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七年的时候，尤记得秋老虎的余威尚在，新家峁联合议事堂内却弥漫着寒意。长桌上摊开的十多份报告，像一道道血淋淋的伤口，揭示着新区治理的困境。
钱小满的手指在《新区税收汇总》上颤抖：“柳林镇税收完成八成，但往西到黑山镇，只有四成；往北到青石堡，不足三成。理由？”他冷笑，“黑山镇报‘夏汛毁田三百亩’，我亲自去看，就山沟里冲了几亩坡地。青石堡说‘土匪劫粮’，可那里的土匪三个月前就被剿了！”
王石头的脸色更难看。他翻开《新作物推广进度表》：“让种玉米、红薯，种子发了，技术员派了，结果呢？有些地方把种子磨了面吃，继续种他们的老谷子。问为什么？‘老祖宗吃这个，咱们也吃这个’！”
李定国的报告最触目惊心。《缓冲区武装整编实况》记载：“……三河寨报‘精壮三百’，实到一百二十，余皆老弱；狼牙堡承诺‘全力配合训练’，派来三十人，二十个是寨里的懒汉、病号；最可气是白石沟，当面答应整编，背后对寨民说：‘新家峁的官儿待不长，糊弄过去就成’。”
苏婉儿作为教育代表列席，也带来了令人忧心的消息：“女子学堂在缓冲区几乎推不动。黑山镇一个乡绅公开说：‘女子识字，伤风败俗’。咱们派去的女先生，连住处都找不到。”
长桌尽头，李健静听着，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这些报告他早已看过，但此刻亲耳听到各部门负责人的愤懑，更能感受到问题的严峻。
“孙主簿，”李健忽然看向那位延安府派来的协理官，“您久在官场，依您看，问题出在哪里？”
孙主簿正端着茶盏做沉思状，闻言放下茶盏，捋须道：“李盟主，此乃历朝历代通病。所谓‘皇权不下县’，朝廷政令到了州县，再往下……”他摇头，“靠的是胥吏、乡绅、宗族。若这些人不配合，再好的政令也是空文。”
这话虽刺耳，却是实情。新家峁能打下一片天地，能制定一套新法，但在执行层面，却卡在了“最后一里路”。
“所以，”李健缓缓起身，走到那幅巨大的新区地图前，“咱们缺的不是战略，不是政策，是——”他的手在地图上的各个管理处位置点过，“把这些点连成线、铺成面的人。缺一支可靠的中层管理队伍。”
他转身，目光扫过众人：“高层有我们定方向，基层有百姓盼好日子，中间这层——各管理处的处长、科长、办事员——是承上启下的脊梁。脊梁不硬，身子就直不起来。”
几乎在新家峁为中层管理焦头烂额的同时，紫禁城武英殿的侧阁里，一场关于“吏治”的密谈正在进行。
崇祯皇帝难得没有批阅奏章，而是听着这位五省总督刚刚完成对河南、陕西部分州县的巡视，带回了令人沮丧的消息。
“……州县官员，或庸碌无为，或贪墨成风。朝廷政令，出省打七折，出府打五折，到县只剩三成。更有甚者，胥吏上下其手，乡绅把持地方，百姓苦不堪言。”杨嗣昌的声音透过密奏的誊抄文字，依然能听出沉重，“臣观新家峁之治，其所以能安辑流民、垦荒兴工，关键在‘令行禁止’。而其能令行禁止，似有一套不同于朝廷的用人治吏之法……”
崇祯的指尖在奏折上划过，停在了“用人治吏”四个字上。
“王承恩，”皇帝忽然开口，“陕北新家峁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
大太监躬身：“回皇爷，陕西按察使司报：新家峁正在大张旗鼓‘招考办事员’，不论出身，只考实务。报名者众，连一些落第秀才、落魄胥吏都去了。”
“考实务？”崇祯眯起眼，“考什么？”
“算术、公文、断案……据说还考种地、做工的常识。”
皇帝沉默了。他想起自己即位之初，也曾想整顿吏治，裁撤庸官，任用干才。但很快就陷入党争泥潭，举步维艰。如今一个民间组织，竟然在做他这天子都难做成的事。
