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宗族土地的“四维分配”——从祭田、学田、药田到义田的功能划分
清代宗族作为传统基层社会的核心组织，将明代乡绅“以田为基”的治理智慧推向了制度化、体系化的新阶段。不同于明代乡绅个体主导的土地整合模式，清代宗族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族公产为载体，通过对祭田、学田、药田、义田四类核心土地的精准划分、契约化管理与收益的定向分配，构建起“田产支撑宗族运转，宗族反哺四维要素”的闭环体系。这种土地的四维分配模式，不仅夯实了宗族共同体的物质根基，更让土地、教育、医道、法典四大要素深度嵌合，成为清代基层治理的成熟范式。
一、 制度维度：清代宗族土地四维分配的体系架构与升级特征
明代乡绅的义田、学田、药田，多为乡绅个人或少数家族成员捐置，产权虽为“公共”，但管理往往依赖乡绅的个人威望，带有较强的“人治”色彩。而清代宗族的土地四维分配，则实现了从“个人善举”到“宗族制度”的跨越，呈现出功能细分、产权公有、契约化管理、收益定向四大核心特征。
从功能划分来看，清代宗族在明代乡绅三类田产的基础上，新增了祭田这一核心品类，形成“祭田—学田—药田—义田”的四维结构，四类田产各司其职，共同支撑宗族共同体的运转。祭田，作为宗族的“精神纽带田”，其核心功能是维系宗族认同——田产收益主要用于祠堂祭祀、族谱修订、宗族祠堂修缮，以及春秋两季的宗族祭祖大典。清代宗族认为，“祭田存，则宗祠立；宗祠立，则宗族聚”，祭田的存在，是宗族血缘联结的物质象征。学田，作为宗族的“人才培育田”，延续明代乡绅学田的功能，收益专款专用，用于族学塾师的束修、校舍修缮、书籍购置，以及对宗族子弟科举赶考的路费补贴。药田，作为宗族的“健康保障田”，专门种植柴胡、黄芩、金银花、艾草等常用药材，收益或产出直接供给宗族药局，用于采购稀缺药材、聘请坐堂医者、为贫病族人免费施药。义田，作为宗族的“民生兜底田”，承担着济贫救困的功能，收益主要用于赈济宗族内的鳏寡孤独、受灾农户，以及补贴贫困家庭的丧葬嫁娶开支。四类田产功能边界清晰，却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宗族共同体的“生存保障网”。
从产权归属来看，清代宗族的四维田产，均明确登记为宗族公有，载入《宗族置产簿》，与宗族成员的私有田产严格区分。清代律法对宗族公产的保护，为这种产权公有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田宅》明确规定：“凡盗卖、换易及冒认宗族公产者，杖八十，徒二年；若系祭田、学田，加一等治罪。”这一条款，将宗族四维田产纳入法律保护范畴，从根本上杜绝了宗族成员侵占公产的行为。与明代乡绅田产“捐置者及其后人享有一定管理权”不同，清代宗族的四维田产，产权归属于整个宗族，由宗族推举的“族产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擅自处置。这种产权公有化的设计，让田产的“公共属性”得到制度保障，避免了因乡绅个人离世或家族衰落导致田产流失的风险。
从经营模式来看，清代宗族四维田产的管理，实现了契约化、规范化的运作。宗族会专门制定《族产管理章程》，明确田产的发包、收租、记账、分配流程。在田产发包环节，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优先发包给宗族内的贫困农户，租金低于市场价格，既保障了田产的高效耕种，又体现了宗族的互助精神。在租金收取环节，由族产管理委员会的专人负责，设立“四柱清册”，详细记录田产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做到账册清晰、有据可查。在收益分配环节，严格遵循“专款专用”祭田租金的80用于祭祀，20用于祠堂修缮；学田租金全部用于族学运营；药田的药材优先供给宗族药局，剩余部分可变卖，所得款项用于药局扩建；义田租金的70用于日常赈济，30留作应急储备金。这种契约化的管理模式，让宗族田产的运营摆脱了个人意志的干扰，实现了“依规管理、按章分配”的制度化运作。
