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科长，情况我们都了解了。今天这场审讯，以你们为主，我们主要是听。涉及党纪政纪和更高层面线索的部分，我们会跟进。”李副主任言简意赅。
“是。审讯提纲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请您过目。”易瑞东递上准备好的材料。
李副主任和孙副处长快速浏览了一遍，点点头：“可以，就按这个来。注意策略，既要施加压力，也要给他留一点‘希望’，让他觉得配合我们，是他唯一的选择。”
八点半，审讯室。
吴启明被带了进来。
他依然穿着那身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眼里的血丝和眉宇间掩饰不住的疲惫，暴露了他内心的煎熬。看到审讯桌后多了两个陌生而气场沉稳的干部，他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那种故作镇定的姿态。
“吴启明，根据你的要求，市纪委和市公安局的领导，亲自来听你的交代。”易瑞东开门见山，“现在，你可以说了。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如实、彻底地讲清楚。这是你争取宽大处理的唯一机会。”
吴启明沉默了几秒钟，抬起头，目光扫过李副主任和孙副处长，最后落在易瑞东脸上，缓缓开口，声音干涩：
“我要说的，不仅仅是刘建国，也不仅仅是那些钢材、仪器……”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也像是在下最后的决心。
“……我要说的，是‘东风计划’。”
东风计划？易瑞东心头一震。这是个他从没听过的名词。他看向李副主任和孙副处长，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眉头都微微皱了起来。
“什么‘东风计划’？说清楚！”易瑞东沉声追问。
吴启明舔了舔发干的嘴唇，声音压得更低，却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审讯室里激起无声的巨浪：
“是一个……以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建设为名，通过操纵进出口配额、虚报项目、勾结境外公司，套取、侵吞国家专项外汇和物资的……系统性犯罪计划。”
“刘建国，不过是这个计划里，在物资调配环节的一个‘协调人’。而我，是外贸环节的‘执行人’之一。”
“这个计划的真正主导者，不在北京，而在……上海。代号……‘教授’。”
审讯室里，一片死寂。
只有记录员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格外清晰。
易瑞东感到自己的手心有些出汗。他意识到，他们抓住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盗卖走私网络，而是撕开了某个庞大、隐秘、危害性可能远超想象的黑洞的一角。
续写，吴启明介绍东风计划的主要内容，然后就是涉及到的人员以及这个计划运转的机制
暗流深处的“东风计划”
“东风计划……”吴启明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名词，仿佛在确认它的重量，也仿佛在给自己打气，“大概是从五三年，抗美援朝结束后，国家开始大规模对外援助时开始的。”
“起初，我们只是小打小闹。”
他的额声音低沉，语速很慢，像是在回忆，也像是在组织语言，
“有些援助项目，比如给非洲国家的农机、给东南亚的建材，实际采购成本比预算低，或者运输过程中有‘合理损耗’。经办人就把差价或者‘损耗’的物资悄悄截留下来，转手卖掉，私分利润。那时候，规模不大，都是零散的，单线联系。”
“后来，有人发现了这里面的‘机会’。”
吴启明抬起头，眼神有些空洞，
“特别是五五年、五六年，国家为了打破封锁，争取外交空间，对外援助的力度和范围都扩大了。援外项目，从设备、物资，到技术、人员培训，种类繁多，金额巨大。而且，因为涉及外交和机密，很多项目的审批、采购、执行，流程相对封闭，监管……不像国内项目那么透明。”
“于是，就有人动了心思，把这种零散的、自发的‘揩油’，变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系统性侵吞？”易瑞东冷冷地问。
吴启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不完全是自发的。更像是……有人看到了这个漏洞，然后有意识地组织、串联、扩大。‘东风计划’这个名字，我听说，是那个‘教授’起的。寓意是‘借东风’，借国家对外援助的东风，中饱私囊。”
“说说这个‘东风计划’是怎么运作的。”市纪委的李副主任沉声开口，他的笔在纸上快速记录着。
“运作分几个环节。”
吴启明似乎进入了状态，说话流畅了些，
“首先是项目立项和预算环节。这需要能在高层，特别是计委、外贸部、对外经委这些部门有关系的人，把一些实际需求不大、或者可以虚报数量的项目塞进援助计划，或者把实际预算做高。刘建国在计委，主要就是负责这个环节。他会利用审批权限，对一些项目的物资清单、技术要求、预算金额进行‘技术性调整’，留下操作空间。”
“其次是采购环节。”
吴启明继续说，“项目批了，钱和指标下来了，就要采购。这里面的门道最多。可以通过关联公司，以次充好，抬高价格；可以伪造合同，虚构采购；可以把国内普通的、甚至积压的物资，包装成‘特供’、‘进口’的紧俏货，高价卖给援助项目。
我在外贸局，就负责联系境外‘合作’公司——大多是香港或东南亚的皮包公司，走账、洗钱、伪造进出口单据。比如，一批实际价值十万的农机，报成十五万，多出来的五万，就通过境外公司走一圈，变成‘合法利润’或者‘佣金’，再分掉。”
