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燧人欧洲临时办公室。
沈南星将陆晨的回复反复看了三遍。“将压力合法转移”——这个思路像一道锐利的光，劈开了眼前的混沌迷雾。他立刻行动起来，起草了两封措辞严谨但指向明确的邮件。
第一封发给tu项目联络人施密特博士和更高层级的采购与技术总监。邮件没有抱怨，而是以“共同保障项目里程碑”为基调，客观陈述了当前物流环节遇到的“非典型性延迟”，并附上了部分可公开的、显示货物在法兰克福清关状态停滞的物流追踪截图（隐去了具体受阻原因描述）。邮件的核心提议是：“为确保‘凤凰’协同验证平台关键路径不受影响，燧人建议，可否由tu方面基于紧急研发测试需求，向贵国海关部门申请特殊技术物资临时通关便利？我方可以立即准备核心模块的技术规格与无害化证明文件，全力配合贵司流程。同时，我方亦可通过tu实验室的学术合作渠道，提供额外的技术必要性说明。”
第二封发给tu的米勒教授，抄送了实验室主任。邮件着重强调了项目延误会如何影响双方既定的论文发表计划、联合实验进度，以及可能给tu带来的“在工业40前沿应用研究领域领先性受损”的风险。沈南星委婉但清晰地指出，tu内部的某些“非技术因素”可能正在阻碍这项有益于各方的合作，恳请米勒教授利用其学术影响力，向tu和“相关方面”表达关切。
两封邮件，将燧人从一个单纯的“求助者”，转变为了为共同目标出谋划策、并敦促合作伙伴履行自身责任的“协作者”。邮件发出后，沈南星感到一种主动出击后的轻微松弛，但他知道，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穆勒和汉斯那边，他按照陆晨的指示，暂时保持沉默，静观其变。
东京，昭栄内部调查部。
渡边绫感觉到审查节奏的细微变化。关于过往工作的挖掘性提问持续了三天后，突然停止了。她再次被独自留在隔离室，时间仿佛凝固。这种“冷处理”比密集审讯更令人不安，它意味着对方可能在调集新的资源，或者，已经从其他地方获得了关键进展。
她的猜测很快得到了部分证实。第四天上午，那位年长的审查者再次出现，脸上带着一种混合了遗憾与公式化冷漠的表情。他身后跟着一位身穿西装、提着公文包、表情严肃的中年男子。
“渡边绫女士，”审查者开口，语气是前所未有的正式，“这位是公司的法务顾问，佐藤律师。”
渡边绫的心猛地一沉。公司律师的介入，通常意味着事情正在从“内部调查”向“纪律处分乃至法律程序”过渡。
佐藤律师微微鞠躬，然后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份文件，放在渡边绫面前的桌上。“渡边女士，根据截至目前的内外部调查，公司认为，你在担任技术档案主管期间，存在严重失职行为，并涉嫌违反公司与员工签订的《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条款》相关精神。具体事由，基于调查保密原则，暂无法向你全部披露。”
他顿了顿，推了推眼镜：“公司现依据雇佣合同第12条第3款，正式通知你：你被无限期停职，停职期间仅发放基本生活费。同时，公司保留就可能造成的损失向你追究经济及法律责任的一切权利。这是《停职及调查通知函》，请你在下方签收。”
没有逮捕，没有移送司法机关，但这是一把更软、也更锋利的刀子。停职、经济制裁、悬而未决的法律追责威胁，旨在从心理和生存层面彻底压垮她，让她在漫长的消耗中自行崩溃或“悔过”。
渡边绫的手指冰凉。她看着那份措辞严厉的通知，明白对方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急于从她这里挖出密码或同伙，而是要用体制和规则的力量，缓慢地碾碎她。签收，意味着形式上认可了这个处理流程；不签收，则可能被视为对抗，招致更严厉的即时措施。
她缓缓拿起笔，在签收栏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笔迹稳定，没有颤抖。此刻的任何情绪流露，都是弱点。
“很好。”审查者似乎满意于她的“配合”，“在调查结论最终做出前，你不得离开东京，必须保持通讯畅通，随时配合问询。你的公寓已被暂时封存，公司会为你安排一处临时住所，并派员‘协助’你的日常生活，直至调查结束。”
“软禁”。渡边绫听懂了潜台词。她将从这间隔离室，转移到一个稍大些的、被持续监视的牢笼。
“我要求与我的私人律师见面。”她抬起头，直视佐藤律师。
佐藤律师面无表情：“渡边女士，在你与公司存在潜在法律纠纷期间，公司有权建议你避免与外部人士进行可能干扰调查的接触。当然，这是你的合法权利。我会将你的要求转达。但在公司批准前，请务必遵守规定。”
他们拿走了通知函的副本，留下她一人。渡边绫坐回椅子，目光落在空无一物的桌面上。停职、软禁、法律威胁……昭栄正在系统性地剥离她与社会、与正常生活的所有连接，将她变成一个孤立的、易于控制的点。那个图形，依然是悬顶之剑，但对方似乎暂时不急于挥下。他们在等什么？等她自己崩溃，还是在等外部因此产生的、他们期望的某种反应？
