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四九城下了最后一场秋雨。
雨是半夜开始下的，淅淅沥沥，敲打着四合院的青瓦。李建国睡到凌晨两点，忽然惊醒。窗外除了雨声，还有一种极其轻微、却富有节奏的叩击声——三长两短，停，再两短一长。
这是约定的暗号。
他悄然起身，没有惊动隔壁熟睡的岚韵。从空间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黑色雨衣，悄无声息地推开后窗，翻身跃入院中。雨水打湿了他的脸，冰凉的触感让他完全清醒。
南锣鼓巷在夜雨中沉睡。他贴着墙根的阴影，快步穿行。二十分钟后，来到鼓楼东大街一栋不起眼的两层小楼前。这是娄家早年置办的产业，名义上是个绸缎庄的后仓，实际是娄半城最隐秘的藏身之所。
门虚掩着。李建国闪身进去，反手关门。
屋里没有开灯，只有一支蜡烛在桌上摇曳。娄半城坐在烛光旁，穿着一身深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眼里的血丝和疲惫藏不住。
“来了。”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娄先生。”李建国脱下雨衣，“都准备好了？”
“明天下午的火车。”娄半城站起身，“先到广州，再从罗湖桥过去。手续都办妥了，用的是化名。”
他说得很平静，但李建国听出了决绝。这一走，可能就是永别。
“东西呢？”李建国问。
娄半城没有马上回答。他走到墙边，伸手在砖缝处按了几下。看似平整的墙面忽然滑开一道暗门——机关设计得极其精巧，若不是亲眼所见，根本发现不了。
“跟我来。”
暗门后是一条向下的阶梯。两人一前一后，拾级而下。走了约莫二十级台阶，眼前豁然开朗。
这是一个大约三十平米的地下密室。没有窗户，四壁都是青砖，天花板用粗大的木梁支撑。但让李建国倒吸一口气的是密室里堆的东西。
左边墙边，整整齐齐码着二十几个木箱。娄半城打开其中一个，烛光照进去——满满一箱金条，黄澄澄的光芒几乎晃花人眼。
“一共两千两。”娄半城声音平静，“这是我娄家三代人积累的七成。留下三成打点关系、应付检查，这些……带不走了。”
他又打开旁边几个箱子：一箱是码得整整齐齐的美钞，面额全是百元；一箱是各色宝石——祖母绿、红宝石、蓝宝石，用丝绒布袋分装着；还有几箱是银元，民国时期的“袁大头”，保存得极好。
但这还不是全部。
右边墙边，摆着十几个更大的木箱。娄半城掀开箱盖时，动作格外轻柔。
第一箱，是卷轴。他取出一卷，在临时支起的条案上徐徐展开——是一幅明代文徵明的山水手卷，笔墨苍润，题跋累累，传承有序。
“这是真迹。”娄半城的手指轻轻拂过绢本，“文徵明晚年精品，我三十年前从恭王府流出的旧藏里买的。”
第二箱，是瓷器。一对清雍正粉彩过枝福寿纹碗，胎薄如纸，彩艳如新；一只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全世界存世不过十几只；还有几件宋代的青瓷，釉色温润如玉。
第三箱，是玉器。汉代的玉璧，唐代的玉带板，清乾隆时期的和田玉山子……每一件都透着温润的光泽。
第四箱，是古籍。宋刻本《史记》、明内府抄本《永乐大典》残卷、清初毛晋汲古阁刻本……书香混着陈年纸张特有的味道，在密室里弥漫。
李建国一件件看过去，饶是他有现代的记忆，见过博物馆的珍藏，此刻也感到震撼。这不是普通的收藏，这是一个家族三百年积累的文化瑰宝。
“这些……”他喉咙发干，“都带不走？”
“带不走。”娄半城苦笑，“字画瓷器太扎眼，过关肯定被扣。古籍……更不用说。我试过联系香港的拍卖行，想先运过去，但那边回信说，现在风声太紧，英国人对文物出口查得严。”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这些宝贝，留在这里，迟早被抄走，毁掉，或者……流落到不懂的人手里。与其那样，不如……”
他转身，面向李建国，烛光在他脸上投下跳动的阴影。
“建国，这些东西，我交给你。”
李建国浑身一震：“娄先生，这太贵重了，我……”
“听我说完。”娄半城抬手制止，“这些不是给你的私人财产。这是我娄家为这个国家，保存的最后一点文化血脉。”
他走到那些木箱前，一件件抚摸过去，像在告别老友。
“文徵明的画，是明代文人画的巅峰；成化的鸡缸杯，是陶瓷艺术的奇迹；宋版《史记》，是印刷史的活化石……这些，不该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他转过身，眼里有泪光：“建国，我知道你不是普通人。你有见识，有手段，更有……我看不透的底气。这些东西在你手里，比在我手里安全。将来若有机会，让它们重见天日，让后人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有过这样的好东西。”
话说到这份上，李建国知道，不能再推辞了。
他深深鞠躬：“娄先生，我李建国以性命担保，一定护这些宝贝周全。将来太平了，一定让它们回到该回的地方。”
“好，好……”娄半城老泪终于落下，他紧紧握住李建国的手，“贤侄，大恩不言谢！咱们……港城再见！”
“港城再见。”
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一只苍老，布满皱纹，承载着半个世纪的沧桑；一只年轻，有力，托付着未来的希望。
这一刻，没有资本家，没有工程师，只有两个中国人，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完成了一次沉重的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