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人力资源协同平台的方案在“复兴办”内部讨论通过后，并未立即大张旗鼓地推行。高晋选择了更稳妥的路径：先在东都省龙山市及另外两个老工业基地城市进行小范围试点，总结经验后再考虑全国推广。
“平台能否成功，关键不在于设计多完美，而在于能否真的让企业愿意用、工人愿意学、培训机构愿意投入。”试点启动会上，高晋对三市的工作组强调，“我们要做的是搭建舞台、提供乐谱，但戏唱得好不好，要看演员。政府不能代替企业招工，也不能代替工人学习。”
试点启动的第一个月，数据反馈显示平台注册企业达到87家，发布岗位需求312个；注册产业工人超过2000人，其中完成初步技能测评的约1200人；接入平台的职业培训机构有14家，上线课程包23个。表面数字尚可，但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现。
龙山试点工作组组长、市人社局副局长周明每周直接向高晋汇报进展。第三次汇报时，他语气中带着明显的焦虑：“高主任，我们现在遇到几个卡点。第一，企业发布的岗位需求描述很模糊，比如‘自动化设备维护员’，具体需要什么技能、什么证书，企业自己也说不清，导致培训课程设计困难。第二，工人参与测评后，匹配出的推荐课程学习周期普遍在3到6个月，很多人一看这么长时间就打退堂鼓，他们需要尽快上岗挣钱。第三，培训费用分摊机制还在扯皮，企业说应该政府补贴为主，政府说企业是最终用人方应该承担大部分，工人更是一分钱都不想出。”
高晋一边听一边记录：“企业说不清需求，我们就派人去帮他们说清。组织技术专家和人力资源顾问，驻点重点企业，把岗位技能需求‘翻译’成具体的培训模块。工人怕周期长，那就把长课程拆解成‘阶梯式认证’，比如学完一个月可以胜任辅助岗位先上岗，边工作边继续学习后续模块，薪资随技能提升而增长。费用问题……政府可以承担基础技能部分的补贴，企业承担岗位专项技能部分的费用，工人象征性承担少量，建立‘学习保证金’制度，完成培训并稳定就业一定时间后返还。”
“可是这样政府投入会很大……”周明迟疑道。
“比起工人长期失业的社会成本，比起企业因缺工而流失订单的经济损失，这笔投入是值得的。”高晋顿了顿，“而且我们要算大账：一个产业工人通过技能重塑，职业生涯延长十年甚至二十年，创造的税收和消费贡献是多少？一个企业因为有了稳定合格的技术工人，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带来的价值又是多少？”
周明似乎被说服了：“我明白了，这就调整方案。”
“记住，这个平台不是慈善工程，而是人力资源的‘供给侧改革’。”高晋补充道，“目标是提高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和质量。要用市场化思维运营，长远看，平台自身应该能通过精准匹配服务产生价值，甚至实现可持续运营。”
试点在磕磕绊绊中推进。一个月后，首批“阶梯式认证”的工人开始进入企业实习，尽管初期效率不高，但企业反馈“至少解决了基础人力短缺，而且工人学习意愿很强”。平台也开始积累第一批真实的岗位技能数据画像，这比任何理论模型都更有价值。
就在平台试点稍有起色时，国际科技领域的波澜再次涌来。
女儿高悦从欧洲发回一封长邮件。她写道，合作实验室的氛围起初很开放，但最近两次涉及到人工智能蛋白质结构预测的核心算法讨论时，她的外方导师开始“建议”她专注于实验数据收集部分，而将算法优化工作交给欧洲团队的成员。同时，实验室里一位华裔博士后私下提醒她，最近有非学术背景的人员来过实验室，“像是在评估什么”。高悦在邮件末尾问：“爸爸，是我太敏感了吗？还是这里真的有什么我不该触碰的边界？”
高晋反复阅读邮件，心头沉重。他知道这不是女儿敏感。在生物技术这样的前沿战略领域，国际合作的蜜月期正在快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谨慎乃至戒备的竞争心态。他斟酌良久，回复道：“保持专业，完成协议内的工作。对超出原定合作范围的核心技术探讨，可以礼貌地表示需要与国内导师商议。注意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随时保持联系。”
