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到宋代“禁售假药”条款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医药行业的市场化发展，药材的种植、采收、加工、流通、售卖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完整产业链，民间医药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态势。但与此同时，逐利之心驱使下的行业乱象也愈演愈烈，假药充斥市场、药材以次充好、炮制工序偷工减料等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命健康与社会稳定。一局面，宋代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为核心建立起药材炮制与制剂的行业标准，又通过《宋刑统》及一系列敕令明确了“禁售假药”则，形成“行业规范+法律约束”的双重治理体系。这一治理模式不仅彰显了医道“治病救人、仁心济世”的伦理内核，更开创性地将医药管理纳入司法实践的框架，实现了医道与法典的深度融合，为后世医药监管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宋代医药市场化的乱象与药物管理的制度需求
相较于唐代“官医垄断、药政严苛”的格局，宋代的医药政策更为开放灵活。朝廷不仅放宽了对民间行医售药的限制，还鼓励官医辞官兴办医馆，加之活字印刷术的普及推动医书典籍广泛流传，民间医药行业得以迅猛发展。北宋汴京“御街南段，药铺栉比，市井皆知‘卖药不问贫富，施药不计贵贱’”，大相国寺周边甚至形成了专门的药材集市，每日往来的药商、药农、医家络绎不绝；南宋临安的药市更是盛极一时，“买卖昼夜不绝，药材来自川蜀、岭南、海外，品类逾千”，从普通的甘草、当归到珍贵的犀角、麝香，皆能在市场上寻得踪迹。
然而，空前繁荣的市场背后，隐藏着三大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扰乱了医药市场秩序，更直接威胁着百姓的生命安全。
1 药材炮制失范，药效大打折扣
药材炮制是中医用药的关键环节，不同的炮制方法直接影响药材的药性与疗效。如大黄生用泻下力猛，酒蒸后则泻下缓和而能清上焦实热；附子生品有毒，经炮制后方能降低毒性、发挥温阳散寒之效。但在宋代市场化浪潮中，部分药商为压缩成本、加快出货速度，公然简化甚至省略核心炮制工序。将需“蜜炙”的甘草直接晒干售卖，失去了蜜炙后的补中益气功效；将需“酒蒸”的大黄以生品冒充，导致患者服用后腹泻不止；将需“漂净毒性”的附子仅简单清洗便投入市场，酿成多起中毒事故。北宋医学着作《苏沈良方》中便痛心记载：“今市肆所卖附子，多未炮制，食之者或至呕泻，甚者丧命。”更有甚者，一些偏远地区的小药铺，因缺乏专业炮制技术，随意处理药材，使得原本对症的良药沦为“无效之品”甚至“伤身毒药”。
2 假药伪药横行，危及生命安全
随着名贵药材价格不断攀升，不法商贩的逐利手段愈发恶劣，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现象在医药市场蔓延。他们利用普通民众难以辨别药材真伪的弱点，用廉价药材冒充名贵药材牟利：以浙贝母冒充川贝母，以旋覆花冒充款冬花，以普通滑石粉混合朱砂冒充“辰砂”，以商陆根冒充人参售卖。更有甚者，直接制造毫无药效的“假药”，如用草木灰混合淀粉制成“安神丸”，用泥土掺杂香料冒充“麝香”。南宋志怪小说集《夷坚志》记载了临安府的一桩骇人案例：“有药贩以滑石粉和朱砂为‘安神丸’，售与产后虚弱的妇人，称能安神补血，结果致三人血崩不止而亡，家属哭告官府，知府下令严查，药贩最终被处绞刑，一时满城哗然。”此类因服用假药而丧命的事件屡见不鲜，严重冲击着民众对医药行业的信任。
3 药材流通无序，质量价格失控
宋代药材贸易的跨地域特征极为显着，川蜀的川芎、附子，云南的茯苓、三七，岭南的陈皮、砂仁，乃至海外的沉香、龙脑，均通过漕运、驿路运往各地。但运输环节缺乏统一质量检验标准，霉变、虫蛀药材屡流入市场；且大商人囤积居奇，抬高原价三倍，导致“淮南盐商兼营药材，民不堪负”，普通百姓买药贵、买药难。一些药商为延长药材保质期，甚至用硫磺熏蒸变质药材，掩盖其腐败本质，这种经过硫磺熏蒸的药材不仅药效尽失，还会对人体造成二次伤害。