“杨嗣昌在密奏里建议，”崇祯的声音有些飘忽，“让朝廷派员‘观摩学习’新家峁的吏治之法。你说，朕该准吗？”
王承恩额头冒汗：“这……朝廷向民间学吏治，恐伤体统……”
“体统？”崇祯苦笑，“体统若能治国，何至于此？”
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秋日萧瑟的宫苑，“告诉杨嗣昌，让他的人……暗中观察即可。不必张扬。”
“奴婢遵旨。”
消息传到河南督师行辕，杨嗣昌对幕僚叹道：“皇上这是既想学，又放不下面子。罢了，让贺珍再去一趟，这次专门看新家峁如何选人、用人、管人。”
顿了顿，他又道：“把咱们这边那些不中用的州县官名单理一理。或许……该让能干的人上去，不管他是什么出身了。”
在新家峁本部，苏婉儿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白天，她要主持女学堂的教务，培训新教师，编写教材；晚上，她要照顾两岁的李承平和刚会走路的李安宁；深夜，她还要参与中层干部培训教材的编纂。
这夜，哄睡两个孩子后，她回到书房。桌上摊开的是《中层干部政治思想教育大纲》草稿，她负责编写“群众工作方法”部分。
烛光下，她回想起白天在女学堂的一幕：一个新来的女学生，因为父亲反对女子读书，躲在墙角哭泣。苏婉儿没有讲大道理，只是拉着女孩的手，去看纺织坊的女工——她们手指灵巧地操作织机，每月能挣回让全家吃饱的工钱。
“识字不是为了吟诗作对，”她对女孩说，“是为了看懂织机图纸，是为了算清工钱账目，是为了有一天，你能靠自己的双手，决定自己的活法。”
女孩眼睛亮了。这句话，苏婉儿决定写进教材。
“做群众工作，不是高高在上讲道理，”她在稿纸上写下，“是将心比心，是让人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是让人相信‘这样做，真的能活得更好’。”
她想起李健常说的“实事胜于雄辩”，又添了一句：“干部的口碑，不在官帽大小，在他为百姓做了多少实事。”
写到此处，她停笔，望向窗外。远处，干部培训学院的灯火还亮着——第一期学员正在夜读。这些大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将来要奔赴新区各个角落，他们的言行，将决定千千万万百姓对新家峁的观感。
“娘……”一声梦呓从隔壁传来，是承平。苏婉儿放下笔，轻手轻脚走进卧室。儿子睡得不安稳，小手在空中抓挠。她握住那只小手，轻声哼起歌谣。
这一刻，她既是母亲，也是教育者。她教自己的孩子诚实勇敢，也教未来的干部廉洁为民。这两者，在她心中是相通的——都是育人，都是播种希望。
回到书房，她在教材末尾加了一段话：
“诸位将来可能成为处长、科长，但请记住：你们首先是百姓的儿子、兄弟、邻居。百姓叫你一声‘大人’，不是因为你官大，是盼你能像自家人一样，为他们做主，为他们撑腰。这份信任，比任何官印都重，也最容易失去。望珍重。”
新家峁的选拔大考在扩建后的学堂广场举行。五百名报名者从各地赶来，黑压压坐满了临时搭起的考棚。
考题由四大贤才联合拟定，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算术实务。“若修一条十里路，宽一丈，夯土厚一尺，需土方多少？雇工百人，每人日工钱五十文，几日可成？总费几何？”——考的是基础算力和工程估算。
第二部分：公文写作。给一份“黑山镇夏汛毁田报告”（故意夸大事实），要求写出核查要点和处置建议——考的是分析判断和公文能力。
第三部分：案例判断。“张三李四争一头牛，都说牛是自己的。张三有买牛契书但已模糊，李四有邻居作证但关系亲密。作为办事员，你如何断案？”——考的是公正心和智慧。
第四部分：面试。由李定国、钱小满、王石头及几位本地乡绅组成面试团，问题随机：
