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他‘不务正业’。可是，什么是‘正业’？一个党员、一个干部的正业，就是d和人民需要他做的一切工作。今天需要他杀猪，他就把猪杀好；明天需要他抓特务，他就把特务抓住；后天需要他建工厂，他就把工厂建起来。这难道不是最可贵的品质吗？”
“有人说他太‘顺’。可是，他走的这条路顺吗？”陈正的声音提高了。
“改进屠宰线，他跟着工人一起在血腥气里泡了三个月；抓‘米猪肉’贩子，他半夜蹲守，差点被刀捅了；打熊打虎，那是玩命的事；修压缩机，七天七夜没怎么合眼。这每一件事，都是在克服困难，都是在冒着风险。这不是‘顺’，这是在艰难中闯出了一条路！”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陈正走回座位，但没有坐下。他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微微前倾。
“我来说说我的想法。王建国同志的事迹，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它们有一条主线——时刻把d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肉联厂革新，是为了让老百姓吃上更多、更好的肉；打击犯罪，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获敌特，是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建设工厂，是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干部——又红又专，能文能武，放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陈正一字一顿地说，“评选先进，不仅要看他做了多少事，更要看他做事的精神体现了什么。王建国同志体现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创新创造的精神，对d忠诚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他停顿了很久，让每个人消化这些话。
“所以，我的意见是，”陈正最后说，“王建国同志完全符合全国先进个人的标准。他不是没有缺点，年轻干部嘛，总有需要磨练的地方。但我们要看他主流是什么，方向是什么。我建议，工程部推荐王建国同志为全国先进个人。同意的同志，请举手。”
他率先举起了右手。
片刻的沉默。
然后，轻工业部周明远举起了手。公安部代表举起了手。基建司司长举起了手。计划司副司长举起了手。
一个，两个，三个……手陆续举起来。
戴立春副部长沉默着。他盯着面前的茶杯，茶水已经凉了，茶叶沉在杯底。过了足足半分钟，他慢慢抬起头，看了看陈正，又看了看周围举起的手。
最终，他也举起了右手，虽然动作有些沉重。
“好。”陈正点点头，“工程部党组正式推荐王建国同志为一九五四年度全国先进个人。相关材料，请办公厅整理完善后，按程序上报。”
刘志平主任在记录本上郑重地写下这一决定。
会议结束后，人们陆续离开。戴立春走到陈正身边，低声说：“老陈，我不是对他个人有意见。我是担心，树这么高的典型，万一将来……”
“老戴，”陈正拍拍他的肩膀，“我理解你的担心。但你要相信，真正的金子，不怕火炼。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同志都不敢相信，不敢支持，我们还怎么带领大家建设新中国？”
窗外，长安街上的路灯亮了。
京城冬天的夜晚来得早，才五点多，天已经全黑了，但路灯橘黄色的光，照在积雪上，反射出温暖的光晕。
陈正没有马上离开，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夜景。
秘书轻声走过来：“部长，车准备好了。”
“等会儿。”陈正说，“我再待一会儿。”
他想起自己三五年离开大学，从赣州投奔延安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冬天，比现在冷得多，他背着简单的行囊，走了整整十八天，脚上磨满了血泡，但心里揣着一团火。
那时候他们有什么？除了理想，几乎一无所有。
现在呢？有了政权，有了计划，有了像王建国这样的年轻人。
陈正想起了王建国档案里的照片。很年轻的一张脸，眼神清澈而坚定。那是在京城肉联厂拍的，穿着工装，背景是流水线。
“这样的年轻人，是我们国家的希望。”陈正低声自语。
他想起王建国在重庆来信中的一句话：“部长，压缩机修好了。我们自己修好的。”
“我们自己修好的。”陈正重复了一遍，脸上露出笑容。
是啊，自己修好的。机器是自己修好的，工厂是自己建起来的，国家也要靠自己建起来。
他拿起电话：“接西南重点工程处。”
电话接通了。
“我是陈正。请转告王建国同志，部里的评选会刚刚结束。组织上决定，推荐他为全国先进个人。”
电话那头传来惊喜的声音。
陈正继续说：“告诉他，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重庆的工程要搞好，但更重要的，是要把那种‘自己修好压缩机’的精神，带到今后的每一个工作中去。国家需要这样的精神，人民需要这样的干部。”
挂掉电话，陈正终于穿上大衣，走出会议室。
走廊里空荡荡的，但他的脚步声听起来格外坚实。
明天，材料就会上报！王建国这个名字，将会出现在全国先进个人的名单上！但陈正知道，这份名单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荣誉，而是一个时代对一种精神的呼唤和肯定。
那种精神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那种精神叫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那种精神叫做：时刻准备着。
楼梯拐角处，苏工在等着他。
“老陈，一起走吧。”
两人并肩下楼。脚步声在楼梯间回荡。
“老苏，”陈正忽然说，“你还记得咱们在年轻时候晋察冀的时候吗？我让你你带着一个排，掩护兵工厂转移。那时候，你有什么？”
苏士中想了想：“十几条破枪，每人五发子弹，还有……一箱子边区造的手榴弹。”
“对啊。”陈正说，“就那点家当，你们硬是拖住了鬼子一个中队一整天。为什么能？”
苏工沉默了一会儿：“为什么？因为不能退。后面是兵工厂，是咱们好不容易攒起来的机器，是造子弹、修枪炮的希望。退了，就什么都没了。”
“现在呢？”陈正停下脚步，看着他，“现在咱们有了政权，有了计划，有了从毛熊老大哥那里来的援助。可有些同志，反而怕了，不敢闯了，什么事都要等指示、等文件、等条件。这像话吗？”
苏工没说话。
“王建国这样的年轻人，”陈正缓缓地说，“他们没经历过咱们那个最苦的时候。但他们身上，有咱们当年那股劲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没有路，蹚出一条路来。这股劲儿，咱们可不能丢，更不能压制。”
两人走出大楼。寒风扑面而来，但夜空清朗，星光点点。
苏工望着夜空，长长吐出一口白气：“是嘞！咱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应该交给年轻人了。”
吉普车开过来了，两人上了车。
车子驶过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在建设中，脚手架在灯光中勾勒出庄严的轮廓。
“快了。”陈正轻声说，“等碑立起来，咱们要把所有英雄的名字，都刻上去。”
“刻不下的。”苏工说，“英雄太多了。”
“那就刻在心里。”陈正说，“刻在每一个后来人的心里。”
车窗外，京城的灯光次第亮起。这座古老的城市，正在新时代的曙光中，一点点改变模样。
而在几千里外的重庆，在长江边的工地上，王建国刚刚接到电话通知，他握着话筒，愣了好一会儿。
工棚外，工人们还在挑灯夜战，混凝土搅拌机的声音，敲打钢板的声音，号子声，在夜色中汇成一曲建设的交响。
他放下电话，走出工棚。
江风很大，吹得人站不住脚，但他站得很稳。
他知道，这份荣誉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更长的路，还在前面。
更重的担子，还在肩上。
但他不怕，因为在他身后，有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人，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时代。
他抬起头，看见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
那叫启明星。
天，快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