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秋老虎格外顽固，北京的空气里还飘着暑气的余温，黄土坡却已浸在秋雨里。聂红玉刚把百货大楼的中秋礼盒订单敲定，沈廷洲就顶着一身泥点从火车站冲回来，军绿色帆布包上沾着的草屑都湿透了：“红玉，坏了！东北的黄豆涨了三成，山东的花生更是一天一个价，中间商说要不是咱们订得早，现在连货都拿不到。”
这话像块冰碴子，砸在刚热起来的办公室里。周明远捏着刚算好的成本报表，指节泛白：“聂总，原材料一涨，咱们休闲系列的利润直接砍半。要是跟着涨价，学生和工厂青年肯定嫌贵；不涨，这个月就得亏本。” 林晓燕也急得眼眶发红，她刚和天津的经销商签了下月的供货合同，价格都定死了，现在原材料涨价，违约要赔不少钱。
聂红玉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角的搪瓷杯——那是她刚穿越到黄土坡时，沈廷洲用退伍津贴买的，杯沿都磕出了豁口。前世在锦绣酒店当经理时，她最擅长应对这种“成本突袭”：酒店的牛羊肉总在冬季涨价，她就提前和牧区的供应商签“四季定价协议”，夏天低价锁货，冬天稳赚不赔。“慌什么？” 聂红玉突然抬眼，目光扫过众人，“原材料涨价不是突发事，是咱们没提前筑好‘成本防线’。咱们去黄土坡，和生产队签长期定价协议，把原料价格锁死！”
“去黄土坡？” 沈廷洲愣了一下，“汤书记是支持咱们，可乡亲们未必肯。现在市场上花生黄豆价格疯涨，他们肯定想卖高价，谁愿意和咱们签低价长约？” 柳氏端着刚蒸好的窝头走进来，听见这话也跟着发愁：“可不是嘛，黄土坡的张云生昨天还托人带话，说有南方的贩子去收花生，一斤比咱们给的价高五分。乡亲们都盯着呢。”
“乡亲们要的不是‘一时高价’，是‘长久安稳’。” 聂红玉掰着指头分析，“贩子收价高，但收完就走，明年要是歉收，他们未必来；咱们和生产队签协议，保底价、保收购量，还能优先雇乡亲们去分厂上班，这是贩子给不了的。” 她抓起桌上的公文包，“沈廷洲跟我去黄土坡，谈协议；周明远留厂里算协议细节，把保底价、溢价条款都列清楚；林晓燕去和经销商沟通，说明情况，咱们用‘后期返利’稳住他们，别违约。”
第二天一早，聂红玉和沈廷洲就坐上了去黄土坡的火车。绿皮火车摇摇晃晃，沈廷洲把靠窗的位置让给她，自己靠在过道上，从帆布包里掏出两个煮鸡蛋：“这是娘早上煮的，你垫垫肚子。” 聂红玉咬着鸡蛋，看着窗外掠过的白杨树，突然想起1968年刚到黄土坡时，也是这样的秋天，她背着原主的破包袱，踩着泥泞的路，连顿饱饭都吃不上。现在不一样了，她要给黄土坡的乡亲们，也给她自己的事业，筑一道稳当的墙。
黄土坡的雨还没停，土路泥泞得能陷住鞋。汤书记听说他们来谈协议，顶着雨就从公社跑来了，裤脚卷到膝盖，腿上全是泥：“红玉啊，你来得正好！南方贩子哄抬价格，乡亲们都疯了，连明年的种子都要卖。我正愁没法劝呢。” 他领着聂红玉和沈廷洲往生产队走，路上的乡亲们看到他们，都热情地打招呼，可一提到“签长期协议”，脸上的笑容就淡了。
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张云生正带着几个乡亲翻晒花生。看到聂红玉，他搓着手，表情有些为难：“红玉妹子，不是我不帮你。你看，南方贩子给八毛一斤，你给七毛五，差五分呢。我这当队长的，总不能让乡亲们吃亏。” 旁边的李大娘也跟着说：“是啊红玉，我家小三子要娶媳妇，就指望这季花生换彩礼呢。贩子给的价，能多换半袋白面。”
聂红玉没急着反驳，而是蹲下身，拿起一把湿漉漉的花生。黄土坡的花生颗粒饱满，是她当年教乡亲们用“起垄种植”的法子种出来的，比以前的产量翻了一倍。“张大哥，李大娘，我问你们三个问题。” 她的声音不大，却盖过了雨打谷场的噼啪声，“第一，贩子今天给八毛，明天会不会降到七毛？第二，明年要是天旱，花生减产，贩子还来不来收？第三，就算年年卖高价，你们的花生能卖一辈子吗？”