这些乱象不仅违背了医道“仁心济世”的伦理准则，更引发了大量医疗纠纷，甚至酿成群体性的健康危机，成为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在此背景下，宋代朝野上下达成共识：必须建立一套从药材种植、炮制、流通到售卖的全链条管理规则，以规范医药市场秩序。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的编撰与“禁售假药”法律条款的出台，正是对这一制度需求的直接回应。
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药物管理的行业规范基石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是宋代官方编撰的首部成药标准典籍，历经宋神宗熙宁年间设“熟药所”（后改惠民和剂局），至徽宗大观年间由陈师文、裴宗元牵头修订，最终定型为官方成药标准典籍，凝聚了数十位太医局医官的心血。该书最初是太医局下属的惠民和剂局的“内部制剂手册”，用于规范官药局的成药生产，后因民间药铺纷纷效仿，朝廷遂组织医官对其进行多次增补修订，最终形成一部涵盖数百种成药配方、炮制工艺、服用方法的权威典籍，成为宋代医药行业的“药典”。其对药物管理的规范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构建起一套从源头到终端的行业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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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统一药材炮制标准，筑牢质量第一道防线
《和剂局方》对每味入药药材的炮制方法都做出了详尽且严苛的规定，明确了“净制、切制、炮炙”的具体流程与操作细则，甚至对炮制工具、辅料用量、火候控制都有明确要求。如对人参的炮制要求“去芦头，温水润透，切薄片，置于阴凉处阴干，忌暴晒”，因人参芦头有催吐作用，去除芦头可避免患者服用后产生不良反应；对半夏的炮制则区分“姜半夏”“法半夏”两种规格，分别规定“生姜汁浸三日，每日换汁一次，焙干备用”“甘草、石灰水浸五日，漂净盐分，晒干研末”，通过不同炮制方法降低半夏毒性，使其分别适用于化痰止咳、燥湿健脾等不同病症。为确保炮制标准在全国范围内严格执行，宋代设立了“药材检验官”一职，隶属太府寺，专门负责抽查民间药铺的药材炮制质量。检验官不仅要熟读《和剂局方》，还要具备辨别药材炮制优劣的专业能力，他们定期深入各地药铺、药材集市，通过“看、闻、尝、摸”等方式查验药材。如北宋元佑年间，汴京药材检验官在抽查中发现三家药铺未按《和剂局方》要求炮制麻黄——未去除麻黄根须，且未用文火炒制，当即“没收全部不合格药材，罚铜三十斤，责令停业整改一月”，并将处罚结果张贴于市，以儆效尤。《都城纪胜》中记载：“临安药铺，凡炮制药材，必以《和剂局方》为据，违之者，市易司即查究，无一人敢私改工序。”
2 规范成药制剂配方，实现成药生产标准化
《和剂局方》收录了788首成药方剂，涵盖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多个领域，上至治疗中风、肺痨的重症方剂，下至缓解感冒、积食的常见药方，一应俱全。每首方剂都明确规定了药材配伍比例、制剂工艺、服用方法与禁忌事项，甚至对成药的形状、色泽、气味都有详细描述。如经典方剂“藿香正气散”，其配方被明确为“藿香三两，紫苏叶、陈皮、厚朴（姜制）各二两，茯苓、白术各一两，甘草一两半”，制剂需“研为细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服用时“每服三钱，姜枣汤送下，每日两次，忌生冷油腻”；又如治疗小儿惊风的“抱龙丸”，规定“用朱砂一钱为衣，丸如芡实大，薄荷汤化下，周岁以内小儿减半服用”。官办惠民和剂局依据《和剂局方》制作的成药，会加盖“和剂局印”的防伪标识，这种带有官方印章的成药在市场上备受青睐，百姓争相购买。为防止民间药铺仿制官药时偷工减料，朝廷规定民间药铺若仿制官药，必须严格遵循《和剂局方》的配方与工艺，否则以“伪制官药”论处。南宋绍兴年间，平江府一药铺因擅自更改“六味地黄丸”的配方——减少熟地用量，增加廉价泽泻比例，导致药效大减，被患者告发至官府。经查验属实后，当地官府“查封该药店，没收全部伪劣成药，店主流配三千里”，这一案例极大地震慑了不法药商。
