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子的气焰，瞬间就蔫了下去。是啊，他豁出去了，可家里的老婆孩子，不能跟着他受罪。
人群里，又陷入了沉默，只剩下风吹过树梢的呜咽声，和偶尔传来的几声叹息。
张家村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村西头的打谷场上，几个老太太坐在石碾子上，抹着眼泪。旁边，几个年轻的媳妇，抱着孩子，脸色苍白。
“这日子可咋过啊……”一个老太太抽噎着说，“我家老头子，去年就病着，家里的存粮，本来就不多。要是种子粮再交上去大半，来年，怕是连粥都喝不上了。”
“可不是嘛。”另一个老太太附和道，“我家那两个孙娃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顿顿都得吃粗粮，要是没了粮，娃们咋熬得过去？”
年轻的媳妇们，也跟着抹起了眼泪。她们的男人，都去了村支书家，商量对策去了。可她们心里都清楚，怕是商量不出什么好结果。
村支书张老头的家里，此刻正吵得不可开交。
“我看，咱得联合其他村子！”一个年轻的后生，血气方刚地说道，“一个村子的力量小，要是多个村子联合起来，公社总得给个说法！”
“联合？和谁联合？”一个老庄稼汉捋着胡子，慢悠悠地说，“其他村子，怕是也和咱一样，自身难保。谁愿意出头？出头的椽子先烂啊！”
“那也不能坐以待毙！”后生急道，“难道眼睁睁看着咱村的根，就这么被断了？”
张老头坐在炕沿上，一言不发。他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联合其他村子，他不是没想过。可这风雪天，路难走，消息传不出去。就算是联系上了，又能怎么样？公社的红头文档，就象是一道催命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张家村的土坯房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雪，象是给房子戴上了一顶白帽子。可这洁白的雪，却掩盖不住村子里弥漫的绝望气息。
还有赵家岭，那个坐落在塬顶上的小村子。
赵家岭的人，性子最烈。昨儿个晚上，公社的通知刚传到村里，就有人抄起了扁担，嚷嚷着要去公社讨说法。要不是村支书赵老头死死拦住，怕是这会儿，已经闹出大乱子了。
赵老头的家里，此刻灯火通明。村里的几个老辈人，围坐在炕桌旁，桌上摆着一壶劣质的烧酒，却没人有心思喝。
“老赵，你说，咱真的不能去公社闹一场？”一个老辈人，敲着桌子问道。
赵老头端起酒碗，抿了一口，辣得他龇牙咧嘴。他放下酒碗，摇了摇头：“闹？咋闹？咱手里没凭没据，公社一句话，就能把咱扣上一个‘违抗命令’的帽子。到时候，吃亏的还是咱自己。”
“那咱就这么认命？”另一个老辈人不甘心地说。
“不认命，又能咋样？”赵老头叹了口气，“再等等吧，看看其他村子，有没有什么动静。”
窗外的风，刮得更紧了。雪粒子打在窗纸上，噼里啪啦地响。炕桌上的油灯，被风吹得摇曳不定，映着一屋子沉默的人。
风雪，还在继续。
土塬上的各个村子，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通知，搅得人心惶惶。绝望，象一张无形的网，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有人认命，有人不甘，有人愤怒，有人迷茫。
可他们都知道，这件事，绝不会就这么轻易地过去。
因为，那被征缴的，不仅仅是种子粮，更是他们的根，是他们来年的指望，是他们在这片土塬上，活下去的底气。
而此刻，老李头和二愣子的身影，还在漫天风雪里，艰难地跋涉着。他们的脚步，踏碎了一地的积雪，也象是在踏碎着笼罩在这片土塬上的绝望。
谢家村的轮廓，已经隐隐约约地出现在了风雪的尽头。
老李头抬起头，望了一眼那模糊的轮廓，干裂的嘴唇，微微动了动。
他知道，这一趟，他必须得成。
县里的紧急会议结束时，日头已沉到西边的山坳里，橘红色的霞光把县委大院的土坯墙染得发烫。
各公社来参会的干部攥着那张盖着红章的指令纸，纸角被手指捏得发皱，上面“征集全部留种粮，优先支持县城”的字迹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人心里发紧。
黄土坡公社的副书记把指令纸折了三层，塞进中山装内侧的口袋，紧贴着心口，仿佛这样就能压住那股翻涌的焦灼。
他走出县委大院时，撞见清溪公社的武装干事正蹲在墙角抽烟，烟蒂扔了一地，见他过来，只闷闷地说了句“这趟差事难办”，声音里裹着化不开的愁绪。
黄土坡公社离县城最远，翻三座山、过两条河才能到公社驻地。
副书记回到公社时，已是深夜，公社办公室的煤油灯昏黄摇曳，几个内核干部早已等侯在那里。他把指令纸往八仙桌上一拍，“县里下死命令了，城里粮仓被炸，断了粮，要咱们把各村的种子粮全收上来，先救急。”
这话象一块巨石砸进平静的水潭，办公室里瞬间炸开了锅。生产干事急得直跺脚：
“副书记，这哪行啊？咱们黄土坡是山区，土地贫瘠，去年收成本来就不好，各村留的种子粮都是按最低标准留的，收了明年开春种什么？”
“就是啊，”民政干事接口，声音压得极低，“村里人为了留这点种子，冬天都省着吃，有的户甚至把红薯干掺着糠咽，收了他们的种子，明年地里就荒了，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
副书记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手指重重地敲着桌子：
“我知道难！可县里说了，城里十万张嘴等着吃饭，粮仓被炸是敌特破坏，这是政治任务！咱们是公社干部，得服从组织安排，明天一早就分片下去，给各村传达指令，三天之内必须把种子粮收上来。”