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的寒风卷着雪沫子，拍打在长江漕船的舱板上，发出呜呜的声响。王诚把怀里的监粮账册裹得更紧了些，指腹摩挲着腰侧那块黄铜腰牌，上面“户部监粮，私动者斩”八个字被体温焐得发烫，边缘的棱角却依旧硌手——这是林砚特意让人打的，说“得让这牌子带着点锐气，才能镇住宵小”。
船行至瞿塘峡，水流忽然湍急起来。一个穿着锦袍的官员带着两个随从，摇摇晃晃地闯进装粮的货舱，腰间的玉带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油滑的光。“王吏员，”那官员皮笑肉不笑地拍着王诚的肩，一股酒气喷在他脸上，“这峡道难行，弟兄们撑船辛苦，不如分些粮食当‘辛苦钱’？反正灾民多一口少一口，也看不出来。”
王诚往后退了半步，避开他的手：“李运使说笑了。这粮是户部直调的，每一粒都记在账上，卸船时要对账验数，少一粒都得追查到底。”
李运使的脸沉了下来，一脚踹在旁边的粮袋上，糙米从袋口的缝隙里漏出来，在舱板上滚成一小堆。“一个芝麻大的小吏，也敢跟本官叫板？”他指着王诚的鼻子骂道，“这粮从湖广运到四川，过了多少关卡，哪个关卡不分点好处？就你特殊？”
随从们跟着起哄，伸手就要去撕粮袋的封口。王诚猛地抽出腰牌，“啪”地拍在粮袋上，黄铜牌面撞在麻袋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李运使看清楚了！”他的声音在狭窄的舱室里回荡，带着股豁出去的狠劲，“这腰牌是陛下亲准的，上面刻着‘私动者斩’——您要是敢动一粒粮，我现在就绑了您，送重庆府巡抚衙门问罪！”
李运使的目光落在腰牌上，那八个字像淬了冰，刺得他眼睛生疼。他想起出发前，湖广巡抚特意嘱咐“别惹户部的监粮吏，林侍郎在皇帝面前红得很”，心里的火气顿时泄了大半，却依旧嘴硬：“好，好得很！你给我等着！”甩袖带着随从骂骂咧咧地走了。
王诚盯着他们的背影，直到舱门“砰”地关上，才发现后背的棉袍已被冷汗浸透。他蹲下身，一粒一粒地把滚落在地的糙米捡起来，塞进粮袋——林砚说过，“灾民的粮，就是一粒也不能糟践”。
三日后，粮船抵重庆府码头。王诚刚把监粮账册交给巡抚衙门的吏员，就见李运使带着几个衙役气势汹汹地赶来，指着他喊：“就是这小吏，仗着腰牌欺压上官，还私藏粮食！”
巡抚李崇拿着账册，眉头拧成了疙瘩。他翻到“瞿塘峡”那一页，见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巳时，李运使意图克扣粮食，被拒”，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粮袋，标注着“漏米二十七粒，已收回”。
“李运使，”李崇把账册推到他面前，声音冷得像舱外的雪，“这账记得明明白白，你还有什么话说？”
李运使看着那二十七粒米的记录，脸涨成了猪肝色，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王诚在旁补充道：“巡抚大人，我这里还有李运使踹漏粮袋的证据——那袋粮的编号是‘楚字三百二十一’，袋口有踹过的痕迹，您可以验看。”
李崇叹了口气，挥手让衙役把李运使带下去：“先关起来，等赈灾结束，再押解回京，交户部处置。”他转向王诚，眼神里多了些敬意，“王吏员，多亏了你守住了粮食。林侍郎没看错人。”
消息传到京城时，林砚正在值房里核对第二批赈灾粮的账目。沈砚捧着王诚的加急信，手指冻得通红：“侍郎，李运使被重庆府扣下了！王诚说，要不是那腰牌镇住他，至少有三十石粮要被克扣——够一百个灾民吃一个月的！”
林砚放下笔，指尖在“三十石”三个字上顿了顿。他想起去年修河时，工头偷偷克扣李四的工钱，那时他还只能当场发作，却没什么章法可依。如今这腰牌，总算给了监粮吏一把“尚方宝剑”。
“腰牌的事，得再完善完善。”林砚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历代漕运考》，翻到“监守自盗”那一节，“光有腰牌还不够，得有规矩盯着。”