3 确立药材仓储与流通规则，打通全链条监管环节
《和剂局方》不仅关注药材炮制与成药制作，还对药材的仓储条件与流通环节做出了明确规定，填补了此前医药管理的空白。在仓储方面，要求“药材入仓，需分类存放，草本药置通风干燥处，避免霉变；金石药置阴凉避光处，防止氧化；动物类药材需用酒浸泡或烘干，以防虫蛀；剧毒药材单独存放，专人看管”，同时规定“药材入库前需经检验官查验，虫蛀、霉变者即刻销毁，不得入库”。在流通方面，宋代建立了“药材商籍制度”，从事药材贸易的商人需在市易司或地方官府登记备案，详细申报经营品类、货源地、仓储地址等信息，经审核通过后领取“药商凭证”，无凭证者货物没官，人杖六十，三年内不得申领凭证，方可参与药材流通。《宋会要辑稿》中明确记载了这一处罚规则。此外，宋代还在全国重要的药材集散地设立“药市检验所”，如成都府、广州府、汴京、临安等药材贸易重镇，均有专门的检验官员对入市药材进行质量检验。检验时，官员会对照《和剂局方》的标准，对药材的产地、性状、炮制工艺进行逐一核查，合格者加盖“验讫”印章，方可进入市场销售；不合格者则当场销毁，或责令药商运回原产地。如南宋乾道年间，广州府药市检验所查获一批来自海外的沉香，经查验发现其中掺杂了大量劣质木材，检验官当即“焚毁伪劣沉香，处罚药商铜五十斤，并将其列入药商黑名单”。这一制度有效遏制了劣质药材的跨地域流通，保障了终端市场的药材质量。
三、宋代“禁售假药”的法律条款与司法实践
在《和剂局方》确立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宋代并未止步于“行业自律”，而是进一步将医药管理纳入法治轨道。通过修订《宋刑统》及颁布一系列专项敕令，制定了“禁售假药”的法律条款，形成了从民事处罚到刑事量刑的完整法律体系，构建起“行业标准为基础，法律约束为保障”的治理格局。其核心内容与司法实践，彰显了宋代司法对医道伦理的维护与对民众权益的保障。
1 《宋刑统》中的核心条款与量刑梯度
宋代法典《宋刑统》是在《唐律疏议》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但相较于唐律，宋代对医药领域的法律规制更为细致严苛。杂律》沿用唐律“医方诈疗病”条，并结合宋代医药市场特点补充细则，将“售卖假药、伪药”“擅自更改成药配方”“炮制药材不合标准”等行为均纳入法律规制范畴，并根据违法行为的情节轻重、危害后果，设定了清晰的量刑梯度，实现了“罚当其罪”。
- 轻度违法：以次充好，未致人损害
针对售卖以次充好的药材，但未对买家身体造成损害的行为，量刑标准为“杖六十，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双倍赔偿买家损失”。如北宋熙宁年间，杭州府一药铺为牟取私利，以普通菊花冒充杭白菊售卖，杭白菊是当地道地药材，价格是普通菊花的三倍，一位老中医购买后发现真伪，随即告发至官府。经查验属实，店主被判处杖六十，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按照买家购买金额的双倍进行赔偿，药铺被责令停业整顿一月。
- 中度违法：售卖假药，致人身体受损
针对售卖假药、劣药导致买家身体受损，如出现呕吐、腹泻、痉挛等症状，但未造成死亡的行为，量刑标准为“徒一年至三年，没收全部药材与资产，吊销药商凭证”。南宋乾道年间，建康府药商王某为追求暴利，以马钱子冒充番木鳖制成“止痛丸”，番木鳖（即马钱子的炮制正品）有通络止痛之效，而生马钱子毒性极强。当地五位劳工因关节疼痛购买服用后，出现手脚痉挛、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经医官救治后虽脱离危险，但留下了手脚麻木的后遗症。官府立案调查后，判处王某徒二年，没收其全部家产与药材，终身不得从事医药行业。
- 重度违法：售卖假药，致人死亡