“若百姓抗拒新政，你怎么办？”
“若上级命令与实际情况冲突，你如何处理？”
“你自己有什么长处和短处？”
考试持续一整日。许多考生考完出来，满头大汗，直呼“比考秀才还难！”
阅卷连夜进行。方以智带着格物院的几个学生用“糊名誊录”法——将考卷姓名封住，重新抄写后再评，以防舞弊。顾炎武、黄宗羲亲自把关经义和法理部分。侯方域则负责面试记录的综合评判。
三日后放榜。五百考生，初选二百人。落榜者中，有几个老秀才愤愤不平：“我等熟读经史，竟不如一个账房先生！”
钱小满当场拿出那老秀才的考卷：“您看这道算术题，您算的结果是需土方五千方。实际应是五千五百方——您忘了算路两边的护坡。当办事员，差五百方土，路就修不牢；路不牢，雨季冲毁，百姓骂的是我们新家峁！”
老秀才面红耳赤，拂袖而去。
录取的二百人，还要过“政审关”。由治安队和本地乡约所联合审查，凡有劣迹、有复杂背景、口碑不佳者，一律剔除。这一关又刷掉五十人。
最终，一百五十人进入干部培训学院，成为第一期学员。他们中，有三十岁的前县衙书吏，有二十岁的农家识字青年，有当过账房的中年人，甚至有两个女子——这是苏婉儿力争的结果。
“女子心细，善沟通，在民政、教育岗位上有优势。”她说服了持怀疑态度的委员，“咱们要用的，是能干事的人，不分男女。”
九月朔日，培训学院正式开班。院长吴先生在开学典礼上，指着学院门前新立的石碑，上面刻着两行字：
才以德先，德以行证。”
“记住这两句话，”吴先生说，“你们将来可能掌一方事务，但权力是百姓给的，要为百姓用。才干重要，德行更重要——而德行，不是嘴上说的，是做事做出来的。”
培训的日子紧张而充实。学员们很快发现，这里学的和私塾、县学完全不同。
清晨天不亮，军号响起，全体出操。李定国亲自带队，跑步、队列、军体拳。那些文弱书生起初叫苦不迭，一个月后，却个个腰板挺直。
上午是政治思想课。李健、顾炎武、黄宗羲轮流主讲。没有之乎者也，全是实在话。
李健讲“为谁服务”：“咱们新家峁的官，不是老爷，是公仆。公仆什么意思？就是百姓的公用的仆人。仆人要做什么？为主人分忧解难。主人是谁？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
顾炎武讲“务实”：“昔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不是孔子不懂，是要知道具体怎么做。你们将来上任，不要摆官架子，要多问百姓：这样行不行？那样好不好？百姓最知道哪里痛、哪里痒。”
黄宗羲讲“法度”：“新家峁的法，是保护百姓的盾，不是管束百姓的锁。你们执法，要严，也要仁。严在不徇私，仁在体民情。”
下午是业务课。分班教学，农班的要下田，工班的要进作坊，民政班的要模拟处理各种纠纷案例。王石头带农班学员种试验田，从翻地、施肥到收割，全程动手。
“你自己手上没茧子，怎么教百姓种地？”他说。
晚上是自习和小组讨论。学员们要分析案例，撰写报告，互相评议。苏婉儿常来参加民政班的讨论，她带来的女学员周小梅（原流民，识字后成妇女互助会骨干）表现突出，能敏锐发现矛盾症结。
“小梅，你为什么觉得张李两家的地界纠纷，关键不在田亩，在祖坟？”一次案例讨论后，苏婉儿问。
周小梅答：“我走访时发现，张家说李家占了三尺地，李家说张家动了他家祖坟的土。其实两家都不在乎那三尺地，在乎的是面子，是‘祖宗尊严’。所以解这个结，不能光量地，要找个双方都下的来台的法子。”
苏婉儿点头，对全班说：“这就是群众工作的关键——看到事情背后的情理。法理要讲，情理也要顾。”
培训期间，还安排学员到各管理处实习。陈志远被分到柳林镇，跟着民政科长赵明理（赵家族长，已归心）。赵明理带他处理一桩田产纠纷，双方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
