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时刻：沈国梁的“官腔”与沈秀娟的“数据”
研讨会进入互动提问环节。
台下举手的人不少。主持人点了前排一位戴眼镜的学者模样的人。
“沈老师您好，我是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您刚才的分享非常生动。”学者推了推眼镜，“但我有一个疑问，居民主导的模式，在小型胡同或许可行，但如果面对的是成片的老旧小区，几百户甚至上千户，这种基于熟人社会的协商机制，还能有效运转吗？会不会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问题很专业，也很有针对性。不少人都看向沈墨。
沈墨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转向沈国梁，微微点头。
沈国梁会意，拿起面前的话筒。他的官腔自然而妥帖地流淌出来：“这位老师提的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实践中一直在思考的。我是沈国梁，合作社理事，也是沈老师的儿子。”
他先做了身份说明，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您提到的‘集体行动困境’，理论上确实存在。但我们的实践表明，关键在于如何构建有效的‘组织载体’和‘激励机制’。”
“在规模较大的社区，完全照搬我们胡同的‘全员大会’可能不现实。但可以借鉴‘分层协商、代表决策’的思路。”沈国梁语气平稳，“比如，可以以楼栋或单元为单位，推选代表组成‘议事会’，议事会再选举产生‘理事会’。重大事项由议事会初议，理事会细化，最后公示征求全体居民意见。这样既保证效率，又兼顾代表性。”
他顿了顿，继续说：“至于激励机制，除了我们探索的‘积分制’，还可以结合社区公共资源分配、荣誉称号赋予、甚至是小额物质奖励等多种方式。核心是让‘合作’和‘贡献’变得可见、可衡量、可回报。这其实和企业管理的kpi原理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我们考核的不是业绩，是‘社区共同体’的向心力。”
一番话，既有理论框架，又有实践参照，说得滴水不漏。那位学者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主持人又点了一位街道干部。
“我想请问沈秀娟女士。”这位干部四十多岁，看起来干练，“您在合作社负责居民动员和矛盾调解。在实际操作中，您遇到最大的阻力是什么？是怎么化解的？有没有那种特别难缠、就是说不通的居民？”
问题直接，甚至有点尖锐。所有人的目光投向沈秀娟。
沈秀娟今天化了淡妆，但此刻脸颊还是微微发红。她拿起话筒，先清了清嗓子——声音有点紧。
“最大的阻力……”她努力让声音平稳，“最开始是‘不信任’。大家被各种拆迁纠纷吓怕了，觉得我们搞合作社是忽悠，最后钱房两空。还有觉得我们沈家想从中捞好处。”
她语气渐渐流畅起来：“化解的办法，就一个字：透。把所有信息摊在阳光下。我们开了多少次会，每次会议记录都贴出来；每一笔钱怎么花，每月明细都公示；连我们自家人为这事吵了架、拍了桌子，都不瞒着。街坊们慢慢发现，我们是真心想干成事，不是为自己谋利。”
“至于特别难沟通的……”沈秀娟苦笑了一下，“有。比如我们胡同有户人家，兄弟俩为了老房子的继承份额，打了十几年官司。合作社成立时，他俩都不同意，觉得会损害自己利益。”
台下不少人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
“我们没有硬来。”沈秀娟说，“先找周老爷子——就是我们胡同最有威望的长辈——去分别谈心，听他们诉苦，理解他们的难处。然后，我大哥——就是沈国梁——利用他懂法律和政策的优势，帮他们分析了各种方案的利弊。最后，我们合作社理事会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暂时搁置继承争议，先以他们父亲的名义入股，等新房盖好、产权清晰后，再按法律程序分割。这期间产生的收益和分红，单独记账。”
她看向台下：“这个方案，兄弟俩接受了。因为他们发现，继续僵持下去，老房子塌了谁都得不到。而先加入合作社，至少能保住资产，还能增值。后来在施工中，弟弟还主动报名参加了青年突击队，现在干得挺起劲。”
故事讲得具体，有细节，有转折。台下很多人听得入神。
“所以我觉得，”沈秀娟总结道，“没有绝对‘说不通’的人，只有没找到‘说得通’的方法和角度。关键是要真诚，要站在对方立场想问题，更要给出实实在在的、能看得见的出路。”
掌声再次响起。沈秀娟放下话筒，手心全是汗，但心里却有种前所未有的畅快。
接着，又有人提问，关于资金监管、关于与开发商谈判的技巧、关于后期物业管理设想。沈国梁和沈秀娟配合默契，一个从宏观制度和法律层面解答，一个从具体操作和人情世故角度补充，回答得有理有据，又接地气。