从与四维要素的关联来看，清代宗族的土地四维分配，实现了田产与教育、医道、法典的深度绑定。祭田的存在，通过祭祀活动强化宗族伦理，而宗族伦理正是法典的民间化表达——《大清律例》中的“孝亲律”“宗族律”，其精神内核与宗族祭祀所倡导的“尊祖敬宗”一脉相承。学田的存在，直接支撑族学的运转，而族学的课程体系中，既包含经史之学，也包含农耕知识、医术常识与律法解读，实现了教育对四维要素的整合。药田的存在，为宗族医道提供了物质支撑，让“病有所医”从口号变为现实，而药局的运营规则，同样纳入宗族规约，接受法典的监督。义田的存在，通过济贫救困维护宗族稳定，而这种稳定，正是法典所追求的基层秩序。可以说，清代宗族的四维田产，是土地、教育、医道、法典四大要素的“物质载体”，四类田产的协同运作，让四维共生有了最坚实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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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维度：宗族土地的“发包—收租—分配”全流程运作
清代宗族四维田产的运营，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完整流程——从田产的发包耕种，到租金的收取记账，再到收益的定向分配，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制度规范，确保田产的收益能精准流向教育、医道、宗族福利等领域。结合清代《宗族置产簿》《田亩契约》《四柱清册》等原始文献，我们可以清晰还原这套流程的运作细节。
（一） 田产发包：优先宗族贫户，契约明确权责
清代宗族四维田产的耕种，以“宗族内部发包”为主要模式，极少对外发包。这一做法的核心目的，是“以田养族”，让宗族内的贫困成员能通过耕种公产获得稳定收入。在发包前，族产管理委员会会先对四维田产进行分类评估，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灌溉条件，划分为“上田、中田、下田”三个等级，不同等级的田产，租金标准不同。以上海《张氏宗族置产簿》记载为例，其祭田多为肥沃的水田，租金定为“每亩每年稻谷二石”；学田多为丘陵地带的旱地，租金定为“每亩每年稻谷一石五斗”；药田因种植药材，管理难度大，租金定为“每亩每年稻谷一石”；义田则包含部分荒田，租金定为“每亩每年稻谷五斗”，且允许贫户“以工抵租”——即通过为宗族修缮祠堂、看护族学等劳动，抵扣部分租金。
这种发包模式，既保障了田产的耕种效率，又体现了宗族的互助精神。以湖南湘乡《曾氏宗族田亩契约》为例，道光年间，曾氏宗族将100亩药田发包给族内10户贫农，每户耕种10亩，租金定为每亩一石稻谷，且约定“药材丰收时，额外奖励每户药材十斤”。契约签订后，10户贫农精心耕种，药田药材产量连年提升，不仅满足了宗族药局的需求，还剩余部分药材变卖，为药局添置了新的药具。
（二） 租金收取：专人负责记账，账册公开透明
在收取租金时，账房先生会携带《宗族田产租谷账册》，逐户上门收取，每收到一户的租金，便在账册上详细记录：承租人姓名、承租田产类型、亩数、应缴租金、实缴租金、缴纳日期。对于以工抵租的农户，则记录其劳作的天数、内容，折算成相应的租金数额。收取的租金，统一存入宗族的“义仓”，由专人看管，钥匙由族产管理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分别保管，需三人同时到场才能打开，避免监守自盗。
更重要的是，宗族会在每年的农历腊月，将全年的租谷账册张榜公布在祠堂门口，供全体宗族成员查阅。账册上不仅记录了租金的收入情况，还记录了租金的支出明细，如祭田租金用于祭祀的开支、学田租金用于塾师束修的数额、药田药材供给药局的数量等。如果宗族成员对账目有疑问，可向族产管理委员会提出，委员会需在三日内给予答复。这种公开透明的记账制度，让宗族田产的运营置于全体成员的监督之下，极大地提升了宗族的公信力。
以安徽徽州《汪氏宗族四柱清册》为例，其记载的咸丰元年（1851年）宗族田产收支情况清晰明了：“旧管：上年度结余稻谷三千石；新收：祭田租金一千石，学田租金八百石，药田药材变卖所得折合稻谷五百石，义田租金三百石；开除：祭祀开支五百石，族学束修六百石，药局药材采购开支三百石，义仓赈济开支四百石；实在：结余稻谷两千八百石。”账册公布后，汪氏宗族成员无一人提出异议，这种透明化的管理，让宗族田产的运营赢得了全体成员的信任。
（三） 收益分配：专款专用定向流动，四维要素协同受益