陈志远按课堂所学，先查地契，再访四邻，又看了田地现场，发现纠纷源于一条水渠改道。他提出方案：按旧契划定地界，但新开水渠占地，由双方共担损失，共同使用。
“这样两家都不吃亏，也都不占便宜。”他向赵明理解释。
赵明理捋须笑道：“小陈啊，你比那些县衙胥吏强多了。他们要么和稀泥，要么吃了原告吃被告。你这法子，公道。”
实习结束，学员们要提交实习报告，由实习单位评分。评分标准很细：办事能力、沟通能力、廉洁自律、群众反馈……每一项都有具体案例佐证。
十月末，培训进入尾声。一百五十名学员，经过三个月淬炼，最终一百二十人合格。结业典礼上，李健亲自颁发委任状。
陈志远作为优秀学员代表发言。这个曾经的落魄秀才，如今皮肤黝黑，手上有了茧子，但眼神明亮。他讲了自己实习时调解纠纷的经历，讲了自己对“公仆”解，最后说：
“三个月前，我以为当官是光宗耀祖。今天我知道，当官是吃苦受累，是担责任。但这份苦，这份累，值得！因为每调解一桩纠纷，百姓就多一分和睦；每推广一项新技术，百姓就多一斗粮。这比什么功名利禄都实在！”
掌声雷动。许多本地来观礼的乡绅、百姓，都被这朴实的话打动。
十一月初，新干部奔赴各自岗位。陈志远被正式任命为黑山镇民政科副科长，科长是一位从本部调来的老办事员，姓孙，经验丰富。
黑山镇的情况比预想的复杂。镇上有三大姓：陈、王、李，历来明争暗斗。前任管理处长就是因为处理三姓纠纷不当，被调离的。
陈志远到任第一天，就遇到下马威。王家的人来告状，说李家修水渠，占了王家祖坟的“风水道”。要求管理处勒令李家停工。
孙科长皱眉：“这事棘手。王家势大，但李家占理——水渠是公渠，按图施工，没偏没倚。”
陈志远想了想：“科长，让我先去看看吧。”
他到了现场，先看水渠图纸，再查地契，又绕着王家祖坟走了一圈。然后找来王、李两家的主事人。
“王老爷，”他对王家族长说，“水渠确实没占您家地。但您看，”他指着水渠走向，“这渠从您祖坟东边过，按风水说，水为财，财流经祖坟，是旺后代的吉兆啊。”
王族长一愣：“可、可他们说，水渠截了龙脉……”
“龙脉在山脊，”陈志远指着远处的山，“水在谷底，截不了。反倒是这水渠一通，下游三百亩旱地变水浇地，镇里能多收多少粮？粮多，税多，咱们就能修学堂、建医馆。您家孙子不是在镇上读书吗？学堂修好了，受益的是谁？”
王族长沉吟。
陈志远又转向李家人：“李老爷，您修渠为公，大家都感激。但能不能在渠边种一排树？既固土护渠，又……嗯，让风景更好看些。”
李族长原本憋着气，闻言脸色稍缓：“种树……可以。”
“那就这么定。”陈志远拍板，“渠照修，渠边种树，费用公家出一半。王老爷，您看这样可行？”
王族长看看水渠，看看陈志远诚恳的脸，终于点头：“就……就依陈科长。”
一场风波化解。消息传开，镇民议论：“新来的陈科长，会办事！”
但并非所有新干部都顺利。青石堡的一位年轻干部，因为强制推广玉米，与百姓冲突，被围攻。幸亏导师及时赶到，才没出大事。
委员会迅速反应：调回那位干部重新培训，同时派出工作组，调查事情原委。发现是当地胥吏暗中煽动，意图给新干部下马威。胥吏被严惩，工作组向百姓解释推广玉米的好处，并承诺：不愿种可不种，但试种者，减免部分税收。
软硬兼施，事情平息。但教训深刻：新干部缺乏经验，容易冒进；地方势力盘根错节，需谨慎应对。
针对新干部上任遇到的问题，委员会强化了“传帮带”制度。每个新干部配一名导师，导师每月至少与学员深谈两次，指导工作，解答困惑。
孙科长就是陈志远的导师。他常对陈志远说：“小陈，你书读得多，道理明白。但基层的事，往往不是非黑即白。比如收税，税法规定十一税，但真有百姓遭了灾，交不上，你能逼死他吗？”
“那怎么办？”
