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觉得大城市诱惑多，出轨率肯定更高，但看了文稿里张大娟的故事才发现，小县城的出轨反而更“不藏着掖着”。墈书君 追罪歆章劫这不是因为县城男人更坏，核心是小地方的“熟人社会”和“资源垄断”让他们没那么多顾虑。就像张大娟的丈夫赵奔腾，在粮管所上班，父亲是老所长，哥哥是老师，家里有头有脸，他和女会计的暧昧全单位都知道，甚至搬家都要跟女会计前后脚，为啥敢这么横？因为他吃准了张大娟离不开他——张大娟婚后就辞了出租车工作，全程当他的事业助手，经济上完全依赖，而且在小县城，“离婚女人”的标签太难扛，邻里的闲言碎语能把人淹没。
这就像小县城的婚姻里，很多男人握着“资源主动权”，而女人被绑在“熟人社会的评价体系”里。不像大城市，大家各过各的，离婚了没人指指点点，经济独立就能重新开始。文稿里还有个细节，赵奔腾不进厨房、不做家务，吃完饭就出门闲逛，把家里的事全丢给张大娟，这种“大男子主义”在小县城很普遍，他们觉得自己赚钱养家（哪怕很多事是妻子帮着做的）就有了特权，出轨也成了“能耐”的象征。更关键的是，小县城圈子小，一旦形成利益捆绑，没人愿意为了一个“出轨丑闻”打破平衡，就像粮管所的人都知道赵奔腾的事，却没人点破，这也让他们的出轨更无顾忌。
为啥县城女人明知丈夫出轨，大多选择忍而不是离婚？看文稿里的张大娟和陶鸿，就能明白县城女人的“忍”不是懦弱，是被现实逼出来的无奈。首先最核心的是“生计问题”，就像陶鸿，三次结婚都是为了给自己和女儿找个稳定的依靠，第三任丈夫有退休工资，愿意承担共同开支，她就觉得很满足，哪怕两人没精神交流，只是搭伙过日子。张大娟更不用说，婚后完全依附丈夫，没了经济来源，离婚了连养活自己都难，更别说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在小县城，中年女人找工作本就不容易，像陶鸿那样没文化、没技能的，离婚后只能打零工，根本撑不起一个家。
其次是“熟人社会的压力”和“对孩子的顾虑”。文稿里肖秀珍就是个反例，她被骗离婚后，不仅住进了精神病院，还成了县城里的“笑柄”，冬天一个人去洗澡，周围人都用可怜的眼神看她。这种“离婚即污点”的观念，在小县城根深蒂固。而且县城里亲戚多、关系杂，离婚后不仅自己抬不起头，还要连累父母孩子被人议论。张大娟之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怕离婚影响儿子参军、女儿上学，在小县城，“单亲家庭的孩子”容易被歧视，这是很多母亲不愿意面对的。还有一点，文稿里陶鸿的婚姻观很有代表性，她觉得婚姻就是“搭伙过日子，把孩子拉扯大”，情感需求早就排在了生存需求之后，这种观念在县城的中老年女人里很普遍，她们觉得“忍一忍，等孩子成家就好了”，离婚反而会让孩子的人生留下“缺陷”。
更扎心的是，很多县城女人早就被婚姻磨没了底气。张大娟年轻时也是考了驾照、开出租车的独立女性，但婚后长期围着丈夫和家庭转，慢慢失去了自我，觉得自己离开丈夫就活不了。就像被关在笼子里久了的鸟，哪怕笼子坏了，也不敢飞出去。她们不是不想离婚，是离婚的成本太高，高到她们承担不起——既要面对经济上的困境，又要扛住邻里的闲言碎语，还要担心孩子的未来，权衡之下，“忍”就成了最无奈的选择。
县城里的“搭伙式婚姻”，为啥成了很多中年夫妻的常态？文稿里陶鸿和第三任丈夫的婚姻，就是典型的“搭伙式婚姻”：没有精神交流，只有干活时的身体配合，休息时各自为政，陶鸿腿疼自己找膏药，丈夫晚饭后自己去散步。这种婚姻在小县城特别普遍，尤其是中老年夫妻，为啥会这样？核心是“婚姻的功能变了”，在县城，很多夫妻的婚姻早就不是“爱情的归宿”，而是“生存的同盟”。就像陶鸿，第一任丈夫去世，第二任丈夫家暴争吵，第三任丈夫能给她稳定的生活、愿意供女儿上学，这就够了，爱情对她来说是奢侈品，能一起过日子、分担压力才是刚需。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精神需求的缺失”。小县城的生活节奏慢，但精神文化生活也匮乏，大家每天围着柴米油盐、孩子老人转，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彼此的内心。文稿里陶鸿和第三任丈夫，白天一个带孩子、一个做家务，晚上各自休息，没有共同爱好，也没有话聊，这不是他们不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经营情感。在小县城，很多夫妻都是经人介绍结婚，婚前感情基础就薄弱，婚后又被生活琐事磨平了热情，慢慢就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另外，“传统婚姻观念”也在起作用。在小县城，“离婚”被视为失败，“凑活过”才是常态。很多夫妻觉得，只要男人不家暴、能赚钱，女人能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婚姻就该维持下去。就像陶鸿常对邻里炫耀第三任丈夫有退休工资，愿意承担开支，这说明在她的认知里，婚姻的核心是“实用”而非“情感”。这种“搭伙式婚姻”虽然没有爱情的温度，但却能给彼此提供安全感和稳定感，在小县城的现实环境里，这就已经是很多女人能找到的最好归宿了。就像老辈人说的“搭伙过日子，比一个人扛着强”，这不是悲观，是县城婚姻最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