针对售卖假药致人死亡的行为，宋代法律以“故意杀人罪”论处，量刑标准为“绞刑或斩刑，家人连坐，籍没家产”。这一严苛的量刑，彰显了宋代朝廷对假药致人死亡案件的零容忍态度。南宋司法典籍《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了一桩轰动一时的要案：福州药贩陈某见疥癣病在当地流行，遂以砒霜冒充雄黄制成“解毒丹”，雄黄有解毒杀虫之效，而砒霜是剧毒之物。一名五岁孩童因患疥癣，其父母购买“解毒丹”给孩子服用，孩童服用后当即口吐白沫、七窍流血而亡。案发后，官府迅速抓获陈某，经太医局医官鉴定，确认孩童死因系服用砒霜所致。最终，陈某被判处斩刑，其妻子被流配岭南，家产全部充公，当地药铺也因疏于查验货源，被集体处罚。
除《宋刑统》外，宋代还通过“编敕”这一法律形式，不断补充完善药物管理的法律条款，形成了“法典为主，敕令为辅”的法律体系。如宋真宗景德年间颁布《禁造伪药敕》，规定“凡造伪药者，许百姓告发，查实后赏钱五十贯，告发者信息严格保密”，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监督的积极性；宋孝宗淳熙年间出台《药材质量敕》，要求“城乡药铺需将《和剂局方》副本悬挂于店堂显眼处，以备官府查验与百姓对照，违之者杖八十”；宋宁宗嘉定年间颁布《医官连带责任敕》，规定“医官开具药方时，需注明药材炮制要求，若因医官未注明导致药铺炮制失当致人损害，医官与药铺店主同罪”。这些专项敕令与《宋刑统》相互配合，构建起一张严密的医药监管法网。
2 司法实践中的证据采信与审判逻辑
宋代审理假药案件时，并未仅凭原被告双方的口供断案，而是形成了“医道鉴定+司法审判”的联动模式，其核心是借助医官的专业知识判定药材真伪、炮制优劣与损害后果，再依据法律进行量刑。这种“专业鉴定为依据，法律审判为准绳”的审判逻辑，确保了案件审理的公正性与科学性。
- 医官的专业鉴定：案件定罪的核心依据
宋代法律明确规定，凡涉及假药、劣药的案件，必须由太医局或地方官医局的资深医官出具“药材鉴定意见书”与“伤情鉴定报告”，未经医官鉴定的案件，不得进入审判程序。医官鉴定时，会采用多种方法：一是药材性状比对法，将涉案药材与《和剂局方》中记载的道地药材性状进行逐一比对，包括形状、色泽、气味、质地等；二是理化鉴别法，如用火烧、水浸等方式辨别药材真伪，如牛黄经火烧后会产生清香气味，而伪造牛黄则会散发焦臭味；三是动物试药法，对于疑似有毒的药材，医官会先让动物服用，观察动物反应，以此判断药材毒性。如南宋庆元年间，湖州府发生一起假药命案：一位富商服用药铺购买的人参后突然死亡，家属认为药铺售卖假药，将店主告上官府。官府随即邀请太医局三名医官赴当地勘验，医官通过性状比对发现，涉案“人参”实为商陆根冒充——商陆根外形与人参相似，但断面呈菊花纹，且有辛辣味，与人参的甘甜味截然不同；随后医官又进行动物试药，将涉案药材煎制后喂给家兔，家兔服用后不久便抽搐死亡。最终，医官出具鉴定报告，确认死者系服用商陆根中毒身亡，这份报告成为法院定罪的核心证据，药铺店主被判处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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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证与物证的相互印证：还原违法事实真相
宋代司法机关审理假药案件时，极为重视书证与物证的收集，通过两者相互印证，还原案件事实真相。书证主要包括药铺的“药材进货账簿”“售卖记录”“药商凭证”，以及太医局出具的鉴定报告；物证则包括查获的假药、劣药、炮制工具等。若药铺无法提供合法的药材进货凭证，即便未造成损害后果，也会被认定为“销售来路不明药材”，处以杖刑。如北宋元符年间，汴京府司法机关在查处一家售卖劣质阿胶的药铺时，不仅查获了数百斤霉变的阿胶，还调取了药铺的进货账簿，发现这批阿胶是药商从河北一黑心作坊低价购入，且未经过药市检验所查验。面对确凿的书证与物证，药铺店主无从辩驳，最终被判处“罚铜二十斤，销毁全部霉变阿胶，停业整顿三月”。
- 区分故意与过失：体现司法的人性化考量
