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赐回到京都时，办公室的气氛已经不一样了。
老张笑着迎上来：“秦主任，您这一仗打得漂亮。现在好几个部委都主动联系我们，要求加入清查行动。”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秦赐说。但他心里清楚，这只是开始。
晚上，秦赐在宿舍里整理材料。手机响了，是周影。
“到楼下了，给你带了宵夜。”
周影提着一袋饺子进来，还是东江那家老字号的味道。两人坐在小餐桌前，边吃边聊。
“我的调令也下来了。”周影说，“国家经济安全情报中心，技术总监。办公室离你这儿不远，隔两条街。”
“那以后可以经常一起吃饭了。”
周影笑了笑，然后正色道：“秦赐，有件事要跟你说。我们在分析辽东那家德企的数据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什么？”
“他们传输回德国的数据包里，有一部分不是技术数据，是……政策分析报告。关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走向的预判报告，详细到可能出台的补贴标准、技术路线图、试点城市名单。这些信息，不是一家企业能收集到的。”
秦赐放下筷子：“来源呢？”
“报告的风格、用词、分析框架，跟一家智库的研究报告高度相似。”周影调出平板电脑上的对比图，“就是上次我跟你提过的那家智库。”
屏幕上，左右两栏文档。左边是德企数据包中解密的政策分析，右边是智库公开发布的报告。核心观点、数据引用、甚至段落结构，都有明显的相似性。
“这家智库，每月举办闭门研讨会。”周影点开另一份资料，“邀请名单里有官员、学者、企业家。研讨会的纪要从来不公开，但每次会后，相关政策领域就会出现‘微调’。比如，去年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力度原本计划更大，但闭门会后，最终出台的方案温和了许多。”
秦赐看着屏幕，后背发凉。
这不是简单的政策研究，这是政策预判和影响。这家智库，可能在扮演“旋转门”的枢纽角色：把内部的政策动向，通过“研究”的形式，传递给特定外资企业；同时把外资企业的诉求，通过“建议”的形式，反馈给政策制定者。
而这一切，都在“学术交流”“政策研究”的合法外衣下进行。
“这家智库的负责人是谁？”
“叫吴明远，六十二岁，社科院退休研究员。但他背后还有一个人——智库的学术委员会主席，郑国雄。”
秦赐一愣。这个名字他听过，但一时想不起来。
“郑国雄，六十八岁，五年前从某部委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休。退休后担任三家企业的独立董事，五家智库的顾问，还是两家境外基金会的‘特别顾问’。”
周影调出一张关系图。以郑国雄为中心，放射出十几条线，连接着企业、智库、基金会、退休官员俱乐部。
“我们内部，可能真有‘影子’。”周影低声说，“而且不止一个。”
那天晚上，秦赐失眠了。他站在窗前，看着北京的夜空。这座城市太大，太复杂，有太多看不见的战线。
第二天一早，他收到一份加密文件。发件人是杨胜利，标题是：《关于某些智库异常活动的内部调研报告（初步）》。
报告正文很简短，但附件很厚。秦赐翻看着，越看心越沉。
报告指出，某些智库以“政策研究”为名，实则成为利益输送和信息交换的平台。其资金来源复杂，境外占比过高；其研究成果有明显倾向性，常为特定外资企业发声；其闭门研讨会的参与者身份敏感，存在泄露政策机密的风险。
报告建议：对相关智库进行整顿，规范资金来源，公开研究成果，限制退休官员在智库的任职。
但在报告末尾，有一行手写的批注：
“此问题牵涉甚广，需稳妥处置。建议先选取一家典型智库，深入调研，形成完整证据链后再行动。切忌打草惊蛇。另：郑国雄同志为资深专家，贡献卓着，调研时应注意方式方法。——杨胜利”
秦赐盯着那行字。
“贡献卓着”“注意方式方法”。这是提醒，也是警告。
他关掉文件，走到办公室的白板前，用黑色记号笔写下一个词：“影子”。然后在周围画了几个圈：智库、企业、基金会、退休官员。
最后，他在白板角落，用红笔画了一个问号。
这个问号，代表着一个他还没想明白的问题：如果“影子”真的存在，如果“旋转门”真的在运作，那么，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钱？为了权？还是为了某种更深层的、他还没看清的东西？
手机震动，打断了他的思绪。是孙紫恩发来的信息：“东江-西江联防机制第一次联合演练顺利完成。另：长风集团新生产线投产，第一批三百名转岗工人全部合格上岗。附图。”
图片上，陈长河和工人们站在崭新的生产线前，笑容灿烂。
秦赐看着图片，也笑了。
他知道，这条路上有阴影，但也有光。而他要做的事很简单：守住该守的，查清该查的，把光带给更多的人。
窗外，北京的天空湛蓝如洗。新的战斗，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