清代宗族四维田产的收益分配，核心原则是“专款专用、定向流动”祭田的收益用于宗族精神建设，学田的收益用于教育赋能，药田的收益用于医道惠民，义田的收益用于民生兜底。这种分配方式，确保了四类田产的收益能精准流向对应的领域，实现了土地对教育、医道、法典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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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田收益的分配，围绕“宗族认同”展开。用于春秋两季的祭祖大典，包括购置祭品、邀请戏班演出、准备宗族聚餐等；20用于祠堂的日常修缮与族谱的修订。祭祖大典是清代宗族最重要的活动，全体宗族成员无论贫富，均可参加，聚餐时不分贵贱，同桌而食。这种活动，不仅强化了宗族成员的血缘认同，更传递了“尊祖敬宗、孝亲睦邻”的伦理观念，而这种伦理观念，正是清代法典所倡导的核心价值。祭祀》规定：“凡子孙祭祀祖先，务须诚敬；若有不孝子孙，不参与祭祀者，杖六十。”祭田的存在，让宗族成员能顺利参与祭祀，从根本上减少了违反律法的行为。
学田收益的分配，完全服务于族学的运营。其租金全部用于支付塾师的束修、修缮族学的校舍、购置经史子集与农耕、医术、律法相关的书籍，以及补贴宗族子弟的科举路费。清代宗族的族学，实行“免费入学”制度，宗族内的所有子弟，无论男女，年满七岁均可入学。族学的塾师，多为宗族内的科举落第秀才或致仕归乡的官员，束修由学田租金支付，数额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确保塾师能安心教学。学田租金的充足供给，让族学得以长期稳定运营，为宗族培养了大量“知书、懂农、晓医、明法”的人才。
药田收益的分配，聚焦于宗族医道的普惠化。药田种植的药材，优先供给宗族药局，免费为贫病族人提供诊疗服务；剩余的药材，由宗族药局统一变卖，所得款项用于采购稀缺药材、聘请资深医者、添置诊疗设备。清代宗族的药局，通常设立在祠堂旁边，由宗族聘请的坐堂医者坐诊，医者的薪酬由药田收益与宗族公产共同承担。对于宗族内的贫困族人，药局实行“免费诊疗、免费施药”；对于富裕族人，则收取少量费用，费用纳入药局运营资金。药田的存在，让宗族药局有了稳定的药材来源，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有补贴”的医疗保障，极大地提升了宗族成员的健康水平。
三、 案例维度：湘乡曾氏宗族——千亩田产的四维分配实践
湖南湘乡曾氏宗族，是清代宗族土地四维分配的典型代表。作为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的家族，曾氏宗族在清代道光至同治年间，通过购置、捐置等方式，积累了千亩宗族公产，并将其精准划分为祭田、学田、药田、义田四类，构建起“田产支撑宗族，宗族赋能四维”的完整体系。曾氏宗族的土地四维分配实践，不仅支撑了家族的兴盛，更成为湘乡地区基层治理的典范，其经验被周边宗族纷纷借鉴。
（一） 田产规划：千亩田产的功能划分与布局
道光初年，曾氏宗族的族老们意识到，“宗族之兴，在于田产；田产之效，在于分工”。于是，宗族通过族人捐赠、集体购置等方式，筹集资金购置了千亩土地，并召开宗族大会，对千亩田产进行了明确的功能划分：
- 祭田200亩：选址在湘乡县城附近的肥沃水田，这里灌溉便利，稻谷产量高，是宗族最核心的田产。祭田的收益，主要用于曾氏祠堂的祭祀活动与族谱修订，是宗族精神认同的物质基础。
- 学田300亩：选址在曾氏宗族聚居地的丘陵地带，这里土地平整，适合种植稻谷与杂粮。学田的收益，全部用于曾氏族学“利见斋”的运营，包括塾师束修、校舍修缮、书籍购置等。
- 药田100亩：选址在湘乡的山区，这里气候湿润，适合种植中药材。药田由宗族药局统一管理，专门种植柴胡、黄芩、金银花等常用药材，为药局提供稳定的药材来源。
- 义田400亩：包含200亩水田与200亩荒田，水田用于耕种粮食，荒田则组织宗族成员开垦，收益主要用于赈济族内贫困成员与应对自然灾害。
为了确保田产的功能不被篡改，曾氏宗族还专门刻制了《曾氏宗族公产碑记》，立于祠堂门口。碑记中明确记载：“千亩公产，分设四田，祭田尊祖，学田育才，药田济民，义田救困，四田各司其职，不得混淆，不得侵占，违者严惩不贷。”同时，碑记中还引用了《大清律例》中关于宗族公产保护的条款，为田产的四维分配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 运营管理：契约化运作与透明化监督
在田产发包环节，曾氏宗族严格遵循“贫者优先”的原则。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氏宗族将300亩学田发包给族内30户贫农，每户耕种10亩，租金定为每亩一石五斗稻谷，远低于市场上每亩两石的租金水平。对于其中5户特别贫困的农户，宗族还允许他们“以工抵租”，即通过为族学修缮校舍、看管书籍等劳动，抵扣全部租金。承租的农户需与宗族签订《田亩承租契约》，契约中明确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并有两名族老作为见证人签字画押。
