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埃及的命运始终被阴霾笼罩。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利，让埃及国内的政治与经济状况雪上加霜，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飙升，广大民众食不果腹。
以法鲁克国王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却依旧腐朽奢靡，对内压榨民众，对外则屈从于英国的殖民控制，这让民众、士兵与下级军官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废除不平等的英埃条约、推翻封建王朝、实现国家真正独立，成为埃及社会的共同呼声。
在这场汹涌的民族解放浪潮中，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军官组织”悄然崛起，成为领导埃及革命的核心力量。这个成立于1945年的秘密组织，由在埃及军事学院任教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发起，联合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尔、查卡里亚·毛希丁等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青年军官建立，成员多为爱国的中下级军官。
其宗旨明确而坚定：反对英国在埃及的殖民占领，推翻法鲁克封建王朝的腐败统治，让埃及人真正管理自己的国家。
1948年5月，巴勒斯坦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自由军官组织抓住契机，在前线士兵中积极开展秘密活动，宣传民族独立思想，组织爱国军官抵制腐朽指挥，其影响力在军队中迅速扩大。到1950年初，组织正式成立执行委员会，纳赛尔以其卓越的组织能力与坚定的革命信念，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组织的核心领导者。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1950年下半年，自由军官组织开始秘密出版《自由军官之声》报及各类宣传小册子，明确提出“建立爱国军队”“推行代议制政府”等政治主张，并主动与国内其他进步党派、爱国报社建立联系，形成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截至1952年初，组织成员已发展到数百人，遍及埃及军队的步兵、装甲兵、空军等各个兵种，一张推翻封建王朝的大网悄然铺开。
1952年1月6日，开罗军官俱乐部管理委员会改选，自由军官组织的代表以绝对多数当选。这一结果让法鲁克国王感到恐慌，他立即下令解散新当选的管委会，同时借军队人事调动之机，试图将自由军官组织的核心成员分散到各地，瓦解革命力量。国王的高压举措，彻底打破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平衡，也促使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下定决心——提前发动革命。
1952年7月22日夜，代号“解放”的革命行动正式启动。按照预定计划，参加革命的部队兵分多路，首先对埃及军队的高级军官展开秘密逮捕，迅速控制了军队的指挥体系；随后，革命部队分头占领了开罗及周边的重要军事据点、机场、桥梁与广播电台，切断了封建王朝的通讯与调动渠道。整个行动有条不紊，几乎没有遭遇激烈抵抗。
7月23日清晨，当开罗市民走出家门时，看到的已是遍布街头的革命士兵与飘扬的革命旗帜，广播电台循环播放着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宣告革命取得初步胜利。此时的法鲁克国王困在亚历山大的王宫之中，已成孤家寡人。
7月26日，在革命部队的强大压力下，法鲁克国王被迫签署退位声明，带着家人登上流亡国外的游艇，结束了其腐朽的统治。尽管他未成年的儿子福阿德二世名义上继位，但埃及的实际政权已完全落入自由军官组织手中。
革命胜利后，自由军官组织迅速组建新政权：由组织主席穆罕默德·纳吉布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纳赛尔担任秘书长，代行议会职权。。不久后，新政府又宣布废除1923年宪法——这部宪法长期以来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与王室的利益，它的废除标志着法鲁克王朝的残余势力被彻底清除。
埃及革命的爆发，让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陷入焦虑。作为曾经的殖民宗主国，英国在埃及拥有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利益，尤其是苏伊士运河的通行权，直接关系到英国与远东殖民地的联系。
美国介入埃及事务，必然会触动英国的敏感神经。但在费尔多看来，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早已不复当年荣光，二战的消耗让其国力大幅衰退，在中东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根本不足以成为美国介入埃及事务的阻碍。
费尔多的战略构想十分清晰：美国无需强求埃及完全导向自己，更不必将其打造成军事基地——那样只会引发埃及民众的反美情绪与苏联的警惕。美国的核心目标，是确保埃及在关键时刻“听话”，尤其是在苏伊士运河的通行权与中东地区的稳定问题上，与美国保持战略协同。
这份关于介入埃及事务的战略报告，已被费尔多整理完毕，静静等待着即将入主白宫的新主人——一个新的中东战略，即将在美国的主导下展开。不过在这之前，要好好准备一番；并且已经同杜鲁门打过招呼，一切都是为了美国利益。
对于静等退休的杜鲁门来说，没有必要拒绝空军总司令的提案；再说还是关乎美利坚国家战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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