邮件发出去后，他走到办公室窗前，望着远方。下一代科学家将要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更加割裂、更需要平衡开放与安全的科研环境。而国家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加快建设自主的、高水平的科研平台，让他们不必完全依赖外部合作。
几乎与此同时，科技组送来一份紧急分析报告：新纪元资本撤出中国半导体投资后，其资金并未如之前判断的那样流向东南亚消费科技，而是通过多层离岸架构，最终流向了美国一家专注于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的中型基金。该基金近期正在游说美国国会，要求加强对中国半导体产业获取关键材料和设备的限制。
“这是一次有战略意图的资本转移。”科技组组长面色凝重，“新纪元很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财务投资者，而是带有战略使命。它在中国半导体领域的进出，一方面试探我们的反应底线，另一方面也完成了对一批有潜力企业的‘扫描’——现在他们知道哪些企业最脆弱、哪些技术最关键。”
高晋感到一阵寒意。这种“资本探针”比直接的封锁更隐蔽，也更具威胁性。
“立即将这份分析加密报送中央科技安全领导小组。”他指示，“同时，建议对我们重点支持的硬科技企业，建立更完善的‘资本健康度评估’机制，不仅要看财务投资，还要分析投资方的战略意图和背景关联。另外，加快设立国家级的‘战略科技风险投资基金’，用‘耐心资本’来对冲这类投机性、战略性资本的扰动。”
“要不要对新纪元采取反制措施？”有人问。
高晋沉思片刻：“暂时不要。资本流动是全球化常态，我们如果反应过度，反而会吓退真正的市场化资本。关键是筑牢自己的篱笆，提升甄别能力，优化支持体系。让市场看到，在中国做长期科技投资，有更稳定的环境和更可靠的回报。”
处理完这些，已近午夜。高晋准备离开办公室时，内线电话响了。是刘振海。
“高主任，还没走？方便的话，来一下小会议室？有点新情况。”刘振海的声音里有一丝不寻常的严肃。
高晋来到小会议室，发现除了刘振海，还有两位生面孔——一位是五十多岁、气质精干的女干部，另一位是戴着眼镜、学者模样的中年男士。
“介绍一下，这位是国安部经济安全局的林雪副局长，这位是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的吴启明研究员。”刘振海简练地介绍，“他们有一些跨领域的发现，觉得应该让我们知道。”
林雪开门见山：“高主任，我们监控到近期有一股协调性较强的舆论攻势，表面是讨论经济政策，实质在系统性地质疑《龙门复兴》计划的几个核心支柱：比如质疑政府主导科技攻关的效率不如市场，质疑生态约束会拖累增长，质疑传统产业转型的社会成本过高。这些言论出现在某些内部论坛、行业研讨会甚至个别海外学术期刊上，看似分散，但话术高度相似，传播节点也有协同痕迹。”
吴启明补充：“我们分析了这些言论的数据支撑，发现大量引用了一些片面、过时甚至断章取义的案例，比如只提芯跃事件前期的混乱，不提后续的规范救助；只提云雾县早期的‘躺平’，不提调整后的绿色发展规划。这不像一般的学术争论，更像是有组织的认知塑造。”
高晋立刻联想到之前那份匿名材料：“目标是影响决策氛围？”
“更准确地说，是影响关键人群的信心。”林雪说，“特别是影响那些支持改革但担心风险的老同志、专家学者，以及地方执行层面干部的心理预期。如果让他们形成‘改革代价太大、效果存疑’的集体认知，那么具体政策推行时就会遇到更大的无形阻力。”
“有没有发现具体组织者？”高晋问。
林雪摇头：“非常隐蔽，使用了多层代理和加密通信。但资金流向追踪显示，部分活动与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和商业咨询机构有关，这些机构又与服务跨国资本的战略公关公司关系密切。”
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默。刘振海打破寂静：“高主任，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政策争论了。这是在新战场上的博弈。我们搞基建的，以前就知道，重大项目的前期，总会有各种‘民间反对声音’突然冒出来，有些背后就是竞争对手在操纵。现在这个层面更高、更隐蔽。”
高晋缓缓点头：“谢谢你们的提醒。这确实给我们敲了警钟：改革不仅要在政策层面推进，还要在认知和舆论层面主动作为。”他看向林雪和吴启明，“我建议，我们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复兴办’提供政策进展和真实案例，你们提供安全风险和分析视角。我们需要更主动地讲述改革故事——不是宣传，而是用扎实的数据、真实的案例、坦诚的讨论，去对冲那些片面扭曲的信息。”