打谷场上瞬间安静下来。乡亲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说话——他们都记得，前几年闹灾荒，花生减产，贩子踪影都没见，最后还是聂红玉的加工厂以保底价收了他们的花生，才没让大家饿肚子。“我给你们的，不是‘一时高价’，是‘一辈子的保障’。” 聂红玉从包里掏出协议草案，“第一，保底收购价七毛五，比今年的市场价低五分，但比去年的保底价高一毛；第二，要是市场价涨到一块，咱们按九毛五收，给乡亲们补差价；第三，分厂优先雇签协议的乡亲，男工一天两块五，女工两块，比去城里打工还划算；第四，咱们帮生产队建种子库，免费提供优质种子。”
“真给补差价？” 李大娘往前凑了凑，指着协议上的条款，“这纸上写的算不算数？” 汤书记立刻接过话：“我作保！公社盖公章，协议有法律效力。要是红玉食品不兑现，你们来找我！” 汤书记在黄土坡威望高，他一开口，乡亲们的顾虑就消了大半。张云生拿起协议，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突然拍板：“我信红玉妹子！她从来没坑过咱们。我代表一队签！”
可就在这时，一个尖酸的声音插了进来：“张云生，你傻啊？放着高价不卖，签这破协议，是不是拿了聂红玉的好处？” 钟守刚披着件黑胶雨衣，摇摇晃晃地从人群外走进来，手里还拿着个酒瓶，“乡亲们，别听他们的！南方贩子说了，只要咱们把花生都卖给他们，每斤再涨两分。聂红玉就是想把咱们当冤大头，用低价把咱们绑死！”
跟着钟守刚来的几个村民立刻起哄：“对，卖贩子！多赚一分是一分！” 李大娘也犹豫起来，攥着衣角说：“钟守刚说得也有道理，能多卖钱为啥不卖？” 沈廷洲上前一步，挡在聂红玉身前，沉声道：“钟守刚，你别在这煽风点火！贩子收完就走，你能保证他们明年还来？红玉给乡亲们的是长久饭，你能给啥？”
“我能给现钱！” 钟守刚晃着酒瓶，酒气喷得老远，“贩子今天就带了现金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聂红玉的协议再好，也是画大饼！” 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沓崭新的毛票，在乡亲们面前晃了晃，“看到没？这才是真的！谁跟我去卖花生，现在就给钱！”
有几个年轻的村民动了心，跟着钟守刚就要走。聂红玉突然开口：“钟守刚，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 她指着打谷场的花生堆，“你说贩子给八毛二，我现在就给八毛五，你把贩子叫来，咱们当场比价格。要是他真给得更高，我二话不说，让乡亲们卖给他；要是他给不了，你就给乡亲们道歉，以后别再来搅和！”
钟守刚的脸瞬间白了——他根本没联系什么南方贩子，那些话都是编的，就是想煽动乡亲们不签协议，好让聂红玉求他帮忙，再趁机敲诈一笔。“我……我凭啥跟你赌？” 钟守刚往后退了一步，脚下一滑，摔在泥地里，雨衣上沾满了泥水，活像只落汤鸡。乡亲们一看他这模样，就知道他在撒谎，哄笑着把他扶起来，赶了出去。
一场闹剧过后，签协议的事顺理成章。不到半天，黄土坡五个生产队的队长都签了字，汤书记在协议上盖了公社的红章，鲜红的印章盖在泛黄的纸上，像一颗定心丸。李大娘签完字，握着聂红玉的手，眼眶都红了：“红玉妹子，以前我总嫌你是地主成分，对不住你。现在你给咱们找了长久饭吃，我这老婆子记你一辈子好。”
协议签完的第二天，天气放晴了。聂红玉和沈廷洲去分厂查看，工人们正在安装新的筛选设备，都是沈廷洲托老战友从上海买的，能把坏花生、瘪黄豆都筛出来，提高原料利用率。张云生带着几个乡亲在厂区周围种果树，笑着说：“红玉妹子，你说的‘循环农业’，我们记下了。以后厂里的废水浇果树，果渣喂猪，猪粪当肥料，一点不浪费。”
正说着，陈教授的侄子陈明亮骑着自行车来了，车后座绑着个大箱子。“聂总，沈大哥，我叔让我送新研发的‘酱菜底料’过来。” 陈明亮打开箱子，里面是几十个小陶罐，“我叔说，用这个底料腌菜，能省三成香料，味道还更好。他还说，原材料涨价，咱们不仅要锁价格，还要降损耗，这样才能把成本真正控制住。”