苏州，燧人总部。
“九天”研究院的深入评估如期开始。周主任带领的三人技术小组和两名来自不同机构的合规审核员进驻了燧人专门准备的评估工作区。他们的工作细致到近乎严苛：要求调阅“织网”平台特定模块的早期设计日志，随机抽取核心代码库进行逻辑审阅，访谈研发人员时不仅问技术细节，还会穿插询问团队协作方式、信息分享习惯乃至个人职业规划。
整个燧人总部，尤其是研发区，笼罩在一种被“无害化消毒”般的安静和有序中。每个人都谨言慎行，按照最高标准准备材料、回答问题。林海和陈敏几乎住在了公司，应对着技术小组层出不穷的、深入原理层面的询问。
陆晨则更多地与合规审核员及陪同的郑国涛周旋。他展示了燧人从成立之初就建立并不断完善的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物理与网络隔离措施、员工保密培训记录，甚至包括与所有供应商签署的严密保密协议模板。
“贵司的体系，就民营企业而言，算是相当完备了。”一位面容严肃的合规审核员在翻阅了大量文件后，难得地给出了一个中性的评价，“但与国际顶尖工业软件公司，尤其是涉及潜在军民两用技术的企业标准相比，在供应链安全深度审计和境外分支机构数据管控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例如，你们在柏林和东京的办事处，其本地服务器的访问日志、与总部的数据交换加密协议细节，我们需要更详细的说明和部分实操验证。”
问题直接指向了目前最脆弱的两个外点。陆晨神色不变，心中凛然。这究竟是常规的、高标准的审查，还是对方已经察觉到了那两个方向上的暗流，进行的针对性压力测试？
“非常感谢您的专业意见。柏林和东京办事处作为市场前端和技术支持节点，其数据管控方案确实是我们持续加强的重点。”陆晨应答流畅，“我们可以在评估框架内，提供更详细的访问控制策略、跨境数据传输审计日志，并安排一次模拟渗透测试以供验证。同时，我们也计划在下一财年，参照国际最高标准，对全公司数据安全体系进行新一轮升级，非常希望得到各位专家的指导。”
他将一个潜在的弱点，转化为展示改进诚意和长期规划的机会。郑国涛在一旁微微点头，似是对这种应对表示认可。
然而，压力不仅来自内部评估。当天下午，法务负责人面色凝重地找到陆晨。
“陆总，我们刚刚监测到，一家与昭栄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向三家我们正在接触的潜在海外客户（分别位于欧洲和东南亚），发送了正式的‘风险提示函’。函件中虽未直接点名燧人，但以模糊的措辞暗示，在‘某些新兴工业智能技术领域’，存在‘知识产权来源不清’、‘核心算法可能涉及不当使用开源代码或侵犯第三方商业秘密’的普遍风险，建议客户在合作前进行‘极端审慎的尽职调查’。”
“同时，国内两家知名的行业技术论坛和一家财经媒体，都收到了关于‘探讨工业ai算法黑箱性与安全可信赖度’的匿名投稿或采访邀请，切入点非常专业，直指我们‘织网’平台的技术特点。”
陆晨眼神冷了下来。这不是商业竞争，这是披着法律和舆论外衣的系统性污名化和环境施压。昭栄正在多管齐下：在东京试图掐断情报源并施加压力；在柏林试图诱使燧人违规或离间其与合作伙伴；在苏州，则通过影响“九天”评估、散播法律风险、引导舆论质疑，来动摇燧人的根基和声誉。
“法务部门准备专业的澄清声明和律师函，针对那家律师事务所的行为，以‘不正当竞争及商业诋毁’为由进行严正警告，并抄送其所在律师协会。”陆晨迅速指示，“战略和公关部门，主动联系那几家媒体和论坛，要求他们提供匿名信源线索，同时准备一套关于燧人技术原创性和安全体系的正面阐述材料，争取由我们的专家发声，将话题引向建设性讨论。”
他走到窗边，苏州工业园区在阳光下显得秩序井然，充满活力。但陆晨知道，平静的表面下，暗流已经变成了汹涌的潜流，从多个方向试图将燧人这艘刚刚启航的船卷入漩涡。
三条战线传来的压力，正在苏州汇聚、叠加。他需要找到一个坚实的锚点，一个能够破开这重重围堵的着力点。他的目光，投向了“九天”评估组所在的工作区。或许，最快的破局之道，恰恰就在这最严格的审视之中——用无可挑剔的技术实力和体系韧性，将这次评估，从考验变为燧人最权威的“背书”。
“告诉林海和陈敏，”陆晨对助理说，“评估组有任何需求，无论多晚，无论多细，第一时间满足。我们要做到的，不是‘通过’评估，而是让评估组留下‘无可挑剔’的印象。”
风暴已至，唯有将船身锻造得更加坚固，将航向把握得更加精准，才能穿行而过。而真正的反击，需要等待一个时机，或者，创造一个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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