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洛阳火车站，弥漫着煤烟和汗水的气味。蒸汽机车喘息著停靠在一号站台，木制车厢的窗户上蒙着一层灰色尘土。王显生提着藤条箱，紧跟在师傅王瓶子身后。
“师兄，票买好了，”赵振东从人群中挤回来，手里捏著三张硬板车票，“晚上七点发车，到郑州转车。这一路折腾！”
王瓶子接过车票，随手递给王显生一张，“收好。你师叔买趟票也能唠叨。”
四十六岁的王瓶子脸上没什么表情，灰布中山装洗得泛白，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戴着一副普通的黑框眼镜，看上去更像一位中学教员，而非江湖人称“瓶阎王”的盗墓高手。他扫视著拥挤的候车大厅，眼神如平静的湖水，深不见底。
“师傅，我去买点干粮路上吃。”十七岁的王显生提议道。他已经跟随王瓶子学艺两年，下过五六个墓穴，虽未得真传，但眼力劲儿已练出来了。
“去吧，别走远，四十分钟后回这儿。”王瓶子点头。
王显生正要转身，却被一个声音叫住：“瓶爷！赵爷！巧了，在这儿碰上你们！”
三人同时转身。来人五十上下，戴着一顶褐色前进帽，穿着一身半旧的干部服，脸上堆著笑容，正是洛阳本地掮客老胡。王瓶子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随即舒展。
“老胡，你也出门？”赵振东大大咧咧地打招呼。
“出门？不，我是专程来找二位的。”老胡压低声音，眼神闪烁，“有个买卖，吃不准，想请瓶爷掌掌眼。”
王瓶子看了眼墙上的挂钟，离发车还有三个多小时，“边走边说。”
四人走到候车大厅角落，这里相对安静些。老胡掏出一包“大前门”，抽出烟递过来，王瓶子摆手拒绝了。
“是这样，”老胡点燃烟，吸了一口，“西工区那边扩建厂房，挖地基时，工人们掀开了一块大石板底下露出个墓道口。”
赵振东眼睛一亮，“墓？”
“是墓，可邪门。”老胡声音更低了，“进去了四个人，出来两个疯了，嘴里胡言乱语；另两个抬出来时，已经不省人事，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建设队的人不敢声张，怕影响工程进度，暗地里托我找人去看看。”
“民国时候西工区那边是兵营，下面能有古墓？”赵振东怀疑道。
王瓶子沉默片刻，问道：“进去了多久？”
“昨天下午进去的，到现在快一天了。”老胡答道，“建设队的头头说了，谁要能下去探明白，不论有没有东西，给这个数。”他伸出五根手指。
赵振东吹了声口哨，“五百块？抵得上工人一年工资了。”
“不是，”老胡摇头，“五千。”
三人同时沉默。王显生心跳加速，五千块，在1957年的中国，这绝对是一笔巨款。他偷偷看向师傅，王瓶子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波动。
“老胡，这么高的价码，恐怕不只是探个明白那么简单吧？”王瓶子淡淡开口，“实话实说，里头到底有什么麻烦？”
老胡左右看看，凑得更近，“听那疯了的两人说，墓里有会动的壁画，还有唱歌的声音。建设队找过一个老道士去看，那道士刚走到墓道口就脸色大变，说什么‘活人禁地，阴兵借道’，转头就走。”
王瓶子若有所思。赵振东则嗤笑道：“装神弄鬼！这世上哪来的鬼，都是人心里作祟。”
王显生心里却不这么想。他跟着师傅下过几次墓，见过诡异的事情不少——突然熄灭的油灯、无风自动的棺盖、还有那次在山西墓里听到的婴儿哭声。他知道，有些古墓里的机关，比鬼怪更可怕；有些现象，科学解释不了。
“瓶爷，您看”老胡期待地看着王瓶子，“您要是接这活儿，我抽一成，不，半成就够。”
王瓶子没有立刻回答。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拭镜片，这是王显生熟悉的思考动作。候车大厅里，广播正播放著通知：“开往郑州的列车即将检票，请旅客同志们做好准备”
三分钟后，王瓶子重新戴上眼镜，“振东，把票退了。”
“师兄，咱们不是说好去北平吗？”赵振东不解。
“洛阳到北平的车票，改天还能买；五千块的买卖，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王瓶子语气平静，“况且，建设队是国家单位，这活儿干净，不犯忌讳。”
王显生知道师傅的意思。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盗墓打击严厉，但如果是为国家单位“解决问题”，性质就不同了。王瓶子行事谨慎，这些年只接这种“灰色”活计，从不触碰明确违法的领域。他常说：“时势变了，咱们也得变。”
赵振东挠挠头，“行吧，听师兄的。我去退票。”
老胡喜形于色，“那我带路，建设队的卡车就在外面等著。”
“不急，”王瓶子抬手制止，“先说说西工区那边的情况。1954年洛阳被定为重点建设城市，西工区规划为工业区，建了不少厂房。这次是什么厂？”
“是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配套厂，生产零部件的。”老胡答道。
王瓶子点头，“显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王显生想了想，“意味着挖得很深，地基打得很实，如果是古墓，可能保存得比较完整？”
“没错，”王瓶子赞许道，“而且工业建设挖出的古墓，往往比农田里挖出的更完整，因为没被历代农民翻耕破坏。不过”他转向老胡，“工人们挖到什么深度发现墓道的？”
“大约五米左右。”
“五米”王瓶子沉吟，“这深度在洛阳不多见。汉墓一般不超过三米，唐代的更浅。能埋在五米下的，要么是特别重要的墓葬，要么就是墓主不希望被人发现。”
赵振东退了票回来，“师兄，咱们什么时候动身？”
“现在，”王瓶子提起藤条箱，“老胡，带路。不过在车上，你得详细说说那四个工人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一点细节都不能漏。”
卡车颠簸著驶过洛阳街道。1957年的洛阳城，新旧交织。古老的城墙还在，但城外已经竖起了工厂烟囱；街上既有赶着驴车的农民，也有骑着自行车的工人。宣传墙上刷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标语，广播里播放著《社会主义好》的歌曲。
王显生望着窗外，想起师傅常说的话：“咱们这行，得懂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政策风向，地利是山川地貌，人和是江湖关系。现在天时不好，就得更加小心。”
车厢里，老胡详细讲述著事故经过。四名工人进入墓道不到五十米，就出现了异常。先是手电筒莫名其妙熄灭，接着有人听到女人唱歌的声音，再后来，墙上壁画中的人物“活了”，向他们招手。两名工人当场精神失常，另外两人昏倒在地。
“手电筒是新的吗？”王瓶子问。
“新买的‘虎头牌’，刚充的电。”
“进去前有没有测量墓道内的空气？”
“测量了，说是有氧气，但不充足，建议短暂停留。”
王瓶子点点头，不再发问。赵振东却嗤之以鼻：“肯定是墓里积攒的沼气，吸入后产生幻觉。什么鬼啊神的，都是自己吓自己。”
卡车向西工区驶去，扬起一路尘土。王显生看着师傅平静的侧脸，心中却莫名有些不安。这次，似乎和以往的下墓经历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