宋代法律并非一味严苛，而是体现出一定的人性化考量，明确区分“故意售假”与“过失售假”，并据此判处不同刑罚。所谓“过失售假”，是指药铺因疏忽大意，购入假药并售卖，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对于此类行为，宋代法律规定可减轻处罚，以教育整改为主。如北宋元符年间，汴京一家老字号药铺从外地药商处购入一批阿胶，因该外地药商持有合法的药商凭证，药铺店主便未仔细查验。后有顾客购买阿胶服用后出现轻微腹泻，告发至官府。经医官鉴定，这批阿胶因运输途中受潮霉变。官府查实后，依据“过失售假”条款，认定药铺店主系“过失售假”，且未造成严重后果，仅处以“罚铜二十斤，销毁霉变阿胶”的处罚，免予刑事责任。但如果是“故意售假”，即便未造成严重后果，也会从重处罚，以此警示药商不可心存侥幸。
3 民间医疗纠纷的调解与法律衔接
对于情节较轻的假药纠纷，如售卖以次充好的药材、炮制工序略有瑕疵等未致人身体损害的案件，宋代并未全部纳入司法程序，而是通过乡约、宗族等民间组织进行调解，这一做法既节省了司法资源，又能快速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宋代民间乡约制度极为完善，《吕氏乡约》中便明确规定：“邻里之间因假药、劣药起纠纷，先由约正、约副召集双方调解，邀请当地资深医官查验药材，责令售假者退换药材、赔偿损失；若调解无果，或当事人对调解结果不满，再赴官府起诉。”乡约调解的优势在于灵活高效，且调解人员多为当地德高望重之人，双方当事人更容易信服。如南宋绍兴年间，婺州府金华县一村民因购买假当归与药铺发生争执。该村民购买当归后，经当地郎中查验，发现是用普通独活冒充。村民找药铺理论，药铺店主拒不承认，双方争执不下。约正得知后，召集当地医官、双方当事人及数位乡贤进行调解。医官当场对涉案药材进行鉴定，确认系独活冒充当归，药铺店主在确凿证据面前无言以对。最终，调解结果为药铺退还药钱，并赔偿该村民因购买假当归延误治疗的汤药费，双方均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未再诉诸官府。司法兜底”的模式，既体现了宋代基层治理的灵活性，又确保了药物管理的法律权威，实现了“情理”与“法理”的平衡。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件，乡约会将调解结果记录在案，上报当地官府备案；对于调解无果的案件，官府则会依法审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宋代药物管理规范的跨域联动与历史影响
宋代的药物管理体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土地、教育等领域形成了紧密的跨域联动，构建起“药材种植标准化—医药知识普及化—药物管理法治化”的综合治理格局。同时，这一治理模式也为元、明、清三代的医药监管提供了重要借鉴，其历史影响绵延数百年，直至现代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 与土地领域的联动：药材种植的标准化与道地化
药材质量的优劣，源头在于种植。宋代为保障药材原料的质量，推动道地药材的规模化种植，并通过土地政策予以支持，实现了药物管理与土地资源的有机结合。道地药材是指在特定地域生长、品质优良、疗效显着的药材，如川蜀的川芎、附子，浙江的杭白菊、浙贝母，河南的地黄、牛膝等。宋代朝廷认识到道地药材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划定“官药园”，专门种植道地药材。如在四川梓州设立川芎种植园，在浙江杭州设立杭白菊种植园，在河南怀庆府设立地黄种植园，官药园由太医局派遣专业医官指导种植，严格遵循《和剂局方》的药材培育标准，从选种、灌溉、施肥到采收，都有详细的操作规范。对于民间药农种植道地药材的行为，宋代朝廷也给予政策扶持，实行“优质优税”的税收政策。规定种植道地药材的农户，可减免三成赋税；若所种药材通过药市检验所的质量认证，还可获得额外的官府补贴。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民间药农种植道地药材的积极性，推动了药材种植的标准化与道地化。如南宋时期，四川梓州的川芎种植面积扩大了十倍，所产川芎因品质优良，被列为太医局专供药材，远销全国各地。药材种植的标准化，从源头上保障了药材质量，为后续的炮制、流通、售卖环节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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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教育领域的联动：医药知识的普及与专业人才的培养