聂红玉拿起一罐底料，打开盖子，浓郁的香味立刻飘了出来。她知道，陈教授这是在帮她——以前陈教授总说“手艺不能省”，现在为了帮她降成本，特意改良了配方。“替我谢谢陈教授，等我回北京，一定去看他。” 聂红玉把底料递给沈廷洲，“咱们把这个底料的配方标准化，在黄土坡建个底料加工厂，既降低成本，又能给乡亲们多创造点就业岗位。”
回北京的路上，沈廷洲看着窗外的风景，突然说：“红玉，我以前总觉得你搞这些‘协议’‘策略’太复杂，现在才明白，你是在给咱们的事业砌墙。原材料是地基，协议是钢筋，有了这些，再大的风浪也不怕。” 聂红玉靠在他肩上，笑着说：“以前在酒店，经理常说‘成本是根绳，攥紧了才不慌’。咱们做企业也一样，不仅要会赚钱，还要会守钱。”
刚回到北京的加工厂，周明远就拿着一份新的成本报表跑了进来，脸上满是兴奋：“聂总，沈大哥，你们看！和黄土坡签了协议，原材料成本降了一成；用了陈教授的新底料，香料成本又降了三成；张建军优化了生产流程，损耗率从以前的五降到了两成。现在咱们的休闲系列，利润比涨价前还高了五分！”
林晓燕也带来了好消息：“天津的经销商听说咱们签了长期协议，不仅同意不涨价，还追加了五千袋订单。他们说，就喜欢和咱们这种‘稳当’的企业合作，不用担心断货涨价。” 办公室里的人都笑起来，之前的焦虑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信心。
可没过多久，新的麻烦又找上了门。东北的黄豆供应商突然打来电话，说因为原材料涨价，之前签的供货合同要提价，不然就不发货。“聂总，他们太欺负人了！” 周明远气得拍桌子，“合同都签了，怎么能说涨价就涨价？” 沈廷洲也皱着眉：“我去东北一趟，找他们理论。”
“不用去东北，我有办法。” 聂红玉打开抽屉，拿出一份“备用供应商名单”，都是她之前让沈廷洲联系的。“咱们和黄土坡签的协议，主要覆盖花生和部分黄豆，东北的黄豆是补充。现在他们提价，咱们就减少向他们的采购量，转而从河北的供应商进货——我早就和河北的李经理谈好了，他们的黄豆质量不比东北的差，价格还低两成。” 她顿了顿，“另外，给东北的供应商发份函，告诉他们要是违约，咱们就去法院起诉，让他们赔偿损失。”
沈廷洲按照聂红玉的意思，给东北的供应商发了函。没过三天，对方就打来电话，态度软了下来：“聂总，是我们不对，之前的合同继续履行，不提价了。” 原来，他们听说聂红玉有备用供应商，还懂法律，怕真的吃官司，赶紧服了软。沈廷洲挂了电话，对聂红玉竖起大拇指：“还是你有远见，提前留了后手，不然这次真要被他们坑了。”
解决了东北供应商的问题，聂红玉又开始琢磨“成本对冲”的其他办法。她带着周明远和张建军，把厂里的原材料都梳理了一遍，凡是用量大的，都找了两家以上的备用供应商；易受潮的原料，建了专门的防潮仓库，减少损耗；连包装材料，都和塑料厂签了长期协议，锁定了价格。“咱们做食品的，就像走钢丝，成本是平衡杆，只有把平衡杆攥稳了，才能走得远。” 聂红玉在部门例会上说。
九月中旬，赵国安从香港回北京了。他比照片上胖了些，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看着比沈廷洲斯文不少。沈廷洲把他约在加工厂附近的小饭馆，聂红玉也一起去了——她要亲自问问，赵国安和原主到底是什么关系，当年原主跳河，和他有没有关系。
“廷洲，好久不见。” 赵国安握着沈廷洲的手，眼神却不自觉地瞟向聂红玉，“这位就是聂总吧？久仰大名，‘红玉食品’的酱菜，在香港都有人买。” 聂红玉没绕弯子，直接拿出那张原主和他的合影：“赵先生，我想问你，你和原主到底是什么关系？当年你回黄土坡，真的是想接她去广州吗？”
赵国安的脸色变了变，端着茶杯的手有些发抖。“我和原主是表兄妹。” 他沉默了半天，终于开口，“当年我在部队犯了错，被开除了军籍，后来去广州做外贸。我回黄土坡，是想找原主借点钱，顺便把她接到广州，给她找个工作。可我没想到，我刚找到钟守刚，还没见到原主，就听说她跳河了。”