“先缓征，记下账。然后帮他找活路——介绍去工坊做工，或安排以工代赈。等他缓过来了，再补交。百姓记你的好，下次交税就痛快。”孙科长传授经验，“法度要严，但执法要有温度。”
新干部也给老队伍带来新气象。周小梅被分配到柳林镇教育科，她发现女学堂入学率低，不是因为家长顽固，是因为许多家庭确实需要女孩帮忙带孩子、做家务。
她提出“托幼班”方案：在学堂附设幼儿看护处，由年长女生轮流照看幼儿，让年轻母亲能腾出手学纺织、做零工。同时，学堂课程调整，半天读书，半天学艺——女孩们上午识字算数，下午学纺织、缝纫、烹饪，学到的技能马上能帮衬家里。
方案一试行，女学堂入学率当月提高三成。苏婉儿听说后，专程来调研，将“柳林经验”推广到其他镇。
新老结合，优势互补。老办事员经验丰富，熟悉民情；新干部有朝气，敢创新。委员会定期组织“新老交流会”，让双方分享经验，碰撞思路。
一次交流会上，一个老办事员感慨：“我们干了十几年，有时反而墨守成规。这些年轻人，想法多，敢尝试。像那个‘托幼班’，我们就没想到。”
周小梅谦虚道：“也是孙科长提醒我，要站在百姓角度想问题。百姓不让女孩上学，不是不想，是不能。咱们得帮他们把‘不能’变成‘能’。”
李健在听取汇报后，批示：“新老交替，贵在传承与创新。老的要帮新的站稳，新的要促老的进步。如此，队伍才能长青。”
到十二月底，新干部上任满两月。委员会启动首次全面考核。
一是工作实绩。税收完成率、纠纷调解成功率、新政推行进度等，有硬指标。
二是群众评议。由各镇推选百姓代表，对干部打分。评分表很简单：办事公道吗？态度好吗？廉洁吗？
三是导师评价。导师根据日常观察，给出综合评定。
考核结果公开。一百二十名新干部，优秀二十人，良好七十人，合格二十五人，不合格五人。
优秀的如陈志远、周小梅，破格提拔——陈志远升任黑山镇民政科长，周小梅调任新区教育处专员。
良好的继续留任，但需制定改进计划。
合格的“黄牌警告”，三个月内无明显改进，降级或调离。
不合格的五人，两人调回重新培训，三人直接辞退——其中一人查出收受一只羊，虽价值不大，但触犯廉洁红线。
“新家峁的官，可以能力不足，但不能品行不端。”李健在处置会议上说，“能力不足可以学，品行不端必须惩。一只羊事小，但今天收羊，明天就敢收牛，后天就敢贪赃枉法。”
考核结果张榜公布，震动新区。百姓看到新家峁动真格，对干部更信服；干部们看到奖惩分明，更知勤勉。
同时，委员会启动干部轮岗试点。首批十名优秀干部，在不同岗位间轮换：管民政的去管工商，管教育的去管农业。目的是培养复合型人才。
陈志远被轮岗到工商科三个月。起初手忙脚乱，但很快适应，还提出“商会联保贷款”方案，解决小商户资金难题。轮岗结束，他感慨：“原来只懂民政，觉得工商就是买卖。现在知道，工商搞活了，百姓才有钱，民政才好做。各部门是连着的。”
腊月，贺珍的第二次考察报告送到杨嗣昌案头。这次报告更厚，重点记录了新家峁的干部选拔、培训、考核、流动全流程。
杨嗣昌读至深夜，掩卷长叹。
幕僚问：“督师，这新家峁的吏治之法，真那么好？”
“不是好，是务实。”杨嗣昌指着报告，“你看：他们选人，不看出身看能力；训人，不教空理教实务；用人，不论资历论实绩；管人，不纵容不姑息。这套法子，咱们朝廷能用吗？”
幕僚苦笑：“难。科举是祖制，出身是门第，资历是规矩……动哪一样，都是轩然大波。”
“所以新家峁能成事，咱们难成事。”杨嗣昌起身踱步，“贺珍在报告里说，新家峁一个小镇办事员，比咱们一个县令都懂实务、都近百姓。这话……刺耳，但是实话。”
他沉思良久，提笔写密奏。这次，他大胆建议：“……可否在陕西试点，仿新家峁之法，选干才、授实职、严考核？不必全盘照搬，但求务实有效。若成，可渐推广；若败，不过一隅。”
密奏送到北京，崇祯在病中阅罢（他近年常犯头疾），召来各部大臣及内阁人员商议。
