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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山的冬季，寒冷是深入骨髓的。山风像刀子一样，掠过裸露的山脊和萧瑟的村庄。就在这片清冷而肃穆的冬日景象中，一种与气候无关的温暖，正悄然在一个偏远乡镇的中学里生长、传递。这份温暖的来源，是一群从全国各地高校而来的支教志愿者，其中，就有杨洛的女儿，杨思洛。
二十一岁的杨思洛，继承了父母容貌上的优点，气质沉静，眉眼间有着年轻人特有的清澈，却也隐约可见一丝超越年龄的审慎。她就读于北京一所顶尖高校的法学专业，今年大三。按照教学计划，这个冬季学期有一段为期六周的教学实习。当大多数同学选择进入法院、检察院、律所或知名企业法务部实习时，杨思洛却在学校的支教项目招募通知前驻足良久。她没有告诉远在毕节的父亲，也没有和忙于北京市政府工作的母亲过多商量，只是在与爷爷的一次日常通话中，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爷爷，我们学校有个支教项目，地点在贵州，我想报名试试。” 爷爷杨浩田去世后，父母虽然牵挂，但都尊重她自己的选择，只是反复叮嘱注意安全、保重身体。父亲杨洛得知后，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想清楚，去了就要坚持，别给当地学校添麻烦。”
于是，在初冬时节，杨思洛随着支教团，来到了毕节市赫章县。她没有被分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城中学，而是去了一所位于乡镇、主要面向周边山村孩子招生的寄宿制初级中学。学校建在半山腰一块平整出来的土地上，两栋四层教学楼，一栋宿舍楼，一个泥土操场上竖着孤零零的篮球架。设施简单，但打扫得干干净净。这里的学生，大多来自更深的山区，父母外出务工，他们从小学高年级就开始住校，只有周末才能走几个小时山路回家。
杨思洛担任初一年级两个班的道德与法治课老师，并协助负责一个班级的课后辅导。这对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专业内容不算难，难的是如何让这些普通话都带着浓重乡音、对“法治”概念几乎毫无认知的山区孩子，能听懂、感兴趣，甚至在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第一堂课，她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几十双好奇、羞怯又带着些茫然的眼睛，准备好的教案忽然显得有些苍白。她没有照本宣科，而是放下课本，用尽量缓慢清晰的普通话问：“同学们，我们这门课叫‘道德与法治’。大家先说说，你们觉得，在我们学校里，有哪些事情是‘对’的，应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对’的，不应该做的？”
起初一片安静，孩子们互相看着，不敢举手。在杨思洛鼓励的目光下，一个黑黑瘦瘦的男生小声说：“按时上课、完成作业是对的打架、欺负同学是不对的。”
“很好！”杨思洛立刻肯定，在黑板上写下“按时上课”“完成作业”“不打架”“不欺负人”，“那如果有个同学捡到了别人丢的饭卡，他是应该自己偷偷拿去用，还是交给老师呢？”
“交给老师！”这次回答的声音多了些。
“为什么？”
“因为因为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说。
“对，这不仅是‘道德’上我们觉得不对，如果偷偷用了别人的饭卡，金额大了，可能就违反了‘法’。”杨思洛顺着这个话题，用孩子们身边可能发生的小事，开始慢慢引入规则、权利、责任这些基本概念。她尽量不用生僻的法律术语，而是讲故事，举例子，有时甚至用上一点刚从当地老师那里学来的方言词汇。
几周下来，孩子们逐渐喜欢上了这个说话温柔、总是耐心解答他们各种稀奇古怪问题、还会在课后辅导时给他们讲大城市大学生活见闻的“小杨老师”。他们发现，“法律”并不总是高高在上、枯燥难懂的条文，它也和食堂打饭要排队、借了东西要还、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这些日常道理有关。杨思洛也在这过程中，真正触摸到了这片土地的另一面：孩子们的纯真与渴望，资源的匮乏与观念的滞后，基层教育工作者在简陋条件下的坚守与无奈。她批改着作文里那些关于“爸爸妈妈在外打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的稚嫩文字，心中时常涌起复杂的情绪，有同情，有责任感，也有对自身生活环境的重新审视。