“另外，”高晋转向刘振海，“刘主任，你们基建协调办在地方项目推进中，肯定也积累了大量一线真实素材。我们可以合作，组织系列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和内参，不是报喜不报忧，而是客观呈现问题、分析原因、展示解决方案和进展。真相最有力量。”
刘振海郑重地点头：“义不容辞。”
送走林雪和吴启明后，刘振海留在最后。他递给高晋一支烟，高晋摆摆手，他自己也没点，只是拿在手里转动。
“高主任，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刘振海难得地有些犹豫。
“请讲。”
“我干了三十多年基建，见过太多上下博弈。有时候，一个政策推不动，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反对者制造了一种‘这政策很不受欢迎、会出大问题’的氛围，让支持者也不敢出声了。”他看着高晋，“你现在搞的这些改革，触动的是更深层的利益格局。那些人不会直接跳出来反对，但会千方百计地制造犹豫、怀疑和恐惧。你得有心理准备，接下来可能不只是具体工作的挑战，还会有更多针对你个人的……压力。”
高晋平静地迎上他的目光：“刘主任，谢谢提醒。但我始终相信，只要我们做的事情对国家长远发展有利，对老百姓真正有益，那么再多的杂音也改变不了大方向。个人得失，不重要。”
刘振海深深看了他一眼，最终点点头：“好。我老刘虽然之前有些想法跟你不一样，但我看得出来，你是真想干事、能干事的人。以后基建这块有什么需要协调的，尽管说。别的不敢保证，至少在我这儿，不会有人为改革设障。”
这是刘振海最明确的站队表态。高晋伸出手，两人用力握了握。
回到办公室，高晋毫无睡意。他打开电脑，开始起草一份新的文件提纲：《关于建立改革进展与成效立体化呈现机制的建议》。他打算系统性地整理试点案例、数据变化、基层创新和问题解决方案，通过多种渠道，向决策层、执行层和社会理性声音进行沟通。
同时，他给女儿回了第二封邮件：“悦悦，你遇到的情况很可能不是偶然。这提醒我们，真正的核心技术必须立足于自主创新。等你回来，爸爸想听听你对国内科研环境改善的建议。记住，无论在哪里，保持科学家的本心：追求真理，服务人类。但也记住，科学家有祖国。”
写完邮件，天边已泛起鱼肚白。高晋站在窗前，看着这座城市从沉睡中苏醒。街道上开始出现晨跑的人、清扫的环卫工、准备早点的摊贩。这是一个庞大国家最平凡的清晨，也是无数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的开始。
他想起在云雾县山村遇到的那位老村支书的话：“我们这代人可以靠补偿过日子，年轻人怎么办？”
改革从来不只是文件和会议，它关乎那个山村年轻人的未来，关乎龙山钢铁厂老师傅的转型之路，关乎女儿那一代中国科学家能否在平等的舞台上探索未知，也关乎这个国家能否在复杂变局中走出一条真正可持续的繁荣之路。
静水流深。表面上的政策辩论、资本博弈、舆论攻防之下，是更深层的国运之争、道路之争。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在这深流之中，尽己所能，把稳方向，凝聚共识，一点一点地解决问题，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
窗外，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照在办公楼的外墙上。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挑战也在路上。但高晋知道，只要方向正确，每一步前行，无论多么艰难，都会离目标更近一点。
他坐回桌前，喝掉已经凉透的茶，开始审阅第一批平台试点工人的转岗就业跟踪报告。报告显示，首批76名完成第一阶段培训的工人中，已有52人签订就业意向，平均薪资比原岗位高出15。数字不大，但意味着76个家庭有了新的希望。
这就够了。高晋想，改革就是从这一点一点的希望中，汇聚成改变时代的洪流。而他，愿意做这洪流中的一滴水，坚定不移地向前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