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的冬日，宫殿深处，炭火盆烧得噼啪作响。白起跪坐在案前，面前摊开的不是兵书地图，而是一卷卷记载着人口、粮产、铜铁、车马的简牍。烛光映着他岩石般的侧脸，这位被称为“人屠”的战国第一战神，此刻更像一个精打细算的国家审计师。
门客轻步进来，低声禀报：“君上，大王使者又至，催问攻赵邯郸之期。”
白起眼皮都没抬，只是用指尖轻轻敲了敲简牍上一行褪色的墨迹——那是去年长平之战后，秦国仓廪的收支简报。他沉默良久，才吐出两个字：“未可。”
使者悻悻而去。门客不解，小心问道：“武安君，长平大胜，赵人丧胆，正宜一鼓作气，何以”
“你只看到胜，没看到本钱。”白起打断他，声音像冰碴子摩擦，“打仗，不是赌气。是算账。”
一、歼灭率的算法：为何必须“尽坑之”？
要理解白起，得先搞明白他招牌式的战法——大规模歼灭战。伊阙斩首二十四万，鄢郢淹杀数十万，华阳破魏赵联军十五万，长平坑杀四十五万数字骇人听闻。后人斥其残暴，但白起自己，有一套冷酷的逻辑。
在他的算法里，敌军有几种“状态”：
击溃：打散了，跑回去了。成本最低，但收益也最低。敌人恢复元气后，又是祸患。这是坏账，迟早要再次计提损失。
俘虏：抓起来了。收益看似高，但立刻产生巨额运营成本——要看管，要吃饭，要防哗变。几十万张嗷嗷待哺的嘴，足以吃垮一场胜利。这是不良资产，处理不好反噬自身。
歼灭：物理上消灭。成本集中在战役阶段（己方伤亡），但一劳永逸。敌人有生力量被清零，战争潜力被摧毁，土地成为无主之地（或可轻松接管）。这是一次性计提坏账，换取未来零风险资产。
长平坑杀，就是这套算法的极端实践。四十多万赵卒，放不得（归赵复为兵），养不起（秦军后勤已到极限），更不敢编入己军（仇恨太深）。唯一“经济”的处理方式，就是彻底核销。
“夫战，以全争于天下。”（《孙子兵法》有“全胜”思想，但白起理解得更绝对）白起可能没读过《孙子》，但他懂这个道理：只有彻底消灭敌人的抵抗能力，才能最小化未来的统治成本和军事风险。他的“全”，是全歼。
二、时机与成本的函数：为何拒攻邯郸？
长平战后，秦昭襄王和应侯范雎都急不可耐，要白起立刻进攻邯郸，灭赵。白起却一反常态，多次称病，拒绝挂帅。
他不是怕。他在算另一笔账——战役边际效益与战略窗口期。
他对秦王分析（据《战国策》等零散记载整合其意）：
“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之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
翻译成经济账：
固定成本剧增：长平之战，秦军“死者过半，国内空”，人力、物力消耗巨大，处于战后虚弱期。此时再发动一场灭国级攻坚，固定成本（兵力、粮草）投入极高。
可变成本不可控：赵国虽遭重创，但邯郸城坚，民心因长平之怨而更凝聚，抵抗意志强（“赵应其内”）。这增加了攻坚的难度和伤亡预期，是不可控的成本溢出。
外部性风险飙升：其他诸侯国（尤其魏、楚）对秦的恐惧和怨恨已达顶点。一旦秦军久攻邯郸不下，这些国家极可能联手干预（“诸侯攻其外”），形成多线作战。这是致命的系统性风险。
预期收益不确定：即便付出巨大代价攻下邯郸，能否顺利消化赵国全境？激起的天下共愤，是否需要更多战争来平息？收益能否覆盖成本？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因此，在白起的模型里，长平战后立即攻赵的预期净收益很可能是负的。最佳策略应是：巩固长平战果，消化上党，让秦军休整，让赵国在恐惧和内部矛盾中进一步衰弱，等待下一个成本更低、收益更确定的“交易窗口”。
可惜，秦王和范雎算的是政治账——威望、权柄、急于兑现的功业。他们等不了。
三、沉默的资产负债表：战神与相国的决裂
白起的拒绝，触怒了两个人。
一是秦昭襄王。君王权威不容挑战，尤其是在连续的胜利惯出了独断专行的脾气之后。白起的精打细算，在他听来像是怯战和挟功自傲。
二是应侯范雎。这位靠“远交近攻”策略登上相位的谋士，与白起这类军方巨头本就有权力暗斗。长平之战初期，范雎用反间计让赵国换掉廉颇，可视为为白起创造机会。但白起身为将领，功高震主，已威胁到他的地位。白起拒绝攻赵，在范雎看来，更是给了自己进谗言的机会。
范雎对秦王说：“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白起虽然被贬黜，心里还是不服气，有怨言。）这话戳中了秦王的心病。
于是，经济账让位于政治账。秦王强行命令他人攻赵，果然如白起所料，秦军在邯郸城下顿兵挫锐，被信陵君、春申君率领的诸侯联军打得大败。
消息传来，病中的白起或许只有一声叹息。他料到会败，但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还是超出了他最坏的估算。秦王恼羞成怒，将败仗的怨气迁于白起，认为他“先知败势而不助王”，是为不忠。
君臣二人最后一次见面，充满火药味。王责问，白起冷静复盘邯郸之不可攻。王说：“你就算有病，也得为我躺着指挥！”（“君虽病，强为寡人卧而将之！”）白起叩头坚持：“臣知战必不胜，不忍为辱军之将。愿大王更择贤能。”
至此，信任彻底破产。白起从算不清的“政治情绪账”里，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四、杜邮的最终结算：当计算者被计算
公元前257年，冬。白起被夺去一切爵位官职，贬为普通士卒，流放阴密。行至杜邮（今咸阳东），秦王的使者追了上来，带来一把剑。
白起接过剑，没有愤怒，只有一丝冰冷的了然。他仰望苍穹，或许想起了那些被他“核销”的数十万亡魂，想起了自己为秦国计算过的每一场战役的损益。
“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他良久自语，然后摇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白起王翦列传》）
他终于承认，自己那套追求“净收益”最大化的战争经济学，存在一个无法被任何账本衡量的道德与因果变量。这个变量平时潜伏在“成本收益”的冰冷数字之下，但在权力博弈和天命轮回中，终会显现，并以一种无法计算的方式，进行终极结算。
剑光闪过，战国最精于计算的战争机器，停止运转。他的死，标志着一种纯粹依赖军事效能和歼灭逻辑的扩张模式，遇到了它自身的极限——不仅遇到了外部合纵的反抗，更从内部，被最高权力对“不可控因素”的恐惧所吞噬。
（第88章完）
白起的血渗入杜邮的尘土，他那套追求绝对效率的战争经济学也随之封存。秦军在邯郸城下的溃败，不仅是一场军事挫折，更暴露了一个致命漏洞：当秦国专注于计算一场战役的得失时，有人却在计算着整个天下的人心与关系。此刻，邯郸城内奄奄一息，而在不远处的魏国边境，一位被兄长猜忌、赋闲在家的公子，正凝视着手中的兵符。他的案头没有粮草账册，只有一份密密麻麻的跨国人脉清单。下一章，看信陵君如何不用一兵一卒的军饷，仅靠信誉、情义与冒险，撬动一场拯救赵国的惊天操作，他的“人脉杠杆”，又将如何短暂地撬动战国僵硬的权力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