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殿内那场决定国是的激烈辩论，余波未平，但其结果已然如同磐石般落定。
刘禅的最终裁断，如同一声洪钟，宣告了蜀汉选官制度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反对者的喧嚣被暂时压下，支持者的振奋则化为推动新政落地的澎湃动力。
大司马府与尚书台，在诸葛瞻与樊建的主持下，几乎是连夜运转，依据那封联名奏疏的核心原则与朝堂辩论中补充的细节，开始草拟具体的科举章程。
这并非简单的公文往来，而是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的精密设计，每一环节都需反复推敲，权衡利弊。
数日后，一份更为详尽、体例完备的《景耀科举新制疏》再次呈递御前。刘禅阅后，未再犹豫，朱笔批红，加盖玉玺，正式颁行天下。诏书以明发邸报的形式，迅速传遍益州各郡县，乃至飞马送至陇西、天水等新附之地，同时也如同长了翅膀般，不可避免地传向了魏、吴两国。
这份最终确定的科举制度，明确了以下几个核心要点：
一、定名与定位： 正式定名为“大汉科举取士制”，确立其为国家选拔官员的“常制”与“正途”，与原有的察举、征辟等制度并行，但明确其优先地位，并规定未来官员升迁，科举出身者将享有更优的考量。
二、周期与层级： 采纳了类似后世成熟的“三年大比”之制，并将考试明确划分为三级，以求层层选拔，确保人才质量：
三、科目与内容： 充分采纳了陆抗、樊建等人的建议，科目设置务实而多元：
1 明经科： 考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与理解，但侧重经义阐释与联系时务的策论，而非单纯的记诵。
2 明法科： 考察律法条文、案例判析以及法制理念。
3 明算科： 考察算术、测量、账目管理等实用数学能力。
4 边务科： 新设科目，考察地理、夷情、屯田、边防政策等，专为选拔治理边疆、安抚异族的人才。
5 农工科（暂名）： 新设科目，考察农桑水利、营造冶炼等百工技艺之原理与管理。
6 吏治科： 新设科目，考察处理户籍、赋税、诉讼等具体郡县政务的能力。
诏书明确规定，各科取士名额需有合理分配，确保明法、明算、边务、农工、吏治等务实科目占据相当比例，避免被明经一科架空。考试内容强调策论，考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诏书颁行之日，成都城内，尤其是大汉书院附近，几乎万人空巷。寒门，百姓学子奔走相告，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看到了一条清晰可见、相对公平的晋升之路，数年苦读，终于有了明确的指向。茶馆酒肆之中，人人都在议论这“三年一试”的秋闱春闱，议论那五花八门的科目，仿佛一夜之间，求学问道的风气都为之一振。
当然，暗流依旧涌动。某些高门大宅之内，依旧能听到不满的怨言与无奈的叹息。但他们也清楚地看到了朝廷的决心，看到了那《科举律》的严苛，更看到了如谯周、汝超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士族已经转向支持。硬扛，显然已非明智之举。如何在新规则下，利用自身资源优势继续保持竞争力，成了许多世家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问题。
在大司马府，诸葛瞻看着那份正式颁行的诏书副本，心中并无太多喜悦，只有沉甸甸的责任。他知道，这纸诏书，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从考官的选派、试题的拟定、考场的布置、阅卷的公正，到最终录取的公平，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新的问题，都需要他投入巨大的精力去监督、去完善。
“程虔。”
“下官在。”程虔立刻应声。
“即刻以大司马府名义，行文各郡，督促其尽快设立科举官署，选拔公正干练之吏员，开始受理士子报名造册，并着手准备明年八月的乡试。一切需严格按照章程办理，不得有误。”
“诺！”
“李烨。”
“属下在。”李烨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出现在角落。
“锦衣卫加强对各郡，尤其是世家势力雄厚之郡的监控，重点关注有无暗中阻挠、威胁士子，或试图串联对抗新制之举动。一旦发现，立即密报，从严处置！”
“明白！”
“李焕。”
“下官在。”
“你负责统筹协调各科考试内容的大纲拟定，广泛征询如谯公等大儒及各领域专才的意见，务求既能考察真才实学，又符合朝廷选拔务实人才之导向。”
“下官领命！”
一道道指令从大司马府发出，整个蜀汉的官僚机器，开始围绕着这新定的“三年之制”高效运转起来。
诸葛瞻踱步至窗前，望着院内那株在秋风中依旧挺拔的青松。科举之制，如同这棵松树，已然植下，但能否茁壮成长，蔚然成林，还需经历无数风雨的考验。
他深知，自己推动的这项变革，不仅仅是在选拔官员，更是在重塑这个国家的根基与未来。景耀十年的秋闱，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