“借多少钱？找钟守刚做什么？” 沈廷洲追问，“钟守刚说，你给了他一包东西，让他转交原主。那是什么东西？” 赵国安的脸色更白了，支支吾吾地说：“就是……一些南方的糖果，还有一封信，让原主别告诉别人我回来过。我怕被部队的人知道我回北方，抓我回去受处分。”
聂红玉盯着他的眼睛，赵国安的眼神躲闪，明显在撒谎。“赵先生，” 聂红玉的声音冷了下来，“原主的死不是意外，钟守刚说看到你和她在河边说话。你要是说实话，我们可以帮你；要是撒谎，我们就把你当年犯的错告诉部队，让他们来查。” 赵国安吓得手一抖，茶杯里的水都洒了出来：“别……我说，我当年是因为挪用军款被开除的，回黄土坡是想让原主帮我凑钱还债。那包东西里，是我写的欠条。”
虽然赵国安的话还有疑点，但至少有了新的线索。从饭馆出来，沈廷洲皱着眉说：“我总觉得他没说实话，原主的死，肯定和他有关。” 聂红玉点点头：“别急，咱们已经抓住了线索的尾巴，迟早能查出真相。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事业做好，只有咱们强大了，才能应对所有的麻烦。”
十月初，全国的原材料价格果然如聂红玉预料的那样，又涨了一成。不少小作坊因为成本太高，都关门歇业了，可“红玉食品”因为提前签了长期协议，原料价格稳如泰山。天津的经销商特意来北京考察，看到加工厂里满仓的原料，竖着大拇指说：“聂总，您真是有先见之明！现在市面上的酱菜都涨价了，就你们家没涨，下个月的订单，我再追加一万袋！”
订单越来越多，加工厂的人手不够了。聂红玉按照协议，从黄土坡招了二十个乡亲来北京上班，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和姑娘。柳氏特意给他们租了附近的院子，还帮着收拾行李，给姑娘们缝补衣服，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红玉啊，你看这些孩子多好，踏实肯干。” 柳氏笑着说，“以后他们在城里站稳脚跟，就能把家人接来，黄土坡的日子就越来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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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教授也来厂里指导了，他看着新研发的“低盐酱菜”，满意地点点头：“现在城里人都讲究健康，低盐、无添加是趋势。咱们的酱菜要跟着变，才能一直卖得火。” 他还给张建军留了几本新的食品工艺书，都是他托老同事从国外带回来的，上面有不少先进的保鲜技术。“建军是块好料，好好培养，以后能接我的班。” 陈教授拍着张建军的肩说。
十一月初，钟守刚又来捣乱了。这次他没敢去加工厂，而是去了百货大楼，对着买酱菜的顾客说“红玉食品的原料是陈化粮做的”。可他刚说没两句，就被经常买酱菜的大妈们围住了：“你这后生怎么说话呢？红玉酱菜的原料都是黄土坡来的，我儿子就在他们分厂上班，亲眼看着用的是新收的花生黄豆。” 还有人直接找了百货大楼的经理，经理把钟守刚赶了出去，还放话说“以后不准他进百货大楼”。
钟守刚灰溜溜地离开百货大楼时，正好遇到沈廷洲。沈廷洲拦住他，眼神冷得像冰：“钟守刚，你要是再敢造谣，我就报警抓你。红玉念在你是黄土坡的乡亲，一次次饶你，你别给脸不要脸。” 钟守刚看着沈廷洲身后的几个保安（都是沈廷洲的老战友，在商场当保安），吓得魂都飞了，连滚带爬地跑了。
这件事之后，“红玉食品”的名气更大了。《北京日报》的记者特意来采访，写了一篇《个体企业的成本智慧——记红玉食品的稳价之路》，文章里详细介绍了聂红玉和生产队签长期协议的事，还配了她和乡亲们在打谷场签协议的照片。汤书记看到报纸，特意给聂红玉打来电话，笑着说：“红玉啊，你给咱们公社争了光！导都夸咱们搞‘企业+生产队’的模式好，要在全县推广呢。”