宋代药物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医药知识的普及与专业人才的支撑。为此，宋代朝廷将医药教育纳入官学体系，推动医药知识的广泛传播，实现了药物管理与教育领域的深度联动。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宋代太医局设立了专门的医药学校，招收学生学习医学理论与药材鉴别、炮制技术，《和剂局方》被列为核心教材。太医局的课程设置极为全面，不仅包括《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书，还设有“药材炮制实践课”“药材真伪鉴别课”等实操课程，学生需经过三年学习与一年实习，通过考核后方能成为医官或药材检验官。如北宋着名医官陈承，便是太医局医药学校的毕业生，他对《和剂局方》的炮制工艺有着深入研究，曾参与修订《和剂局方》，为宋代药物管理体系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医药知识普及方面，宋代朝廷通过“药铺宣讲”“刊印医书”等方式，向普通民众普及药材鉴别、服用禁忌等知识。如临安府每年都会组织医官在集市、寺庙等地举办宣讲会，讲解“如何辨别真假人参”“附子服用的禁忌事项”等实用知识；同时，朝廷还组织医官刊印《药材辨伪图》《和剂局方精简本》等书籍，免费发放给百姓，让普通民众也能掌握基本的药材鉴别方法。民众医药知识的提升，不仅减少了购买假药的概率，也为假药案件的告发与举证提供了基础，形成了“全民监督”的良好氛围。
3 对后世医药管理的历史影响
五、宋代药物管理规范的当代转化与现实启示
宋代在医药市场化背景下的药物管理实践，是中国古代治理智慧的生动体现，其“标准先行、法律兜底、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治理思路，为当代药品监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三点核心启示。
1 建立“标准先行”的药品监管体系，从源头保障药品质量
宋代以《和剂局方》为核心建立行业标准的做法，启示当代应进一步完善药品炮制、制剂的国家标准，推动中药饮片、中成药的标准化生产，同时覆盖化药、生物药，推动全品类药品的标准统一与质量追溯。当前，我国中药行业面临着“炮制工艺不统一、道地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部分中药企业为追求效益，简化炮制工序，导致中药疗效不稳定。为此，可借鉴宋代的经验，组织权威专家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明确每味中药的炮制工艺、质量标准；同时，划定道地药材种植保护区，通过政策扶持推动道地药材规模化种植，建立“从种植到销售”的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从源头遏制假药、劣药的产生。
2 强化“法律硬约束”与“行业自律”的结合，提升违法成本
3 推动“专业鉴定”与“司法审判”的深度联动，确保司法公正
宋代的药物管理规范，是医道伦理与法典精神的融合典范，它证明了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既需要“仁心济世”的医道内核作为精神支撑，也需要“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的法典体系作为制度保障。在当代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重拾这一历史智慧，有助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药品监管体系，守护民众的生命健康，推动医药行业朝着更加规范、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