在租金收取与记账环节，曾氏宗族实行“双账册、双监督”制度。账房先生需同时记录《租谷收入账册》与《收益支出账册》，每月进行一次核对，确保账目无误。每年腊月，账册会张榜公布在祠堂门口，供全体宗族成员查阅。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曾担任过曾氏宗族族产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他在任期间，严格执行账目公开制度，从未出现过账目不清的情况。曾国藩在写给家人的信中，也曾提到：“族产管理，贵在透明，账目一清，族人信服，宗族方能团结。”
（三） 四维联动：田产收益对教育、医道、法典的支撑
曾氏宗族的四维田产，并非孤立运作，而是形成了“田产—教育—医道—法典”，让四大要素相互滋养，共同支撑宗族的兴盛。
从土地与教育的联动来看，学田的收益支撑了曾氏族学“利见斋”的长期运营。利见斋实行免费入学制度，曾氏宗族的子弟均可入学，塾师由学田租金支付束修，待遇优厚。利见斋的课程体系，不仅包含经史之学，还设有“农耕课”“医术课”“律法课”——农耕课由族内的老农授课，教子弟们如何耕种土地；医术课由宗族药局的医者授课，教子弟们辨识药材、急救知识；律法课由族内的秀才授课，讲解《大清律例》中的宗族条款与基层治理规则。这种课程体系，培养了大量兼具文化素养与实用技能的人才，曾国藩兄弟五人，均曾在利见斋就读，他们在读书的同时，也学习了农耕、医术与律法知识，这为他们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土地与医道的联动来看，药田的存在让曾氏宗族的医疗服务实现了普惠化。药田种植的药材，优先供给宗族药局，药局为族内贫病成员免费诊疗、免费施药。道光年间，湘乡地区爆发瘟疫，曾氏宗族药局的医者，用药物田种植的柴胡、黄芩等药材，熬制防疫汤药，免费分发给全体宗族成员，帮助宗族成员顺利度过了瘟疫。药局的运营，不仅依赖药田的收益，还受到宗族规约与国家法典的监督——宗族规约规定，医者不得收受贫病族人的财物；《大清律例》则规定，医者若因失职导致病人死亡，需承担法律责任。这种“药田支撑、规约约束、法典监督”的模式，让曾氏宗族的医道服务既普惠又规范。
从土地与法典的联动来看，曾氏宗族的四维田产，始终在国家法典的框架下运作。《大清律例》对宗族公产的保护，为田产的稳定运营提供了法律保障；而宗族的《族产管理章程》，则是国家法典的民间化表达。例如，章程中规定“侵占族产者，逐出宗族，扭送官府”，这与《大清律例》中“盗卖宗族公产者，杖八十，徒二年”的条款完全一致。曾氏宗族在处理族产纠纷时，始终坚持“先宗族调解，后官府诉讼”的原则，对于轻微的侵占行为，由族老调解；对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则扭送官府，依据律法惩处。这种“宗族自治与国家法治”的结合，让曾氏宗族的土地四维分配既体现了民间智慧，又符合国家法律。
（四） 实践成效：宗族兴盛与基层治理的典范
曾氏宗族的土地四维分配实践，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在宗族层面，四维田产的运营，让曾氏宗族实现了“生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困有所济”——贫困族人通过耕种族产获得稳定收入，子弟通过族学获得教育机会，病患者通过药局获得医疗服务，受灾农户通过义田获得赈济。这种全方位的保障，让曾氏宗族成为湘乡地区最团结、最兴盛的宗族之一。
在基层治理层面，曾氏宗族的土地四维分配模式，为周边宗族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湘乡地区的王氏、李氏等宗族，纷纷效仿曾氏宗族的做法，划分四维田产，构建宗族共同体。这些宗族的兴盛，极大地维护了湘乡地区的基层稳定，减少了社会矛盾。清代湘乡县志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湘乡境内宗族兴盛，四维田产遍布乡里，盗匪不生，纠纷减少，实为基层治理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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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宗族的实践证明，清代宗族的土地四维分配模式，是对明代乡绅治理智慧的继承与发展。它通过制度化的设计，让土地、教育、医道、法典四大要素深度嵌合，形成了“田产支撑、宗族运作、四维共生”的基层治理范式。这种范式，不仅支撑了清代宗族的兴盛，更为当代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四、 跨域勾连：四维田产与教育、医道、法典的深度嵌合
