏幕熬了两个通宵，把itu的规则参数、spacex的部署数据、我国各卫星厂商的产能信息一股脑地塞进模型里。模型运算的结果出来时，窗外的天已经亮了，橙红色的朝阳正从文昌的椰树梢头缓缓升起。屏幕上的红色预警字样刺眼得很——轨道碰撞风险概率超70，频轨信号干扰风险等级为极高，产业链协同缺口达65。
我拿着这份报告去找老方，他正在调试一台卫星信号接收器。看到报告上的数字，他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风险高，也要上。你知道吗？低轨轨道和频谱是不可再生资源，先占先得。现在美国靠着星链，几乎垄断了近地轨道的资源，要是我们再不发力，等6g时代来了，我们连站在牌桌上的资格都没有。”
老方的话让我想起了去年的一次出差。那时候我去三亚做一个海岛旅游平台的风控项目，在三亚湾的海滩上，我遇到了一群渔民。他们说，现在出海捕鱼，全靠卫星导航，可有时候信号会突然中断，一断就是大半天。后来才知道，是星链的信号干扰了我们的民用导航频段。“小伙子，你是搞网络安全的，能不能让天上的信号别再打架了？”一位老渔民拍着我的胳膊说。那时候我只能苦笑着摇头，可现在，看着眼前的申报清单，我忽然觉得，老渔民的话，或许很快就能有答案了。
项目进行到第五天，我们迎来了一次火箭发射任务。发射窗口定在凌晨两点，我和老方还有项目组的其他人，一起站在观测点的平台上。夜色像一块厚重的黑丝绒，把发射场包裹得严严实实。远处的发射塔架上，亮着一盏盏橘黄色的灯，像星星落在了人间。倒计时的声音从广播里传来，清晰而冷峻，“10、9、8……”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激动。我想起自己的风控模型里，有一个参数是“战略容错率”。我曾经把这个参数调到最低，结果模型直接崩溃了。后来我才明白，在国家的太空战略面前，容错率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被量化的数字。它是无数航天人熬红的眼睛，是工厂里彻夜不熄的灯火，是发射场上一次次的点火与升空。
“3、2、1，点火！”
一声巨响划破夜空，橘红色的火焰从火箭底部喷涌而出，照亮了整片椰林。火箭拖着长长的尾焰，像一条腾飞的巨龙，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光点，消失在茫茫的天际。观测点上爆发出一阵欢呼，我身边的老方，忽然捂住了脸，肩膀微微颤抖。我知道，他不是在哭，他是在笑。
发射任务成功的第二天，我接到了部门的电话，让我尽快返回北京。临走前，老方送给我一个小小的火箭模型，上面刻着“文昌发射场”五个字。他说：“东方同志，谢谢你的模型。其实我们都知道，20万颗卫星的申报，不代表我们真的要发射这么多。但这是一种态度，是我们在太空领域发出的信号。”
我握着那个火箭模型，走出了项目组的小楼。海风依旧吹拂着椰林，阳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我的手机响了，是我妈打来的电话，她说：“十一，你爸看新闻了，说我们国家要发射好多好多卫星，以后我们在海南的老家，是不是再也不会断网了？”
我看着远处的大海，看着海面上那些穿梭的渔船，笑着说：“妈，会的。肯定会的。”
坐上返程的飞机，我打开电脑，重新修改了我的风控模型。我把“战略容错率”这个参数删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参数——中国信心。模型运算的结果很快出来了，屏幕上不再是刺眼的红色预警，而是一片代表着希望的绿色。
飞机穿过云层，飞向北京。我看着舷窗外的蓝天，忽然想起了老方说过的话。我们申报的20万颗卫星，是射向太空的信号，是写给未来的信。而我作为一名网络安全与风险控制人员，我的使命，就是守护好这些信号，让它们在茫茫的宇宙中，永不失联。
飞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的时候，已是傍晚。我走出航站楼，看到华灯初上的北京城，车水马龙，霓虹闪烁。我的手机屏幕上，弹出了一条新闻推送——银河航天宣布，将于2026年实现648颗卫星在轨部署，2030年完成15万颗卫星组网。
我握紧了手里的火箭模型，脚步坚定地走向地铁站。我知道，一场关于太空资源的硬仗，才刚刚开始。而我，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航天人、中国技术人，都会站在这场战役的最前线。因为我们的身后，是万家灯火，是锦绣河山，是我们深爱的祖国。
而文昌的那束信号，已经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