气氛越来越热烈。原本有些沉闷的研讨会，因为这个小胡同案例的鲜活讲述，变得生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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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台下后排，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
“我有个问题。”
声音不高，但透过话筒传出来，带着某种冷硬的质感。
众人循声望去。那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质地考究的深蓝色西装，没打领带，坐在企业代表区靠边的位置。他手里没拿话筒，但面前摆着一个名牌：新城市集团 赵。
沈国梁瞳孔微缩。沈秀娟呼吸一窒。
赵副总。他还是来了。而且选择了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发声。
主持人显然也认出了他，连忙说：“请新城市集团的赵总提问。”
工作人员把移动话筒递过去。赵副总接过，没有站起来，就坐在那里，目光越过人群，直直地投向发言席上的沈墨。
“沈老师刚才的分享很感人。”他开口，语气平淡，听不出情绪，“但我有个很实际的疑问。您一直强调‘居民主体’、‘合作共赢’。那么，在您这个项目中，居民以产权入股，作价依据是什么？评估机构是谁选的？评估标准是否公正？毕竟，这直接关系到居民在新项目公司中的股权比例，也就是未来几十年的根本利益。”
问题一下子切入最核心、也最敏感的经济利益环节。而且，带着明显的质疑意味。
会场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感觉到了空气中隐隐的张力。
沈墨正要开口，沈国梁却轻轻按住了母亲的手。他拿起话筒，官腔依旧平稳，但多了几分锐利：
“赵总这个问题提得很关键。关于资产评估，我们合作社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评估机构是在区住建委提供的备选名录中，由全体居民投票选出的，具有国家一级资质的正规机构。评估标准严格参照国家标准和当地房地产市场行情，评估过程有居民代表全程监督，评估报告向全体居民公示，无异议后才作为入股依据。”
他顿了顿，目光迎向赵副总：“至于股权比例，是根据评估后的居民资产总值，与合作方投入的资金、技术、管理价值，经双方多轮谈判确定的。最终方案经过了合作社成员大会表决通过，并写入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整个过程，合法合规，公开透明。”
回答得严密，无懈可击。
赵副总嘴角扯了扯，似乎笑了一下，但眼里没什么温度：“沈主任回答得很官方。但我听说，当初评估时，有些居民的老房子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产权证明不全，评估价值被压低了？这部分居民的利益，是不是被牺牲了？”
这已经近乎指控了。台下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
沈秀娟脸色变了变，想说话，沈国梁用眼神制止了她。
沈国梁依旧沉着：“产权证明不全的情况，在老旧胡同确实存在。对此，我们没有回避。合作社聘请了专业律师团队，协助这些居民梳理历史资料，跑相关部门开具证明。对于最终仍无法完备手续的极个别情况，我们在合同中设立了专门的‘预留份额’和‘补充出资’条款，确保他们的权益在产权明晰后能够得到保障。所有这些变通方案，都在成员大会上详细说明并表决通过。”
他看向赵副总，语气加重：“赵总，我们合作社的每一步，都是在法律框架内，在居民充分知情和同意下推进的。我们珍视每一位成员的利益，因为合作社的基石就是信任和公平。任何损害部分人利益的行为，都是在动摇整个合作社的基础。我们不会做，也做不起。”
话说到这份上，已经是针锋相对。
赵副总盯着沈国梁，沉默了几秒。然后，他忽然笑了，那笑容有些冷：“沈主任别误会，我只是作为业内人士，从专业角度提出一些疑问。毕竟，这种新模式涉及重大利益，谨慎些总是好的。”
他把话筒递还给工作人员，不再说话。
主持人赶紧打圆场，进入下一个议题。
但会场的气氛，已经微妙地改变了。
沈国梁放下话筒，手心也出了汗。他知道，赵副总的发难，绝不会就此结束。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而接下来要发言的，是沈国栋。
沈国梁看向身旁的小弟。沈国栋脸色发白，手指紧紧攥着那份稿纸，指节捏得咯咯响。
沈秀娟在桌子底下，悄悄握住了弟弟冰凉的手。
沈墨则微微侧过身，用只有沈国栋能听到的声音，平静地说：
“国栋，别怕。你讲的，是咱们胡同最实实在在的东西。谁也驳不倒。”
沈国栋抬起头，看着母亲沉静的眼睛，又看看大哥二姐关切的眼神，深吸了一口气。
他慢慢松开了攥得发白的拳头。
该来的，总要来。
该讲的，也总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