“然后是运输和仓储环节。”吴启明喘了口气，
“援助物资的运输，特别是海运，环节多，损耗难以精确计算。‘码头张’那样的人，就负责在运输过程中做手脚，谎报损耗、偷梁换柱，或者干脆把整批货‘漂没’。还有仓库保管，以‘保管不善’、‘自然损耗’名义核销物资，实际拉出去卖了。”
“最后是项目执行和验收环节。”
吴启明的声音低了下去，“援助项目在国外，天高皇帝远。派出去的项目组，如果是‘自己人’，可以在当地虚报工程量、夸大难度，套取额外经费；或者与受援国腐败官员勾结，以次充好，共同分赃。验收的时候，走个过场，出具虚假的验收报告，就算完成了。”
他抬起头，看着易瑞东等人：
“这几个环节，环环相扣。每个环节都有具体负责的人，单线联系，互相不知道其他人的真实身份和具体操作，只对上一级负责。资金和物资的流转，也通过多个离岸账户和皮包公司反复倒手，很难追查。我估计，这几年，通过这个‘东风计划’流失的国家资产……是个天文数字。”
审讯室里再次陷入沉默。只有吴启明粗重的呼吸声，和李副主任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涉及哪些具体的援助项目？”易瑞东问，他需要具体的切入点。
“我知道的有几个。”吴启明回忆道，
“五五年援助北非某国的‘友谊农场’项目，农机和化肥被大量替换、倒卖；五六年援助东南亚某国的‘红星纺织厂’项目，设备和原料采购价格虚高近一倍；去年，援助东欧某国的‘技术培训’项目，实际派出的专家水平和数量都严重缩水，经费被挪用……其他的，刘建国可能知道更多，他是计委的，经手的项目多。”
“人员呢？除了刘建国、你、码头张，还有哪些核心人员？那个‘教授’是谁？在北京，还有哪些人？”孙副处长追问。
“具体的人名，我知道的不多，都是代号。”
吴启明说，“刘建国是我的直接上级，代号‘掌柜’。码头张代号‘船夫’。外贸部那边，有个代号‘眼镜’的处长，负责部分项目审批和协调境外公司。在境外，香港有个代号‘银狐’的，负责洗钱和销赃。上海那边，‘教授’是总负责人，但我没见过，只知道他能量很大，据说以前是留洋的专家，在学术界和经贸系统都有很深的人脉。他手下有个代号‘白手套’的，具体负责上海及周边地区的资金和物资运作。北京这边……可能还有人，但刘建国没跟我说过，可能是更高级别的‘保护伞’，或者‘教授’直接联系。”
“怎么联系？资金和指令怎么传递？”
“主要是通过密写信件和加密电报。信件用特定的化学药水书写，表面看是普通家信或者商业信函，用特殊药水涂抹才会显影。电报有专门的密码本，每次用完就销毁。见面的地点不固定，有时在茶馆，有时在公园，有时甚至在医院的候诊室。钱和物资的转移，通过多个银行账户和运输公司接力，每次经手人都不同。”
“证据呢？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说的这些？”易瑞东盯着他。吴启明的供述很详细，很震撼，但如果没有证据，就只是口供。
吴启明沉默了很久，才艰难道：“我……我留了一手。我和‘教授’、‘银狐’之间的几次重要加密电报的底稿，我没有完全销毁。我用微型相机拍了照，底片藏在我家书房那本《资治通鉴》第二卷的书脊夹层里。还有，我给‘银狐’在香港的瑞士银行账户转账的几笔记录，我也偷偷复印了，藏在办公室暖气片后面的墙壁里，用油纸包着。这些……应该能证明部分资金流向，也能通过电报密码，追查其他联系人。”
“还有，”他补充道，“刘建国应该也有类似的东西。他比我更谨慎，但也更怕死。他可能藏了更关键的证据，比如‘教授’的亲笔指令，或者更高层人员的批示复印件。你们可以再好好审审他，或者……搜搜他家里，他办公室，或者他那些不为人知的‘安全屋’。”
审讯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吴启明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他知道的关于“东风计划”的组织架构、运作模式、涉案项目、资金流向、人员代号，尽可能详细地交代出来。记录员换了三个，笔录写了厚厚一沓。
当吴启明被带下去时，他已经彻底虚脱，几乎是被架着走的。
审讯室里，易瑞东、李副主任、孙副处长，以及旁听的老陈、小刘等人，谁都没有立刻离开。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凝重和震惊。
“如果吴启明说的是真的，”李副主任掐灭了不知道第几根烟，声音沙哑，“那这就不是一起简单的经济犯罪，而是……一条附着在国家对外援助动脉上，疯狂吸血的巨大蛀虫！其危害性，不仅仅是经济损失，更是对国家声誉、外交战略的严重破坏！”
“必须立刻向中央汇报！”
孙副处长斩钉截铁，“这个案子的性质，已经远远超出了北京市，甚至超出了公安部、中纪委的管辖范围！涉及对外援助、国家机密、境外势力……必须由中央专案组来办！”
易瑞东默默地点了点头。他感到肩上的压力，骤然增加了千万倍。但同时，一种更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油然而生。
他们无意中挖到的，可能是一个关乎国本的大案。
“李主任，孙处长，”易瑞东开口，声音沉稳，
“我建议，立即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严格保密，今天审讯的内容，仅限于在场人员知晓，严禁外泄。第二，立即派人，秘密取回吴启明藏匿的电报底片和转账记录。第三，对刘建国进行新一轮高强度审讯，重点突破他手里可能藏有的更核心证据。第四，对吴启明供述中提到的‘眼镜’、‘白手套’、‘银狐’等代号人物，以及涉及的具体援助项目，启动秘密调查。第五，也是最关键的——立即整理详细报告，由您二位亲自向市委、并向中央有关领导汇报，请求指示和支援。”
“同意！”李副主任和孙副处长同时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