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政变成功、重新向宋称臣的消息，以及随之而来的丰厚贡品和战略承诺，如同一剂强心针，注入了南宋朝廷。
这不仅是一个外交胜利，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大宋的影响力，正在超越江淮，向更广阔的海洋和周边地域延伸。
赵构与太子赵玮在欣喜之余，思路也随之进一步打开。
东海方向的战略，不应仅仅局限于袭扰蒙古沿海和扶持高丽，更应展现大宋在东亚海域的权威，清理航道，震慑不臣，进一步拓展海上战略空间。
他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与高丽一海之隔、近年来却渐行渐远，甚至时有麻烦的倭国。
此时的日本，正处于镰仓幕府统治时期，天皇形同虚设，实权掌握在幕府执权北条氏手中。
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对外交往谨慎，与南宋的官方贸易（“日宋贸易”）虽未完全断绝，但已大不如前，且主要由博多（今福冈）的豪商和部分与幕府关系密切的武士家族把持。
更让南宋头痛的是，倭寇问题已初露端倪。
由于日本国内社会动荡，一些破产武士、失地农民、无业浪人，开始纠合起来，乘船出海，劫掠朝鲜半岛和中国沿海。
他们规模不大，但来去如风，凶狠狡诈，对沿海商船和居民造成很大威胁。高丽深受其害，南宋的明州、温州、泉州等地也时有警报。
这些倭寇，有些是纯粹的盗匪，有些则与日本西部的一些地方豪强、甚至低层武士有牵连，他们为倭寇提供庇护、销赃，甚至暗中支持，以获取利益。比奇中蚊徃 追罪歆彰节
这无疑损害了宋日之间的正常贸易与关系。
赵构意识到，要稳固与高丽的联盟，保障东海、黄海航线的安全，同时也为了展现大宋国威，进一步拓展影响力，有必要对倭国施加压力，清理海寇，敲打幕府，重新确立宋日在东亚海域的秩序。
而刚刚得胜归来、士气正旺的张俊水师，无疑是执行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
于是，一道新的旨意从临安发出，送达正在明州休整补充的张俊手中。
旨意明确：命张俊率水师主力，巡弋东海，前往倭国。首要任务，清剿屡犯我沿海及高丽之倭寇，追索其巢穴，无论其逃至何处，务必歼灭。
其次，借水师兵威，迫倭国幕府严管其民，不得再纵容、庇护海寇，并需就倭寇侵扰之事，向大宋做出交代。
若倭国态度恭顺，可允其遣使修好，重开贸易；若其推诿庇护，则示以兵威，封锁其港口，震慑之。
张俊接旨，心中既有对再次出征立功的渴望，也有一丝谨慎。
倭国不同于蒙古沿海，其国内政局复杂，水情、航道陌生，且倭人凶悍，素有悍勇之名。
但皇命难违，且若能成功震慑倭国，其功绩不亚于袭扰蒙古。
他再次集结舰队，此次规模更大，战船三百余艘，水军万余人，携足粮秣军械，于次年春，扬帆东渡，直指倭国。
宋军水师庞大的舰队出现在九州岛外海，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倭国西部的豪强、守护们紧张万分，纷纷向镰仓告急。
镰仓幕府得知庞大的“异国船队”逼近，亦是大为震惊。
此时幕府内部，对于如何应对也有分歧：强硬派认为应集结力量，保卫海疆；稳健派则主张先探明来意，避免冲突，毕竟南宋是长期贸易对象，且看起来军容强盛。
张俊按照既定策略，并未直接攻击倭国本土港口，而是首先锁定了几股最为猖獗、且有确切巢穴信息的倭寇。
这些倭寇多盘踞在九州西部、对马岛、壹岐岛等地的偏僻海湾或小岛上。
宋军凭借优势舰船和兵力，在投诚的高丽水手和熟知倭寇活动规律的沿海渔民指引下，展开了精准的清剿。
战斗毫无悬念。
倭寇船只多为小型关船、小早船，难以与宋军的大型海鹘战舰抗衡。
宋军以大舰压阵，发射火箭、霹雳炮远程攻击，再用灵活的快船包抄接舷，水军将士披坚执锐，奋勇跳帮砍杀。
倭寇虽然凶悍，但缺乏组织，装备也远逊于正规宋军，在几场战斗中一触即溃，死伤惨重，老巢被一一捣毁，积聚的财物被缴获，俘虏的倭寇头目被公开处决，以儆效尤。
