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官道上，烟尘如龙。
三十六辆战车排成三列，沉重的包铜木轮碾过夯实的地面，发出整齐而沉闷的轰鸣。每辆车由四匹高头大马牵引，马头上装饰着青铜当卢（马额饰件），轭（è）衡上系着鲜红的缨络。车上立着三名甲士：左侧的车左执长弓，右侧的车右持长戟，居中的御者全神贯注地操控着缰绳。车箱侧面的皮革上，彩绘着狰狞的兽面纹，车厢底部铺着茵席。这是晋国卿大夫出巡的仪仗车队，也是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移动堡垒。
车队的行进速度并不快，但威势十足。前方有先驱（前导车）开道，后方有属车（随从车）护卫。道旁耕作的农人早已远远退避，垂首躬身。对他们而言，这滚滚车尘象征着不可直视的权力与秩序。而在更遥远的西北秦国境内，另一种修路工程正在崇山峻岭间展开：民夫们喊着号子，用石锤将土壤层层夯实，两旁挖出排水沟，路面宽达五十步（约69米），足以让多辆战车并驰——这是秦国正在修建的驰道雏形。
从礼制森严的车马仪仗，到为战争与统治服务的道路网络，周代的车马交通史，是一部权力移动的美学与国家力量延伸的工程学。
在周代，拥有一辆马车，特别是符合礼制规格的马车，其意义不亚于拥有多少土地和奴隶。车马是身份、财富与军事权力的三位一体。
1 造车：复杂的国家工程。
制造一辆战车（戎车）或礼车（路车），是当时手工业的集大成者。轮、舆、辕）、金工（车軎[wèi]、车辖、马饰）、皮革工（缰绳、马具、车帷）、漆工（彩绘纹饰）、玉工（装饰用玉）等多个工种协作。《考工记》记载了细致的分工：“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tuán zhi，制陶）之工二”，其中不少与造车直接相关。一辆好车，是综合国力的体现。
2 乘车的礼制：不能乱坐。
谁坐车、坐什么车、怎么坐，规矩森严。
车型：天子驾六（六匹马），诸侯驾四，卿驾三，大夫驾二，士驾一。这是“礼数”，僭越即是重罪。
车饰：旗帜、銮铃（挂在轭或衡上的铃）、车盖（伞盖）的形制、颜色、纹样都有等级规定。天子的车伞用羽盖（羽毛装饰），诸侯用缯盖（丝织品）。
乘者位置：尊者居左（因御者居中，古代以左为尊），但具体也因场合而异。作战时，主将之车，将居中央鼓旗，御者居左，力士居右护卫。
上下车礼仪：登车要踏着乘石（垫脚石），手持绥（登车拉手用的绳索）。乡党》描述孔子上车：“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在车上要保持仪态端庄。
3 车战：贵族战争的优雅与残酷。
春秋时期的主流战争形式是车战，有严格的规则，近乎一种军事礼仪。
阵列：战车排成整齐的方阵，两军对阵时，要先“致师”（派勇士驾车挑战），然后击鼓进军。
交战规则：要求“不鼓不成列”（不攻击未列好阵的敌人），“不重伤”（不伤害已受伤的敌人），“不擒二毛”（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者）。这些规则后来在残酷的战国时代逐渐消亡，但反映了早期贵族战争的“骑士精神”残余。
局限：战车依赖平坦开阔地形，在山地、沼泽、森林难以施展。且一车三人（甲士）需配数十名徒步的徒兵协同，成本高昂，机动性有限。随着战争规模扩大和步兵、骑兵兴起，车战的主宰地位逐渐动摇。
二、道路：从“周道”到“驰道”
车马的威力，必须有相应的道路才能释放。道路，是国家控制力的血管。
1 西周“周道”：王权的动脉。
《诗经》中多次提到“周道”或“周行”：“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周朝的大道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像箭杆一样笔直。君子行走其上，小人仰望注视。
“周道”主要指连接镐京与东方诸侯国的主干道。它可能经过一定的夯筑，较为平整宽阔，用于传递政令、运输贡赋、调动军队。它的“直”与“平”，象征着王令的畅达无阻和王权的公正无私。同时，它也像一条巨大的文化脐带，将周礼和华夏文明输送到四方。
2 列国道路：扩张与防御的触手。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纷修筑国内道路网络。
楚国：开拓南方，修建通往云梦泽、江南的通道。
秦国：为东出函谷关，大力经营渭河平原和崤函古道的道路系统。
魏国：在中原修建四通八达的道路，便利商业和军队调动。
这些道路最初多为土路，但重要路段会进行夯实、铺设碎石（碣石），并在两旁植树（标识和遮阴）。《国语》记载：“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道路两旁植树作为标记，在郊野设立供应食物的站点来守护道路。
3 秦“驰道”与“直道”：帝国的高速公路网。
秦始皇统一后，将道路建设推向顶峰。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系统和北方边防专用的直道。
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宽度惊人，路基厚实，用铁锤夯实，两旁植松。这是皇帝的专用快速通道，也是帝国信息传递、军队调动的主动脉。
直道：从咸阳北部的云阳（今陕西淳化）直通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西），长达“千八百里”（约700公里），是为防御匈奴、快速投送兵力而建的军事高速公路。逢山开道，遇谷填壑，工程浩大。
这些道路的修建，不仅出于军事目的，更强行将地理上分散的六国故地，在物理空间上连接成一个整体，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央集权统治。
车马与道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周代的社会与国家形态。
1 成本与垄断。
战车造价高昂，马匹饲养训练不易，能装备和维持车兵，是国力的体现。这导致了军事权力的贵族垄断。春秋时“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的称谓，直接以战车数量衡量国家实力。道路的修筑和维护，同样需要征发大量民力（徭役），是君主控制民众、展示权威的方式。
2 速度与统治半径。
交通速度决定了信息传递速度和军队调动效率，进而决定了有效统治的半径。西周分封制与相对缓慢的车马交通相适应。而战国后期驰道、驿站（传舍）系统的出现，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变得更加直接和快速，为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提供了物质基础。
3 商业与城市的催化。
“商旅出于其涂（途）”（《左传》）。良好的道路促进了商业流通和人口流动。位于交通枢纽的城市（如洛阳、邯郸、临淄）迅速繁荣。车马不仅载着战士和贵族，也载着商人的货物和各地的消息，促进了物质与信息的跨区域交流，为“天下”观念的最终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
当秦军的战车和步兵方阵沿着宽阔的驰道，隆隆开向东方六国时，他们碾压的不仅是敌国的军队，更是旧时代依赖血缘和狭隘地域的治理模式。车辙与道路，如同刻在大地上的铭文，书写着一个越来越趋向于统一、集权和高效管控的新时代篇章。
道路延伸，车马奔驰，将财富、权力与人群不断汇聚到那些关键的地理节点。当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最终编织成片，它们的交汇处便诞生了前所未有的庞然大物——城市。车马的喧嚣从旷野驶入街巷，贵族仪仗的威严与市井百态的嘈杂在这里碰撞交织。下一章，我们将跟随车轮的轨迹进入战国最繁华的都会，揭开临淄城七万户的盛世图景，看这座“海岱之间一都会”的昼夜，如何演绎周代城市生活的极致繁华与复杂肌理，而城墙内的浮华笙歌，又为这个时代奏响怎样的尾声与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