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秦赐已经坐在国家战略性产业安全协调办公室的会议室里。窗外长安街的车流尚未达到高峰，室内只有打印机吞吐纸张的轻微声响。
周影、徐建、老张，以及刚从西江赶来的孙紫恩围坐在会议桌旁。投影屏幕上展示着昨晚秦赐整理的关系图谱——“影子”网络的结构图。
“吴明远今天上午十点，在国贸大厦的智库办公室约我见面。”秦赐用激光笔点在屏幕上，“说是‘交流产业安全研究心得’。但我查了他的日程，同一时间，欧洲某基金会的代表也在北京。”
“鸿门宴？”徐建皱眉。
“更可能是试探。”周影调出一份监控报告，“过去七十二小时，有四个不同ip对秦赐的公开信息进行了深度检索，包括他在特种部队时期的模糊经历、塔寺乡的工作细节、甚至他在东江住院时的医疗记录。检索方式很专业，不是普通记者或学者能做到的。”
孙紫恩翻看着手中的材料：“我从西江带过来一份东西。邵明远老先生通过特殊渠道拿到的一份名单——过去五年，参加那家智库闭门研讨会的部分人员名单。你们看看第三页。”
秦赐翻开到第三页，目光凝固了。
名单上有七个熟悉的名字：三位在职司局级干部，两位国企高管，一位重点大学副校长，还有一位……是曾经在省委会议上质疑过联防机制的某部委副司长。
更关键的是，每个人名后面都标注了参加次数和时间。频率最高的一位，两年内参加了十一次。
“这些人知道研讨会的真实性质吗？”老张问。
“不一定。”孙紫恩说，“有些可能是被蒙蔽的，以为就是普通学术交流。但至少那位副司长——他在研讨会后三个月，就推动了一项政策调整，把外资电池企业的技术审查门槛降低了百分之三十。”
秦赐合上文件夹：“今天上午的会面，我去。紫恩，你以调研名义，拜访名单上那位大学副校长，探探口风。徐建，你带人盯着国贸大厦，如果出现异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周影，继续深挖智库的资金链条，特别是那几家境外基金会。”
“明白。”
上午九点五十分，秦赐走进国贸大厦三层的“前沿政策研究院”。这家智库占据整整半层楼，装修简约而富有现代感。前台接待员彬彬有礼，但秦赐注意到，角落的摄像头在他进入时轻微转动了角度。
“秦主任，欢迎欢迎。”吴明远从办公室里迎出来。他六十出头，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穿着中式对襟衫，笑容和煦，“久仰大名。您在地方上推动的产业安全工作，我们都有关注，很有启发。”
两人在会客区落座。落地窗外，北京cbd的楼宇在秋日阳光下熠熠生辉。
“吴院长客气了。”秦赐接过茶水，“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请教。您的研究院长期关注产业政策，对于当前外资在战略性领域的渗透风险，有什么见解？”
吴明远笑了笑，不疾不徐：“秦主任这个问题很有深度。我认为，看待外资问题，要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技术没有国界，资本追求效率，这是客观规律。我们要做的不是筑墙，而是在开放中学会游泳。”
很标准的学术语言，挑不出毛病。
“但有些‘游泳’的人，可能穿着别人的救生衣，甚至带着水下摄像机。”秦赐直视对方，“吴院长应该听说过辽东那家德企的案子吧？”
吴明远的笑容微微一滞，随即恢复：“听说了。个案当然要依法处理，但不能以偏概全。我们研究院做过统计，外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整体贡献率，在过去十年达到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这是不能否认的。”
“贡献率的数据来源是？”
“主要是我们自己调研，也参考了国际机构的研究。”吴明远从容应对，“秦主任如果有兴趣，我可以让人送一份完整报告到您办公室。”
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吴明远始终保持着学者的风度，谈论着“开放创新”“合作共赢”“全球化视野”。但秦赐敏锐地注意到几个细节：
第一，吴明远回避了智库资金来源的具体问题，只说“多元化”；
第二，当秦赐提到某家与“黑曜石”集团有关联的基金会时，吴明远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了茶杯；
第三，谈话中段，吴明远接了一个电话，虽然很快挂断，但秦赐听到了“郑老”两个字。
十一点，秦赐告辞。吴明远送到电梯口：“秦主任，其实我们目标一致，都是希望国家产业健康发展。有时候，不同的只是方法。有空多交流。”
电梯门关闭的瞬间，秦赐按下了蓝牙耳机的通话键：“徐建，盯紧吴明远接下来的行踪。另外，查一下他刚才那通电话的来源。”
“收到。”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的一间办公室里，孙紫恩见到了那位副校长——陈文涛教授，五十五岁，材料学专家，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
“孙市长，哦不，现在应该叫孙副市长了。”陈文涛很热情，“你在东江推动的产业转型案例，我在课堂上还引用过。特别是长风集团那个从污染企业到智能制造的转型路径，很有代表性。”
孙紫恩松了口气。至少开场气氛不错。
“陈教授，我今天来，主要是想请教一个学术问题。”她拿出准备好的资料，“我们东江在推进产业安全工作中发现，有些外资企业的技术合作，存在数据外流风险。从学术角度看，该如何平衡开放合作与安全防护？”
陈文涛戴上眼镜，仔细翻阅资料。几分钟后，他抬起头，神情变得严肃。
“孙副市长，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其实也关注过。”他走到书架前，抽出一份装订好的材料，“这是去年我参加一个研讨会后整理的笔记。那个研讨会的主办方，就是你提到的‘前沿政策研究院’。”
孙紫恩心脏一跳：“能让我看看吗？”
笔记很详细，记录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强调技术全球化的必然性，建议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批评“过度保护主义”。发言者除了吴明远，还有几位退休官员和外资企业代表。
“当时我觉得有些观点太偏激，但考虑到是学术讨论，也就没太在意。”陈文涛指着其中一页，“但现在看，这个研讨会后三个月，新能源汽车进口零部件关税确实下调了。而提出下调建议的部门负责人，当时也参加了研讨会。”
“您还参加过其他类似的研讨会吗？”
“就那一次。”陈文涛说，“后来他们再邀请，我就推掉了。总觉得……味道不对。学术研讨应该是纯粹的，但那里商业气息太重。”
孙紫恩将笔记拍照，发送给秦赐和周影。
中午十二点半，秦赐在办公室收到周影发来的紧急分析报告：
“吴明远在您离开后，十五分钟内换了三辆车，最终进入西城区一处四合院。四合院产权登记在一位八旬老人名下，但实际居住者是郑国雄。监控显示，过去半年，吴明远至少去了那里十二次，每次停留两小时以上。”
“四合院附近的通信基站，在过去一年截获到七十七次加密通信信号，接收方包括瑞士、新加坡和开曼群岛的服务器。技术特征与‘老k’网络使用的加密方式有百分之六十相似度。”
秦赐盯着屏幕上的地址——西城区文昌胡同17号。
他知道这条胡同。那里住的都是老干部，安保严密，普通调查根本无法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