她严格遵守着支教团的纪律和学校的规定，从未向学校领导或任何人提及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大家眼里，她就是北京某高校来的普通支教学生杨思洛，认真，有点安静，但对待孩子很用心。她住在学校提供的简陋教师宿舍里，吃着食堂简单的饭菜，每周用学校的公共电话给北京家里报个平安，偶尔给父亲的手机发条短信，内容无非是“一切安好，勿念”。
转眼到了支教第五周的周末。按照规定，这个周末她可以离开学校休息一下。父亲杨洛提前发了信息，问她是否愿意到市里来，一起吃顿饭。杨思洛想了想，回复：“好。我自己坐班车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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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中午，经历了两个多小时颠簸的乡村班车和县际中巴，杨思洛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了毕节市区。她没有让父亲派车接，而是按照地址，自己找到了市委宿舍区。在门口登记后，她来到了父亲临时的住所——一套陈设简单、只有基本生活家具的两居室。
杨洛已经让食堂准备了几个简单的菜，用保温盒装着带了回来。看到女儿进门，脸上被寒风吹得有些发红，肩膀上还落着一点从山区带来的尘灰，他目光柔和了一瞬，指了指卫生间：“先去洗把脸，暖和一下。菜还是热的。”
没有久别重逢的激动拥抱，没有过多的寒暄，就像寻常家庭周末孩子从学校回家一样自然。杨思洛放下简单的背包，洗干净手脸，坐到小小的饭桌旁。父女俩相对而坐，开始吃饭。
“学校那边还习惯吗？”杨洛夹了一筷子青菜到女儿碗里，问道。
“还行。就是冷，晚上睡觉盖两床被子。学生们很朴实，就是基础比较弱。”杨思洛低头吃饭，语气平常。
“课能跟上吗？孩子们听不听得懂？”
“尽量讲得浅显些，结合他们身边的事。刚开始有点难，现在好多了。他们很缺课外书，对山外面的世界很好奇。”杨思洛说到这里，抬眼看了父亲一下，“我用实习补贴和平时攒的一点钱，托同学从北京寄了一批适合初中生看的课外书过来，文学、科普、历史都有，学校老师很欢迎。”
“嗯，做得好。”杨洛点点头，“但要注意方式，别让人觉得是施舍，要尊重学校老师的安排。”
“我知道，我是交给学校图书室，由老师统一登记借阅的。”杨思洛回答。停顿了一下，她轻声说，“爸，我看到有些学生，冬天还穿着很单薄的鞋子，手冻得通红还在写作业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杨洛吃饭的动作微微一顿，看着她：“看到这些，怎么想？”
杨思洛沉默了几秒，似乎在组织语言：“就是觉得差距太大了。我从小到大在北京，很多东西觉得理所当然。在这里，才知道有那么多孩子，连安心读书、温暖过冬都是一种需要努力才能达到的状态。我教的‘法治’‘权利’，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可能远不如一顿热饭、一件厚衣服实在。但我觉得又不是完全没用。至少，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些基本的规则和道理，是保护每一个人的，包括他们。让他们对未来，除了‘出去打工’，还能有别的、更清晰的想象。”
杨洛听着，没有立刻评论。女儿的话里，有象牙塔接触现实后的冲击，有年轻人的理想主义，也有试图理解的困惑。这很正常，甚至是宝贵的。
“支教时间不长，能做的有限。”杨洛缓缓道，“最重要的是多看、多听、多思考，了解真实的情况。你的专业是法学，将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对国情的了解，特别是对基层、对困难群体的了解，都是不可或缺的一课。这比在图书馆读多少书都重要。至于那些具体的困难，穿衣吃饭，上学看病，正是我们这些人在这里每天要面对、要努力解决的问题。急不得，但也慢不得，要一步一个脚印。”
“嗯。”杨思洛应了一声，似乎想起了什么，放下筷子，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自己的手机，点开相册，递到父亲面前，“爸，你看，这是我们班的学生。我上课时偷偷拍的，他们认真听课的样子。”
杨洛接过手机。屏幕上，是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庞，在有些昏暗的教室里，眼睛却显得格外明亮，专注地望着讲台方向。有的咬着笔头思考，有的举手想要发言，有的和同桌小声讨论照片拍得并不专业，甚至有些模糊，但那份质朴的生气和求知的渴望，却透过屏幕传递出来。他慢慢地滑动屏幕，一张张看过去，目光在那一个个陌生却鲜活的生命面孔上停留。