剿灭几股主要倭寇后，张俊并未罢手。
他派出使者，乘坐快船，分别前往九州最大的贸易港口博多，以及幕府所在地镰仓，递交国书。
给幕府的国书，以南宋皇帝和太子的名义，措辞严厉而不失体统。国书中首先列举了倭寇近年来侵扰大宋及高丽沿海的累累罪行，指出其“烧杀掳掠，荼毒生灵，阻塞海道，背弃商旅”，然后严正声明：
1 大宋水师此来，乃为剿灭为祸海疆之匪类，申张天朝正义，保护藩属（高丽）及本国商民。
2 倭寇多源自倭国，其得以上船、补给、销赃，必与贵国某些不法之徒有所牵连。贵国幕府，既为一国之主，负有管束臣民、靖海安境之责。
！3 要求幕府立即采取行动，严查并惩处境内与倭寇勾结之豪强、奸商，加强沿海管制，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4 大宋愿与倭国保持和平贸易，但前提是海道靖平。若贵国不能约束海寇，则大宋水师为保航道安全，将不得不自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后果由贵国承担。
同时，国书中也留有余地，表示如果幕府能妥善处理，严管海寇，大宋愿意重开正式贸易，并考虑恢复一定规模的官方往来。
这封国书，既是问罪，也是通牒，更是诱饵。
它清晰地传达了南宋的军事威胁，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给出了合作的好处。
宋军水师并未攻击博多港，但其庞大的舰队就在外海游弋，不时进行操演，声势骇人。
博多的豪商、守护们心惊胆战，贸易几乎停滞。
消息传到镰仓，幕府内部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务实派占据了上风。
此时幕府正面临内部权力斗争和北方虾夷（阿伊努人）问题的困扰，无意也无力在海上与强大的南宋水师全面冲突。
况且，南宋所要求的“剿寇”、“严管”，本身也符合幕府整顿西部沿海秩序、打击不听话的豪强的利益。
权衡利弊后，镰仓幕府做出了回应。
他们派出高阶使者，前往博多，与张俊的副使会面。
幕府使者承认了倭寇为害的事实，对“管制不力”表示歉意，并承诺将加强对西部沿海的管控，严厉打击海盗行为，惩处与海盗勾结者。
同时，委婉地表达了希望与南宋恢复和扩大贸易的意愿，并暗示愿意遣使赴临安，重修旧好。
对于幕府的表态，张俊在请示临安后，给予了有限度的接受。
他代表大宋朝廷，接受了幕府的歉意和承诺，但强调会“观其行”，并警告若再发生大规模倭寇侵扰，宋军必将再来。
同时，允许在宋军监督下，有限度地恢复博多港的民间贸易，以示善意。
完成剿匪和交涉任务后，张俊水师并未久留，在展示了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后，扬帆返航。
此行，宋军剿灭大小倭寇十余股，焚毁、俘获海盗船数十艘，斩杀、俘获海盗千余人，基本肃清了活跃在对马海峡至东海北部的主要倭寇势力。
更重要的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行动，迫使镰仓幕府做出了让步，承诺管束海盗，并表达了重新向宋靠拢的意愿。
当张俊水师胜利返回明州时，他们带回的不仅是倭寇首级和战利品，还有倭国幕府的“谢罪”文书和愿意遣使通好的消息。
消息传回临安，朝野再次振奋。这意味着，南宋不仅在高丽方向取得了突破，还在东海方向上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为未来的海上贸易和安全，扫清了一个重要障碍。
而倭国的态度转变，也预示着东亚海域的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微妙而有利于南宋的变化。
赵构的海洋战略，初显成效。
然而，帝国的水师，并未就此停步。
他们的目光，投向了更南方的温暖海域，那里，有着更多的贸易利益，和更复杂的国际关系等待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