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太子赵玮在临安为前线粮饷绞尽脑汁时，数千里外的秦州，乃至整个新收复的秦陇及河西东部地区，一场与军事行动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复杂的战役——安抚百姓，稳定后方——也在吴玠的主持下，紧锣密鼓地展开。
这场战役没有震天的杀声，却关乎人心向背，关乎新附之地能否真正成为帝国稳固的疆土，而非随时可能失去的军事占领区。
吴玠深谙“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的道理。
军事上的辉煌胜利，只是打开了局面；要真正消化这片阔别中原近百年的土地，需要的是耐心、智慧，以及一系列切合实际、细致入微的安抚与治理措施。
他坐镇秦州，以成立的“陇右都护府”为中枢，发号施令，其安抚政策大致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宣谕德意，废除苛政。
吴玠以“大宋皇帝特使、川陕宣抚使、权知陇右都护事”的名义，向新附各州县、堡寨、部落，广泛发布安民告示。
告示以汉、西夏文（党项文）、甚至简单的吐蕃符号书写，派员四处张贴、宣读。内容核心是：王师吊民伐罪，驱逐暴虏；既往不咎，各安生业；废除蒙古及先前割据势力的一切额外苛捐杂税、非法徭役；恢复宋朝年号、正朔；减免当年税赋；承认民间现有土地、财产权属，官府予以保护。
此令一出，如春风化雨，迅速安定了惶惶人心。
许多在蒙古统治下不堪重负的百姓，尤其是汉民和已一定程度汉化的党项、羌人，闻之涕下，对“王师”的认同感大大增强。
对于原西夏、金国留下的基层官吏，只要没有重大恶行，愿意归附，吴玠也多予留用，甚至原职录用，以保持行政运转的连续性，避免出现权力真空和社会动荡。
二、赈济灾荒，招抚流亡。
秦陇地区久经战乱，民生凋敝，又恰逢冬春之交，青黄不接，饥荒频发。
吴玠下令，从军粮中拨出一部分，又在当地富户中劝募，设立“粥厂”、“义仓”，赈济孤寡老弱、受灾饥民。
同时，严格执行之前颁布的《招抚流亡令》，派员深入山野乡村，招揽因战乱逃散的百姓回乡，并提供种子、农具、口粮，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对于归附的吐蕃、羌人部落，也酌情给予粮食、布匹、茶叶接济，助其渡过春荒，彰显“天朝”仁德。
三、兴修水利，劝课农桑。
“无农不稳”。
吴玠深知，要让百姓真正扎根，必须让他们有地可种，有粮可收。
他委任杨从义兼领“陇右营田使”，不仅负责军屯，也统筹民屯和民间农业恢复。
组织兵民，修复因战乱废弃的渠道、陂塘，如秦州附近的渭水渠、兰州的黄河水车等。
推广代田、区种等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
将无主荒地、官田，分给流民和少地农民，并规定新垦荒地三年不征赋税。
鼓励种植桑麻，发展纺织，以解决穿衣问题。
这些措施，虽然见效慢，却是稳固统治的根基。
四、整顿治安，剿抚盗匪。
战乱之后，盗贼蜂起，既有溃散的乱兵，也有趁火打劫的匪徒，严重危害地方安宁。
吴玠在驻军维持大局的同时，下令各州县组建乡兵、保甲，配合官军，清剿匪患。
对投降的盗匪，区分首恶与胁从，首恶严惩，胁从经教育后，或补充军伍，或遣散归农。
同时，严肃军纪，明令宋军不得扰民，违者严惩不贷。
很快，社会秩序开始好转，商旅渐渐通行。
五、尊重习俗，因俗而治。
陇右地区民族复杂，汉、党项、吐蕃、回鹘、羌等族杂处，风俗各异。
吴玠采纳幕僚建议，实行“因俗而治”。
不强行改变各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如吐蕃信佛，回鹘信伊斯兰教等）。
在赋税、徭役上，对蕃部给予一定优惠。设立“蕃学”，允许蕃部贵族子弟入学，学习汉文经典，参加科举，给予出身。
同时，也要求蕃部首领送予弟入秦州“学习礼仪”，实为质子，以加强控制。
对于有影响力的喇嘛、阿訇等宗教人士，也予以礼遇，通过他们来安抚部众。
六、重建文教，归化人心。
吴玠在秦州重修州学，邀请因战乱流落此地的儒生担任教习，招收汉、蕃子弟入学。
下令搜集散佚的书籍，组织人力抄写。
在条件允许的州县，恢复或建立官学、书院。
虽然短期内难见成效，但这是“以夏变夷”、进行文化认同的长期工程。
同时，他以身作则，尊重士人，接见地方耆老，听取民意，塑造“仁德武威”的统治者形象。
七、慎用刑罚，清理冤狱。
宣布废除蒙古统治时期的严刑峻法，暂以《宋刑统》为据，结合当地习惯法，审理案件。
清理积年冤狱，平反错案。
选派较为公正的官员担任州县司法官，迅速恢复司法体系，给百姓以公道和秩序的希望。
吴玠的这些措施，并非凭空想象，许多借鉴了历史上诸葛亮治蜀、曹操屯田、以及本朝范仲淹经营西北的经验，并结合了陇右的实际情况。
虽然受限于时间、财力、人才，许多政策只能搭起框架，或仅在核心区域推行，但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逃亡的百姓开始返乡，荒芜的田野出现了耕作的身影，残破的集市渐渐有了人气，道路上往来的不再是溃兵和盗匪，而是渐渐多起来的商旅和信使。
尽管距离真正的繁荣安定还很遥远，尽管蒙古的威胁依然悬在头顶，尽管民族矛盾、土地纠纷等深层次问题远未解决，但一种基本的秩序和微弱的希望，已经开始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重新萌发。
消息传到临安，太子赵玮仔细阅读了吴玠关于安抚治理的详细汇报，心中大定。
他亲自拟旨嘉奖，并指示户部、吏部，对吴玠所请的治理能吏、教化经费，予以优先考虑和拨付。
他知道，只有前方“攻城”与“攻心”并举，后方全力支援，这场关乎国运的西北大棋，才能一步步走向成功。
而他的下一个任务，是处理那些随着胜利而来，开始重新“发现”大宋，并试图与这个似乎正在复兴的帝国建立新联系的四方使节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