他连夜在值房写“监粮章程”，烛火在窗纸上投下他俯身书写的影子，直到雄鸡报晓，纸上才渐渐布满密密麻麻的字迹：
“一、监粮腰牌每三月更换一次编号，由户部度支司统一铸造，旧牌回收销毁，防止伪造；
二、监粮吏每日需写‘运粮日记’，详细记录行船里程、粮袋完好情况、接触官员姓名，回京后交度支司核验，漏记一字者，重写十遍；
三、每艘粮船配‘双监’，两吏员互相监督，若一人失职，另一人连坐；
四、灾民领粮时，需在账册上按指印，与监粮吏的账册核对无误后，方可销账……”
写罢，他把章程折好，塞进信封，在封面上写“速送重庆府王诚”。沈砚进来添炭时，见他眼窝泛着青黑，案上的砚台里墨汁都结了层薄冰。“侍郎，天快亮了，歇会儿吧。”
“歇不得。”林砚揉了揉手腕，拿起另一张纸，“这腰牌是用来防人的，可人心隔肚皮，得让规矩比人心更可靠。”他想起王诚信里说“李运使的随从想撕粮袋”，又提笔添了条，“粮袋封口处需盖骑缝章，监粮吏每日查验印章完好情况，发现破损立即记录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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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后，新的监粮章程发到了每个监粮吏手里。王诚捧着章程，在重庆府的临时粮仓前，给其他漕船上的监粮吏逐条讲解。一个年轻的吏员摸着腰牌，有些紧张地问：“王大哥，这腰牌编号三个月一换，要是换牌的时候正好在半路上，咋办？”
“林侍郎早想到了。”王诚指着章程上的一条，“换牌时，户部会提前发‘换牌文书’，凭文书在就近的府衙领新牌，旧牌当场销毁——连文书上的火漆都是每月一换的，保准错不了。”
说话间，一个老农提着空粮袋，颤巍巍地走过来，指着袋底的“楚字三百二十一”编号，对王诚说：“官爷，这袋粮够实在，没掺沙子。俺孙子说，要不是你们守住了粮，他可能就吃不上这口饱饭了。”
王诚看着老农冻得通红的手，忽然觉得腰上的牌更沉了些。这重量里，有黄铜的分量，有章程的规矩，更有百姓沉甸甸的信任。
开春时，监粮吏们陆续回京。林砚在户部大堂设了张长桌，让他们挨个交回腰牌和运粮日记。他拿起王诚的日记，见最后一页画着幅小小的画：长江上的漕船正驶过瞿塘峡，岸边的悬崖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粒不丢”四个字。
“画得不错。”林砚笑着把日记还给王诚，“这日记就留在户部存档，让后来的吏员都学学——监粮不光是算账，更是守心。”
王诚红着脸接过日记，忽然想起什么：“侍郎，李运使被判了流放，他临上路前说，早知道这腰牌这么厉害，说什么也不敢动歪心思。”
林砚望向窗外，积雪正在消融，屋檐下的冰棱滴着水，在地上砸出小小的坑。“这腰牌厉不厉害，不在牌子本身，在拿着牌子的人。”他说，“只要咱们心里的规矩不倒，这牌子就永远镇得住邪祟。”
他让人把回收的旧腰牌熔了，重新铸成新的，编号换成了“春字”开头。新牌上的字迹更清晰了些，棱角却依旧硌手。林砚拿起一块，掂了掂，忽然觉得这重量刚刚好——既不会轻得让人懈怠，也不会重得让人难承其责。
就像他常对吏员们说的：“户部的差事，就得这样，一分规矩，一分担当，半点含糊不得。”
雪彻底化尽时，重庆府的最后一批赈灾粮账册送到了京城。林砚翻开账册，见最后一页贴着张红纸条，上面是巡抚李崇的亲笔：“此次赈灾，粮无损耗，民心大安。皆赖户部监粮之法周密，腰牌之威震慑——林侍郎真乃度支良才。”
林砚把纸条夹进《监粮章程》的册子里，指尖划过“私动者斩”四个字，忽然明白，这腰牌真正的锐气，从来不是来自那八个字，而是来自每个监粮吏心里的那杆秤——秤着粮食，也秤着良心。
而他要做的，就是让这杆秤，永远准星不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