感恩节那天，聂红玉组织厂里的员工开了个联欢会。黄土坡来的乡亲们表演了扭秧歌，林晓燕和张建军合唱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周明远用计算器弹了首《东方红》，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柳氏带着几个女工包了饺子，陈教授亲自下厨，做了一道“酱菜全席”，有酱花生、卤豆干、香辣小鱼干，摆了满满一桌子。
联欢会开到一半，沈廷洲走上台，手里拿着一个红布包。“今天我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我的媳妇聂红玉。” 沈廷洲的声音有些哽咽，“以前在黄土坡，我总觉得她性情大变，对她有疑心；现在我才明白，她是带着咱们全家，带着黄土坡的乡亲们，从苦日子里走出来。” 他打开红布包，里面是一枚金戒指，比上次的银戒指大了一圈，“这是我用这个月的奖金买的，红玉，谢谢你。”
聂红玉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穿越到这个时代十五年，她从一个孤苦无依的穿越者，变成了有家庭、有事业、有朋友的企业家，这一切都离不开沈廷洲的支持，离不开团队的努力，离不开黄土坡乡亲们的信任。“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聂红玉接过戒指，哽咽着说，“是咱们大家一起，把‘红玉食品’做起来的。以后，咱们还要一起，把日子过得更红火。”
小石头跑上台，抱着聂红玉的腿，大声说：“娘，爹，我长大了也要做酱菜，做全世界最好吃的酱菜！” 台下的人都笑起来，掌声雷动，笑声和掌声回荡在加工厂的上空，温暖了这个寒冷的冬夜。
晚上，聂红玉在日记本上写下：“1983年秋，原材料涨价危机化解。靠酒店的‘成本对冲’思路，与黄土坡生产队签订长期定价协议，锁定原料价格；陈教授改良配方降损耗，备用供应商防风险，多管齐下，筑牢成本防线。赵国安回北京，原主的线索有了新突破，虽仍有疑点，但真相已不远。感恩汤书记的支持，乡亲们的信任，团队的努力，更感恩沈廷洲的陪伴。红玉食品的‘成本铁闸’已筑成，未来的路，会走得更稳、更远。”
她把日记本放进红木盒子里，里面又多了几样东西：长期定价协议的复印件、《北京日报》的采访文章、陈教授的新配方手稿，还有沈廷洲给她的金戒指。月光透过窗户，洒在这些“宝贝”上，泛着温暖而坚定的光。
沈廷洲端着热水进来，递给她：“别熬夜了，明天还要去河北考察新的供应商，早点休息。” 聂红玉接过热水，靠在他肩上：“廷洲，你说咱们的‘红玉食品’，什么时候能做成全国知名的品牌？” 沈廷洲抱着她，坚定地说：“很快。咱们有好产品，好团队，好策略，还有这个越来越好的时代，肯定能成。”
窗外的月光皎洁，加工厂的灯光依旧明亮，夜班工人还在忙碌着，包装好的酱菜和休闲食品，将通过供销社、小卖部、经销商，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聂红玉知道，她和沈廷洲的路还很长，原主的真相要查，海外市场要开拓，公司化改造要推进，但她不再害怕。因为她有沈廷洲这样坚实的后盾，有一支专业能干的团队，有黄土坡乡亲们的支持，更有这个充满机遇的时代。
她看着桌上的长期定价协议，红色的公章在月光下格外醒目。这枚公章，不仅锁定了原材料的价格，更锁定了“红玉食品”的未来。她相信，只要守住成本、守住品质、守住人心，“红玉食品”一定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让黄土坡的酱香，飘遍全国，飘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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