清代宗族的四维田产，并非孤立的土地资源，而是与教育、医道、法典三大要素深度嵌合的“共生载体”。四类田产的功能划分、运营管理与收益分配，均围绕着三大要素的需求展开；而教育、医道、法典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田产的优化管理与高效利用，形成了“土地滋养要素，要素反哺土地”的良性循环。
（一） 四维田产与教育的嵌合：学田为基，教育赋能宗族人才
学田是连接土地与教育的核心纽带，其收益不仅支撑了族学的运营，更决定了族学的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方向。清代宗族的族学，并非单纯的科举预备机构，而是“耕读医法”四位一体的教育平台，这种课程体系的形成，与学田的支撑密不可分。
学田的存在，让族学得以开设农耕实践课程。族学的子弟们，不仅要在课堂上学习农耕理论，还要定期到学田参与耕种劳作。这种“知行合一”的教育模式，让子弟们深刻理解“土地是生存之本”的道理，培养了他们的乡土情怀。同时，学田的耕种经验，也为子弟们日后管理宗族田产奠定了基础——许多宗族的族产管理委员会成员，都曾是族学里的农耕课优秀学员。
学田的收益，还让族学得以聘请专业的医者与律法学者授课，开设医术与律法课程。医术课程的内容，与药田的药材种植、药局的诊疗服务紧密相关，子弟们学习辨识药材、熬制汤药的技能后，可在课余时间到药局帮忙，成为医道惠民的志愿者。律法课程的内容，则与宗族规约、国家法典紧密相关，子弟们学习《大清律例》中的宗族条款后，可参与宗族的纠纷调解，成为基层秩序的维护者。
更重要的是，学田支撑的族学教育，为宗族培养了大量“懂土地、知教育、晓医道、明法典”。这些人才毕业后，或成为宗族的族老，参与族产管理与纠纷调解；或成为族学的塾师，传承四维共生的教育理念；或成为药局的医者，守护宗族成员的健康；或考取科举，进入仕途，将宗族的治理经验推广到更广阔的领域。例如，曾国藩在族学就读时，不仅学习了经史之学，还掌握了农耕、医术与律法知识，这些知识在他日后组建湘军、治理地方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四维田产与医道的嵌合：药田为源，医道守护宗族健康
药田是连接土地与医道的核心纽带，其产出的药材，为宗族医道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而宗族医道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药田的优化种植与管理。
宗族医道的发展，又推动了药田的精细化种植与管理。药局的医者，会根据宗族成员的健康状况，调整药田的种植品种——例如，若宗族内老人较多，便增加枸杞、黄芪等养生药材的种植面积；若爆发瘟疫，则增加柴胡、金银花等防疫药材的种植面积。医者还会指导农户如何科学种植药材，提高药材的产量与质量。这种“医者指导种植，药材支撑诊疗”的联动模式，让药田与医道形成了良性循环。
此外，宗族医道的运营，还受到宗族规约与国家法典的双重约束，确保了医疗服务的规范性。宗族规约规定，药局的医者需“以仁心行医，不得贪财好利”人命》则规定，“凡庸医为人用药，误不依本方，因而致死者，以过失杀人论”。这种双重约束，让宗族医道既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又符合国家法律的要求，实现了医道与法典的嵌合。
（三） 四维田产与法典的嵌合：律法为盾，保障田产稳定运营
清代的国家法典与宗族规约，共同构成了四维田产的“保护盾”，确保了田产的公有属性与稳定运营；而四维田产的运营，又反过来强化了宗族成员的法律意识与规则意识，促进了基层秩序的稳定。
《大清律例》对宗族公产的保护，是四维田产稳定运营的法律基础。律法明确规定，侵占宗族公产者，将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宗族成员侵占田产的行为。同时，律法还规定，宗族公产的管理需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这为宗族的账册公开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宗族规约则是国家法典的民间化延伸，它对四维田产的发包、收租、分配等环节，做出了更具体、更贴合宗族实际的规定。例如，宗族规约规定，四维田产的发包需“贫者优先”，这是对国家“济贫法”的细化；宗族规约规定，租金的分配需“专款专用”，这是对国家“财政法”的借鉴。宗族规约的执行，由族产管理委员会负责，对于违反规约的成员，轻者给予警告、罚款，重者逐出宗族，扭送官府。