“这个男孩，”杨思洛指着其中一个皮肤黝黑、笑得有点腼腆的男生，“他作文写得特别好，写他想当作家，把家乡的故事写出来。这个女孩，家里条件很困难，但成绩一直是年级前三，她说想考县里的高中，再考大学，学医，回来给乡亲们看病。”
杨洛静静地听着，看着。这些孩子，是毕节未来的希望，也是他们这代人奋斗的意义所在的一部分。女儿镜头下的他们，如此真实，如此具体，比任何工作报告中的数据都更有力量。
“拍得不错。”他将手机递还给女儿，语气温和了些，“留作纪念吧。但要注意保护学生隐私，未经允许，不要随便传播。”
“我明白的。”杨思洛收回手机，“就自己存着，偶尔给爷爷奶奶和妈妈看看。妈最近是不是特别忙？”
“她刚上任，千头万绪，压力不小。家里有爷爷奶奶照顾，你不用担心。”杨洛岔开了关于王柔工作的话题，回到女儿身上，“实习结束后，有什么打算？考研还是考虑工作？”
“还没完全想好。”杨思洛微微蹙眉，“这次出来，看到很多东西，想法有点乱。之前觉得继续深造，做学术研究挺好。现在又觉得，或许早点接触实际工作，像这样（她指了指自己，意指支教），或者去基层司法所、法律援助中心做点实实在在的事，也挺有意义。不过还有时间，我再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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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急，想清楚。”杨洛道，“无论选哪条路，扎实的专业基础、清醒的头脑和为民服务的初心，都是根本。你爷爷以前常说，‘家门要正’，这个‘正’，也包括我们每个人要走正自己的路，找准自己的位置，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提到爷爷，杨思洛的眼神黯淡了一下，点了点头：“我记得。”
饭后，杨思洛主动收拾了碗筷。杨洛下午还有一个工作会议，不能久留。他穿上外套，对女儿说：“我下午要下去调研，可能今天不回来了。你晚上要是住这儿，自己安排。明天回去注意安全，到学校了发个信息。如果还需要什么书，或者孩子们特别缺什么学习用品，可以拉个清单，不用你自己花钱，我想办法通过正规渠道解决，算是对支教事业的支持。”
他没有说“我让人给你送去”，而是强调“通过正规渠道”。杨思洛听懂了其中的分寸，点头道：“谢谢爸。目前还好，真有需要我会跟学校老师商量，再由学校按程序申请。您去忙吧，不用管我。”
杨洛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女儿一眼。年轻的女孩站在简陋的客厅里，身影单薄，却似乎比几个月前离家时多了一份沉静与力量。他想说点什么，终究只是点了点头：“照顾好自己。”
“爸，您也是。”杨思洛送他到门口。
门轻轻关上。杨洛走在宿舍楼的走廊里，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响。女儿的到来，像一阵清风，短暂地吹散了他日常工作中凝重的气氛，让他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另一种希望——来自年轻一代的、真诚的注视与参与。她镜头下那些孩子们的眼睛，和女儿谈论起他们时眼中不自觉流露的光，都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慰藉。
他知道，女儿的路还长，这次支教只是她人生中一次短暂的经历。但这次经历，或许会在她心里埋下一些不一样的种子。这远比她的身份背景能为她带来的任何便利，都更为重要和持久。
而他自己，下午的会议是关于明年“特色农业品牌创建”的具体资金整合方案，晚上还要审阅王彬、李刚案后续司法移送的准备情况报告。山的重量，依然沉甸甸地压在肩上。但此刻，想到在某个寒冷乡镇的教室里，女儿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为那里的孩子点亮一盏或许微弱的灯；想到女儿镜头里那些渴望知识的目光，他心中那份前行的责任，似乎又有了更具体、更温暖的寄托。
他步伐沉稳地走下楼梯，走向等待的车辆。车窗外，毕节冬日的阳光，透过云层，洒下稀薄却执着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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