“杨嗣昌建议，在陕西试点新法选官。你们怎么看？”
周延儒反对：“祖宗成法，不可轻变。科举取士，百年规矩。若开实务取才之例，恐寒天下士子之心。”
温体仁更直接：“新家峁乃民间草莽，其法岂可入庙堂？况其首领李健，聚拢方以智、顾炎武等东林余孽，恐非纯臣。”
崇祯头疼欲裂，摆手止住争论：“罢了……此事，容后再议。”
但皇帝心中，已埋下一颗种子。他私下对王承恩说：“杨嗣昌所奏，虽冒进，但不无道理。朝廷的官，确实……不太会办事了。”
“那皇爷的意思是……”
“告诉杨嗣昌，陕西的事，他可酌情。但……不要张扬。”
这是默许，也是无奈。崇祯知道，这大明江山，已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只是这变，该从何处起？又能变向何处？又有哪些人可用？
腊月廿三，小年。新区管理委员会召开年终总结会。各管理处主任齐聚柳林镇，汇报一年工作。
数据令人振奋：新区税收完成率从平均五成提高到七成，新作物推广面积增加三倍，治安案件下降六成，女子学堂新增二十所，入学女孩增加五千人……
更重要的是，百姓的认同感。黑山镇报上来一份“万民伞”——不是送给某个官，是送给管理处的，伞上写着：“公正廉明，造福一方”。
李健在总结会上说：“几年前，咱们的政令出不了周边。今天，能到最远的山村。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一支能打硬仗的中层队伍。”
他看向在座的能臣干吏——他们中，有新家峁的老班底，有本地归心的乡绅，有培训出来的新干部。此刻，他们都穿着统一的深蓝色制服，坐姿端正，眼神坚定。
“你们是脊梁。”李健缓缓道，“脊梁不一定要多粗壮，但要直，要硬，要撑得起上面的重量，也要托得住下面的期望。”
会后，李健与苏婉儿在院中散步。雪刚停，月光照在积雪上，泛着清冷的光。
“婉儿，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李健握住妻子的手，“又要管学堂，又要编教材，还要带孩子。”
苏婉儿摇头：“不辛苦。看到那些女学生眼睛亮起来，看到新干部们成长起来，比什么都欣慰。”她顿了顿，“今天有个女干部来找我，说她调解了一桩婚姻纠纷，让一个被逼嫁的女孩能自己选夫婿。她说：‘苏先生，我做到了您教的——让女子有选择的权利。’”
她眼中泪光闪动：“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累，都值了。”
李健拥住妻子：“是啊，都值了。咱们做这些，不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尤其是女子、孩子，能有选择、有尊严地活着吗？”
远处，干部培训学院的灯火还亮着——第二期培训班已开班，又有一百五十个年轻人，正在为成为新区脊梁而努力。
更远处，新区的万家灯火，在雪夜中星星点点，温暖而坚定。
这支中层队伍，就像这些灯火，虽然每一盏都不算太亮，但汇聚起来，就能照亮这片土地，照亮百万人的生活，照亮一条前所未有的路。
路还很长，夜还很深。
但只要脊梁在，灯火在，希望就在。
而新家峁的故事，就在这灯火中，一页页续写。
由无数平凡的人，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写下不凡的篇章。
这，或许就是文明最真实的力量——不在庙堂之高，在民间之实；不在宏论之响，在实干之坚。
崇祯七年的冬天，很冷。
但新家峁的中层管理队伍，就像深扎在这片土地里的根，正在积蓄力量，等待春天。
那时，他们将撑起更广阔的天地。
而这，只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