四维田产的运营，又强化了宗族成员的法律意识与规则意识。宗族成员在参与田产发包、查阅账册的过程中，逐渐熟悉了国家法典与宗族规约的内容，明白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例如，宗族成员在耕种田产时，会自觉遵守“不得擅自改变田产用途”的规定；在缴纳租金时，会按时足额缴纳，避免违反律法。这种法律意识的提升，减少了宗族内的纠纷，维护了基层秩序的稳定。
五、 现代关联：当代村集体资源股份制改革对清代宗族土地智慧的转化
清代宗族的土地四维分配模式，虽然产生于封建时代，但其“产权公有、功能细分、收益共享、四维联动”的核心智慧，在当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的村集体资源股份制改革，正是对清代宗族土地智慧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它将宗族公产转化为村集体资产，将四维田产转化为“耕地、教育用地、医疗用地、集体建设用地”的功能分区，构建起“集体所有、按股分红、四维赋能”的现代乡村治理范式。
（一） 产权公有：从宗族公产到村集体资产的转化
清代宗族的四维田产，产权归属于整个宗族；当代的村集体资源股份制改革，将村集体的土地、山林、水面等资源，量化为集体股份，产权归属于全体村民。这种产权公有化的设计，与清代宗族的土地产权模式一脉相承，都是为了保障资源的公共属性，避免资源被少数人侵占。
以广东佛山的村集体资源股份制改革为例，当地将村集体的土地资源划分为“耕地、教育用地、医疗用地、集体建设用地”四类，与清代宗族的“祭田、学田、药田、义田”四维结构高度契合。耕地用于发展现代农业，保障粮食安全；教育用地用于建设乡村学校，支撑教育振兴；医疗用地用于建设村卫生室，实现医疗普惠；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建设康养民宿、乡村工厂，发展乡村产业。四类土地的产权均为村集体所有，由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管理，这与清代宗族的族产管理委员会模式异曲同工。
（二） 收益共享：从宗族赈济到按股分红的转化
清代宗族的四维田产，收益用于宗族成员的福利保障，实现了“收益共享”；当代的村集体资源股份制改革，将集体资产的收益量化为股份，按股分红给全体村民，实现了“人人持股、户户分红”的现代收益共享模式。
广东佛山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土地的出租收益、产业发展收益，按照村民的股份比例进行分红。同时，集体资产的收益还专款专用，用于村集体的公共服务：耕地的收益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用地的收益用于乡村学校的师资培训；医疗用地的收益用于村卫生室的设备更新；集体建设用地的收益用于乡村的养老、助残等民生事业。公共服务”的收益分配模式，既体现了“多劳多得、多股多得”的公平原则，又传承了清代宗族“济贫救困、普惠共享”的互助精神。
（三） 四维联动：从宗族共同体到乡村共同体的转化
清代宗族的四维田产，构建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共同体；当代的村集体资源股份制改革，打破了血缘的界限，构建了以地缘为纽带的乡村共同体，实现了“土地—教育—医道—法典”的现代四维联动。
在广东佛山的改革实践中，耕地的现代农业发展，为乡村学校提供了农耕实践基地，学生们可以到耕地参与劳作，学习现代农业技术；村卫生室的医疗服务，覆盖了全体村民，为村民的健康保驾护航；乡村的法治建设，保障了集体资产的稳定运营，村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这种现代四维联动模式，让土地、教育、医道、法典四大要素，在乡村共同体的框架下，实现了深度嵌合与协同发展。
清代宗族的土地四维分配智慧，穿越百年时光，依然闪耀着光芒。它告诉我们：土地的价值，不仅在于产出粮食，更在于支撑教育、守护医道、维系秩序；乡村的振兴，不是单一领域的发展，而是土地、教育、医道、法典四大要素的共生共赢。当代乡村振兴，唯有汲取传统治理智慧的精髓，才能构建起“产权明晰、功能互补、收益共享、四维共生”的现代乡村治理新范式，实现乡村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